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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简介:彭小华,独立学人,关系-交流研究者。长期关注死亡、临终医疗等相关内容。著有《学会告别》,曾翻译《最好的告别》《善终的艺术》等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多年心理咨询实践下来,我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人们越来越懂得关注、识别和分析自己的情绪,却未必越来越善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有些人反复审视自己的心理状态,最后反而越来越难以投入生活。
与此同时,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心理疾病频频进入公共讨论,儿童青少年的学习、成长困难,也越来越容易与心理疾病联系起来。
现实压力和精神痛苦确实增加了吗?过去被忽视的疾病得到了更多识别吗?还是随着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我们也越来越习惯用疾病解释人生中的困难?
这些因素可能同时存在。但我还有一个更深的疑问:我们是不是赋予了心理疾病太大的权力?
我们是否赋予了疾病过大的解释权,仿佛人生困难都能由病名说明?又是否赋予了它过大的决定权,仿佛一旦患病,一个人就应当退出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待完全康复?
当疾病的语言越来越成为理解生活的主要语言,我们会不会忽略人的处境、关系、责任与力量,也渐渐遗忘几千年来人类认识痛苦、面对痛苦、在痛苦中生活的智慧?
这不仅是医学与心理学的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PART 01
心理痛苦,不是生命的全部
在咨询工作中,我接触过一些长期承受巨大精神痛苦的人。
他们可能对家庭、关系或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深感挫败、失望,长期焦虑、沮丧,甚至在极度痛苦时想到死亡。
同一个人,在某些时刻可能痛苦、沮丧甚至绝望,在另一些时刻却能够投入工作,与朋友谈笑,享受喜欢的活动。
他们的痛苦是真实的,快乐也是真实的;失望是真实的,对生活的热爱也是真实的。
一个人的生命,远比症状和诊断标签丰富。疾病可以是他正在经历的困难,却不该成为他全部的身份。
最近与一位先生交谈,再次让我深受触动。他身患疾病,又长期承受家庭关系中的精神痛苦,甚至有过死亡念头。然而,他仍然工作,尽力承担家庭责任,保持社会交往,也能够享受生活。
我看见他的痛苦,也看见他的活力、责任感和生活能力。他并没有因为痛苦、沮丧,就退出自己的生活。
这让我想起林肯和丘吉尔,也想起曾国藩与王阳明。林肯一生中有过严重的忧郁时期;丘吉尔曾以“黑狗”谈及低落情绪;曾国藩在靖港战败后投水,被救起后继续整顿军务;王阳明在贬谪龙场的艰难岁月中继续思考、实践。
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也不必一概用今天的抑郁症诊断解释,却共同让我看到:精神痛苦可以与人的责任感、行动力和创造力并存。一个人有多么痛苦,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决定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想到这些经历,我更想问: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因为痛苦,甚至被诊断为抑郁症,就低估他仍然拥有的生活能力?
心理痛苦不等于心理疾病;即使确实患病,也不意味着生活从此只剩下疾病。
身体会疼痛,心理也会疼痛。人生的丧失、冲突、挫败、疾病和死亡,都可能带来悲伤、恐惧与沮丧。
这些痛苦有时是正常的人生反应,未必需要用精神心理疾病来解释;面对它们,也不能只把缓解情绪当作解决问题的全部。
心理健康不意味着永远没有痛苦。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理解痛苦,又怎样带着痛苦继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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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2
当关注情绪,变成了回避生活
在另一类咨询情境中,我看到的困难则是:人被自己的情绪和解释困住,逐渐失去行动。
一些人有能力、有追求,对自己要求很高,却特别在意自己的情绪和别人的评价。
得到肯定时,他们怀疑对方是否真诚;受到批评时,又容易由一件具体的事情,推导出对自己的全面否定。
面对工作、学习中的挑战,他们担心做不好,迟迟难以行动。事情没有推进,又开始责备自己。
于是,担忧、回避、拖延、自责,形成一个不断强化的循环。
他们并非没有改变的愿望。许多人非常想改变,也花了大量时间分析自己。
可惜,反复分析却不付诸行动,就难以积累新的经验;越怕做不好,越不敢尝试。
心理学把重复而缺少建设性的消极思虑称为反刍思维。它可能让人长期困在同一种感受和解释中。
咨询中,我常常请来访者把注意力重新放回眼前的事。
与其反复担忧能不能胜任工作,不如研究工作有哪些要求,哪些地方需要学习和改进。
与其不断揣测别人的评价,不如依据事实判断哪些意见值得采纳。
与其害怕失败而迟迟不行动,不如从能够完成的任务开始,在实践中学习、调整、迭代。
还有些人习惯等待状态彻底改善,才重新学习、工作、处理关系。
对于重病、严重疲惫或处于危机中的人,治疗、休息和保护有其必要。但如果每一点焦虑和不适都成为停止行动的理由,生活就可能被无限期推迟。
我们真的需要等到完全不焦虑、不疲惫、感觉良好,才能面对生活吗?
