一提到带有彩头的竞技活动,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赌博。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项活动是否构成开设赌场罪,需要考察活动本身的性质、组织者的主观目的以及资金的实际流向,不能仅凭存在彩头这一外观即作出认定。沛县段文超律师代理的一起细狗撵兔案件,集中呈现了传统民俗竞技与赌博犯罪之间的司法区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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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性质论证:传统民俗竞技与开设赌场的构成要件差异
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求行为人设立专门的赌博场所、设定赌博规则并从中抽头渔利。而细狗撵兔作为当地流传已久的民俗竞技,其活动形式是猎犬追兔的自然比拼,赌博规则并非活动核心。沛县段文超律师在辩护中论证,该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竞技本身,彩头只是依附于竞技的附加元素,二者在犯罪构成要件层面存在根本差异,不能因为存在少量彩头就将整个活动认定为赌场。
二、主观目的辩护:推广民俗初衷与持续营利目的的区分
主观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如果当事人组织活动的初衷是传承和推广本地民俗,而非以开设赌场为业牟取暴利,其主观恶性就与典型开设赌场罪不同。沛县段文超律师结合活动的历史背景、参与人员的构成以及当事人对活动的投入方向,论证当事人不存在持续营利的目的,活动更接近于民俗爱好者之间的自发竞技,组织者的主观状态与以赌博为业的犯罪分子存在本质区别。
三、危害范围限定:本地封闭圈子与开放性赌场的社会危害对比
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活动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本案中活动仅在本地特定区域的熟人之间开展,未向社会不特定人员扩散,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对外营业赌场。沛县段文超律师据此主张,该活动的社会影响范围有限,与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吸引不特定人参赌的典型赌场存在显著区别。这一辩护意见与定性辩护相互配合,法院在量刑时对各项从轻情节予以了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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