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更新一个系列,用一条框架,梳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结果,后台收到了不少读者的留言:“你以前天天写县城的烟火气、基层的运行逻辑,怎么现在突然写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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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还真没有转方向,写县城也好,写历史也罢,我都是想让普通人读懂中国,不管是现在,还是来路,都得懂。
许多写历史的,写的都是在那里打来打去,你计算我,我计算你,权谋倾轧、征伐不休。
许多人想到古代,就是封建,就是食古不化,就是落后,就是压榨。其实不然,一个朝代能存在这么久,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与闪光点;当然,一个朝代的衰亡,也自然有它的原因与问题点。
所以,我认真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并整理落成文章,就是在找寻这些道理,存在的道理,灭亡的道理。
想在“专制黑暗”的口号之外,平心客观地看一看,我们这个国家,当年到底是怎么搭建起政府架构的?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选?地方和中央怎么博弈?
一、汉代,权力的框架与士人的崛起。
汉代,中国大一统政府真正定型,它定下的规矩,影响了后来两千年。
最精彩的,当属“皇权”与“相权”的划分。
那时,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室和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有“六尚”秘书处,管管私人起居;宰相有“十三曹”,全国政务汇集如此。
那时,汉代一切实际事权,在相府,不在皇室,皇帝的命令,是要宰相盖章的。
选人上,汉以前当官看血统,到了汉代,通过“乡举里选”、“太学”和“察举孝廉”,政府逐渐从贵族手里,交到了士人手里,有了士人政府。
经济上,汉代轻徭薄赋,土地自由买卖,最后导致兼并;汉武帝为了打匈奴,盐铁官营,国家下场做买卖,地方失去活力。
二、唐代,制度的创新巅峰。
如果说汉代搭了骨架,唐代就是制度的顶峰。
唐代,宰相不再是一个人,变成了委员制,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发令,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
选人上,唐代有了科举制,把政权向平民子弟彻底开放,打破了门阀垄断,放牛娃也能进庙堂。
兵役上,唐代实行府兵制,全兵皆农制度,大唐成了当时世界第一强国。
唐代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监察官呆在地方,成了节度使,最后尾大不掉,酿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三、宋代,防内甚于防外。
宋代,宋太祖为了防武将造反,开始分权。相权一分为三,军事归枢密院,财政归三司,人事归审官院,宰相不但没权,还得被台谏官骂。
中央集权代价,是地方彻底的掏空,金兵一南下,首都开封一破,全国土崩瓦解。
宋代科举走向僵化,为了防作弊,实行糊名制,不问考生名声德行,一张考卷定生死。
拼命养兵,20万养到125万,加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硬生生把自己拖成了“冗兵冗吏”。
所以,宋代防住了内部造反,却没防住外部侵略。
四、明代,走向绝对独裁与流品分化。
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皇权空前膨胀,又设立内阁(私人秘书处)和太监(批红的实权者),到了明朝中后期,司礼监太监就成了“真皇帝”。
明代政治,最大问题,在“流品”之分。明代,“官”和“吏”分家,科举考上的是官,下面办事的是吏。吏永远升不上去,官不懂业务被糊弄,这是明清官场腐败的根源。
经济上,张居正提出“一条鞭法”,把田赋、劳役折成白银,中国从人头税走向财产税,明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
五、清代,只有法术,没有制度。
清代,在钱穆先生看来,没有制度,全是部族私心的“法术”。
公开的约定才能叫制度,当一切事情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就不能算制度了,只能叫法术。
皇帝的命令,不走明发上谕,实行寄信上谕,偷偷寄发个人;六部尚书满汉分开,相互扯皮;为了留退路,设立“禁区”;文字狱把读书人吓得去故纸堆里考据。
六,读懂历史,看清县城,读懂中国。
兜兜转转,五篇写完。
你可能会问,这跟写县城有什么关系?
钱穆先生说,要讲一代制度,必先精熟一代人事;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
以前我写县城,写的是“活的”人事,是基层的烟火气,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现在我把历史这五篇写出来,是想看看笼罩在这些人情世故之上,那套运转了上千年的制度框架,到底是什么样的。
没有制度的底色,人情世故只是一团乱麻;有了历史的纵深,你才会明白,今天的中国延续至今,有传承,有昨天模样,比如郡县制;有创新,不是昨天模样,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汉代政治得失
唐代政治得失
宋代政治得失
明代政治得失
清代政治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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