学习能力在学习中发展,工作能力在实践中提高,关系问题需要通过沟通与改变解决。
如果回避逐渐成为主要的应对方式,人可能失去获得反馈、积累经验和建立能力感的机会,焦虑与无助反而进一步加重。
有时候,情绪并不会先为行动让路。恰恰是在可以承受的行动中,人逐渐恢复力量,情绪也才有机会改变。
PART 03
当疾病拥有过大的解释权与决定权
几年前,我写过《警惕抑郁症“医疗化”现象》。那时我关注的是:人们遭遇关系冲突、学业和职业挫折、生活压力与意义危机,痛苦有着复杂的现实根源,却越来越容易被主要作为抑郁症患者来理解。
一旦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症状和治疗,产生并维持痛苦的关系、处境、选择和行动,就可能从视野中消失。
人为什么痛苦?什么使痛苦持续?他的生活究竟需要怎样的改变?这些问题,不能由一个病名代答。
后来,我愈发警觉:疾病名称的影响,已不只停留在临床诊断中,还可能进入人的自我理解,改变家庭的期待,甚至左右人生的安排。
精神障碍的诊断名称和心理学概念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讨论与日常语言。
我们对症状的称呼日益熟练,却未必因此更清楚一个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仍然拥有怎样的力量,又该得到什么帮助。
我最初反思的是精神痛苦的过度医疗化,如今更想追问整个社会的过度心理化:一种解释方式,怎样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所谓过度心理化,是将本应放在现实处境、关系、行为和社会环境中理解的问题,过多地归因于个人心理,甚至进一步归入疾病。于是,生活中的难题被翻译成症状,复杂的人被压缩成标签。
2023年,心理学家Lucy Foulkes和Jack Andrews提出了“患病率膨胀假说”(prevalence inflation hypothesis)。
他们提出一个值得警惕的可能性:心理健康知识传播帮助人识别真实疾病的同时,也可能使一些人把普通痛苦理解为心理疾病。
这种解释是否进一步影响自我认识、增加回避,乃至加重症状,还需要研究检验。问题尚无定论,却不应因此失去讨论的资格。
心理健康知识应当增加理解人的能力。如果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播,使一些人越来越忙于自我识别、自我怀疑,却减少了面对真实生活的尝试,我们就必须反思这种知识被使用的方式。
2024年,美国记者Abigail Shrier出版《Bad Therapy: Why the Kids Aren’t Growing Up》(可译为《糟糕的治疗:为什么孩子们没有成长?》)。
她尖锐批评美国社会某些心理健康教育和治疗文化:过度分析儿童情绪,把成长中的挫折不断病理化,使孩子越来越习惯通过心理问题认识自己,却越来越缺少面对困难的练习。
她还质疑,专家不断介入孩子的生活,是否在无意中削弱父母养育的信心,让孩子越来越依赖外部解释和帮助。
这本书的一些论断仍有争议,但它提出的追问,在中国同样迫切。在一些家庭、学校和心理健康传播场景中,类似的过度心理化已能看到,而我们对此的警觉和反思远远不够。
更值得警惕的是,疾病名称可能从解释痛苦的工具,渐渐变成决定生活安排的依据。
一个人遇到困难,本可以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现实问题需要处理?我能改变什么?需要怎样的支持?
