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子达：让学生在山野间读懂“具体的真实”

　　在清华大学，有一门开在田间的思政课，学生可以下地管护甘蔗、采收玉米、给大蚕上簇，也能到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的茶山采茶炒茶，跟着农户学“一芽二叶”。这门名为“耕读——劳动教育”的课程开设3年来，吸引了不少本科生加入，还有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写下“希望延长课时”的心愿。

　　作为课程负责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路子达每年6月都会带着学生扎进山村，一住便是半个月。课程通常设置三个固定环节：体力劳动、经典研读、基层调研，其中田间劳动至少占三分之一。

　　“这门课的特点不只是农活体验。”在路子达看来，农事不只需要力气，还需要技术、经验和对时令的判断。现场，他总会把大主题拆成可观察、可追问的具体问题，比如：一颗桑葚怎么卖，一片蓝莓怎么种，一个村子的产业靠什么运行。

　　路子达说：“体力劳动是入口，读经典和调研是方法，最后要让学生看见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也要弄明白理论为什么必须回到具体的问题里。”

　　在复杂权衡里理解基层治理

　　半个月的驻村生活，往往从生疏的农活开始。路子达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参与课程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对农事普遍陌生，当地农户便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在马边茶山练习采茶，“一芽二叶”的标准容不得半分含糊，起初学生动作生疏，半天也采不满一筐，反复练习后才渐渐找到节奏、提高速度。炒茶更考验分寸感，面对高温铁锅，全靠手腕精准控制火候与翻茶节奏，所有技法都要跟着茶农现场学、当场练。

　　今年暑假，课堂搬到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的一处蓝莓园。蓝莓枝条伸展，学生弯腰掐尖。劳动间隙，几名学生问蓝莓园负责人：“种子是哪儿来的？”负责人说，种子、土壤等来自国外，主要销路也依靠出口。有学生愣住：这么远的山村，是怎么做到的？那天晚上，师生们的讨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路子达告诉学生，“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也有学生接着追问：“我们如何把国产产品做强？”

　　耕读课的调研环节通常围绕人口、产业、党建三大核心展开，今年，路子达又将其细化为“人口与活力”“产业与经营”“治理与党建”3个专题。在他看来，即便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农业问题，也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的联系中去理解，“书本上的理论不是几个需要记住的词，而是解释复杂现实的方法”。

　　大家在德昌县可郎村板栗收购站的一次调研，让路子达印象很深。起初，学生们看到产业给留守村民提供了分拣、去壳的务工岗位，直观觉得“有产业就有了出路”。但随着入户访谈逐步深入，收购价格随市场波动大、产业链仍停留在初级购销阶段、整体抗风险能力偏弱等现实问题一一浮现。学生们最初提出的“为什么不直接扩大规模”的疑问，慢慢转变成了“这个模式靠什么条件运行”“换一个村还成立吗”等深度思考与追问。

　　路子达把这种提问方式的转变，视为课程最珍贵的收获。“学生不再拿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套，开始学会在复杂的利弊权衡里理解基层的选择。”晚间复盘时，他也会提醒学生把“听到的事实”“作出的判断”“待补充的材料”区分开，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替别人作判断。

　　在路子达看来，这门课的设计方式严格遵循清华大学“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价值层面，重在培育学生的劳动精神，引导学生真正尊重劳动、崇尚劳动；能力层面，帮助学生直面真实的农村基层社会，掌握认识与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知识层面，则让学生系统了解农业生产、农业经营的基本逻辑，建立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具象认知。

　　如今，扎实的田野工作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调研成果。去年，课程调研走访达100户以上，一组学生撰写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报告在比赛中获奖；今年，有小组把目光投向移风易俗，关注乡镇基层如何应对高价彩礼。

　　不断追问，探寻理论来路

　　从山间田野回到清华大学的思政课堂，如何用理论解释学生看见的具体真实？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主讲教师，路子达习惯把抽象理论放回具体历史语境中，逐层拆解。

　　当讲到“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路子达没有从概念定义切入，而是先拿出农业合作化时期的调查材料，请学生逐一辨析：哪些属于经营管理问题，哪些涉及利益安排，哪些又是认识层面的分歧。“问题产生的原因不一样，解决办法就不一样。”他总是等学生形成自己的分析判断，再引导大家重读经典文献，理解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统筹兼顾的理论内涵，并尝试对应到现实场景中去分析。

　　课堂上，路子达还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图解搬上讲台。不少学生原以为农业规划只关乎粮食增产，翻开才发现其中涵盖交通、通信、教育等诸多领域，由此理解为什么看待农业问题必须放到整个社会的联系中。

　　这种“问题前置”的讲法，总能碰撞出超出备课预设的思考。在一次讨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一位学生没有停留在政策演进的时间线里，反而追问：一个目标方向正确，落实时如果不顾各地现实条件，会不会反而偏离初衷？学生那句“‘统一方向’不等于‘统一做法’”，让路子达印象深刻。他觉得，这说明学生不只是听懂了一段历史，更是在用历史经验反观自己的生活经历。

　　这次提问也推动路子达反思教学设计。此前，他曾以发言次数作为课堂参与度的考核依据，后来发现，发言数量多不等于思考深度足。后续教学中，他弱化次数要求，把更多课堂时间留给追问，也注意为不善当众表达的学生留出参与空间。

　　面对00后大学生的现实困惑，路子达同样秉持这份坦诚。他观察到，学生并非不愿谈论理想，而是更在意“理想能不能解释眼前的生活”。在一次《论十大关系》的课堂答疑中，有学生把国家、企业、个人的关系，和年轻人面临的住房、就业、劳动强度问题关联起来。“他们关心的不是一句‘要不要奋斗’，而是怎样让青年获得更多奋斗的动力。”在他看来，学生真实的问题不能轻描淡写地带过，更不能一听到压力与迷茫，就盲目给学生贴上标签。

　　路子达的做法通常是把问题分层。他会带着学生分析具体事实是什么；哪些来自个人当下处境，哪些同劳动关系、分配机制和公共服务有关；哪些可以通过自己的调整改善，哪些需要社会共同解决。“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个人不够努力，也不能因为存在结构性困难，就认为个人行动毫无意义。”

　　谈到何为一堂好的思政课，路子达说：“我希望这堂课能为学生留下一种遇事愿意求证、看人愿意理解的习惯。看到一个有冲击力的说法，先问问证据在哪里；遇到一个社会问题，多想一层它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联系；到了自己作选择的时候，有能力把愿望、条件和责任放在一起考虑。”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