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东南亚深层去殖民化，中国是支撑

来源：环球时报

众所周知，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相继挣脱西方殖民枷锁，延续数百年的区域殖民统治体系在法理层面基本瓦解。如今，东盟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不少学者由此提出一个判断：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热潮，为东南亚迟滞已久的深层去殖民化进程打开了新空间。这个说法耐人寻味，它提醒我们：东南亚的去殖民化，远没有随着政治独立宣告完成，这一进程至今才刚刚起步、前路漫长。

需要厘清的一个核心前提是，主权独立、民族国家的建成，不等于完成完整意义上的“去殖民化”。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先后实现政治独立，但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1945年8月，印尼、越南先后发动八月革命，分别宣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老挝宣布独立。1946年，菲律宾正式独立。1948年1月，缅甸联邦共和国宣告独立。1953年，依托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推进，柬埔寨实现独立。1954年7月，《日内瓦停战协定》签署，越南、老挝、柬埔寨的独立地位获得国际承认。1955年，马来亚取得部分自治；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作为英联邦内主权国家独立。1959年，新加坡、文莱获得内部自治地位。正如印尼前总统苏加诺在1955年万隆会议开幕致辞中警示的：旧式殖民统治退场之后，殖民主义会变换形态持续存在。制度惯性、认知惯性，让宗主国留下的制度烙印、文化叙事，长期束缚着东南亚国家自主发展的空间。

这种隐性的殖民遗留，首先体现为制度的路径依赖。区别于直接占领，殖民时代嵌入本土治理架构的权力逻辑，在独立之后依旧在发挥影响。英国“分而治之”的历史遗产，长期深刻影响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的族群格局；荷兰留下的民刑法律框架，至今也仍在印尼法律体系中留下印记。印尼国会议员、历史学者邦尼·特里亚纳曾公开呼吁，借教育修法推动教育体系去殖民化，消解制度对本土传统信仰群体的结构性限制。

经济层面的路径依赖同样顽固。殖民时期，宗主国刻意塑造单一依附型经济，殖民地定位为原料、初级农产品供给地，产业被迫服务于宗主国市场。这套分工格局并未随独立自动消失，不少东南亚国家长期困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虽曾跻身亚洲“四小虎”，却长期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文化层面的殖民遗存也很突出：法国在法属印支推行同化政策，弱化本土历史叙事；英美长期输出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标尺，使部分本土精英习惯以西方制度模板作为参照，本土知识与传统治理智慧持续被边缘化。

从区域整体看，东南亚的自主化转型、深层“去殖民化”进程起步是比较晚的。新加坡、“四小虎”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一度被视作区域发展范本，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下，这更多只是重构了与欧美之间的依附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区域国家自主塑造发展路径、抵御外部冲击的短板。一个突出特征是：独立后，东南亚各国和欧美之间的经贸、制度联系比彼此之间的联动更强，区域内始终没能形成闭环、自主循环的经济网络。以东盟经济共同体正式建成的2015年为例，东盟外贸总额2.3万亿美元，内部贸易5350亿美元，占比23.6%；到2019年，内部贸易额增长至6330亿美元，但占外贸总量比重反而回落至22.5%。这说明，即便殖民时代早已落幕，东南亚在全球分工、规则体系中的自主性依然有待提升。

帮助打破这种局面的关键要素之一，正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区域供应链重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叙事，给东南亚各国提供了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参照与信心；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制度框架，东南亚得以作为一个整体，更主动地安排区域生产分工、贸易往来。因此，虽然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本身的目的不是“去殖民化”，但它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中心体系的供应链选择，让东盟更有条件争取产业链韧性、规则话语权，服务自身的区域自主诉求。

面向未来，东南亚的“去殖民化”还有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例如推进制度本土化改造以重构适配本土国情的治理体系，推动经济自主转型以提振区域供应链话语权，重建本土历史叙事，以及依托东盟共同体建设来重塑区域自主秩序和推进一体化等，而这些迄今依然是东南亚国家和区域治理的核心话题。（作者是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