当“我有病”成了解释一切的答案,“我还能做些什么”便可能被挤到一边。生活仿佛只剩下一项安排:等病好了再说。
当疾病拥有过大的决定权,诊断就不再只用于识别和治疗疾病,还开始左右一个人怎样判断自己的能力、设想未来。
最让我痛心的是,一些原本聪明、有潜力的孩子,因为被认为患有心理疾病,逐渐退出学习。父母心疼、害怕,不敢再提出学习要求;学校也可能停止寻找合适的支持方案。孩子越来越相信自己没有能力上学,一家人把希望寄托于治疗和等待,最初让孩子痛苦的学习困难、关系冲突、家庭互动和学校问题,却迟迟得不到处理。
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有的孩子离开学校越来越久,学习的连续性被打断,生活节律和同伴联系受到影响,重返校园也越来越困难。孩子痛苦,父母也痛苦。父母深爱孩子,却可能在保护孩子的同时,使孩子失去练习生活、发展能力和走向独立的机会。这种代价,不能被轻描淡写为“让孩子休息一下”。保护孩子的目的,是帮助他逐渐获得保护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让他越来越离不开保护。
严重疾病、自伤风险和有伤害性的学校环境,当然可能需要休息、治疗或暂时离校。令人担忧的是:把休学当作问题的答案,长期等待康复,却没有帮助孩子恢复学习、交往和成长的安排,也没有促使家庭和学校作出必要改变。
一个诊断不该让我们停止追问:孩子究竟遭遇了什么?他仍然能够做什么?我们怎样帮助他继续成长?如果每一种悲伤都被怀疑是抑郁,每一种担忧都被怀疑是焦虑症,每一次挫折都被解释成创伤,正常的人生痛苦还剩下多少位置?
愿心理学、精神医学和整个社会都面对这一追问:我们越来越擅长识别痛苦,是否也越来越不善于看见人在痛苦中仍有的力量?
PART 04
人类并不是有了现代心理学,才开始处理精神痛苦
精神痛苦从来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疾病、衰老、死亡、失败、丧失和背叛,人类已经面对了几千年。
现代心理学诞生以前,人们已经在追问:为什么会痛苦?面对无常和命运,怎样安顿生命?人应当怎样生活?
古希腊斯多葛学派重视人在无法完全掌控命运时,怎样运用理性与德性选择自己的回应。
爱比克泰德强调区分由自己决定的事情与不由自己决定的事情。
外部环境、别人的行为和命运变化,不完全由我们控制;但我们可以学习审视自己的判断,选择如何回应。
斯多葛哲学的关怀超越情绪是否舒适,指向一个人怎样实践德性、过值得过的生活。
佛学从“苦”出发,四圣谛讨论苦、苦的原因、止息的可能,以及通向止息的道路。
这种“苦”不止于悲伤或焦虑,也触及生命无常,以及人向不断变化的事物索求恒久满足时的根本不圆满。
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贪求、执着与抗拒,又怎样通过智慧、伦理和修习改变与痛苦的关系?佛学对此作出了深刻探讨。
它给人的启发,不只是调节当下情绪,更是学习怎样理解生命、面对无常。
阳明心学则把认识与实践紧紧联系起来。
王阳明强调良知、知行合一和事上磨炼:人在具体处境中辨认是非,也在生活实践中修养自己。
所谓知行合一,意味着真正的认识不能与行动割裂。
这让我想起咨询中的一些人:他们能够熟练分析自己的心理,却迟迟不能改变生活。
如果所知始终不能进入实践,我们是否需要重新追问:那些道理究竟有没有成为自己的智慧与能力?
斯多葛哲学、佛学与阳明心学并不是同一种理论。但它们都把人放回完整的生命之中,关心一个人如何理解世界、修养自身、处理关系,在无常与困难中行动。
这使我更确信:心理健康不应只以症状的有无和情绪的好坏来衡量。人怎样生活,同样重要。
PART 05
走出疾病与症状中心,重新认识完整的人
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有重要的知识与治疗成果。严重精神疾病需要及时识别、规范治疗,危机干预也可能挽救生命。
与此同时,现代心理治疗内部本来就有多种重视主体性、价值和行动的传统。
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接纳与承诺疗法(ACT)、系统家庭治疗,都提供了理解和帮助人的不同路径。
例如,ACT强调接纳难以避免的内在体验,仍然可以采取符合自身价值的行动;一个人不必把情绪彻底变好,当成开始生活的先决条件。
我批评的是心理学知识在某些传播和应用中被不断缩窄:识别症状、获取标签、消除不适,渐渐压过了理解处境、改善关系、发展能力和思考人生。心理疾病拥有的解释权越大,人的其他面向就越容易被遮蔽。
现代心理科学提供关于心理机制与干预效果的研究成果,古今哲学则拓展我们对生命、价值、伦理和实践的理解。它们可以彼此启发,共同丰富我们对人的认识。
思想上的深刻不自动等于临床疗效,科学上的有效也不等于已经回答了人生的所有问题。
我们需要一种更完整的心理健康观:看见疾病,也看见处境;理解痛苦,也看见能力;提供治疗与保护,也支持人继续选择、行动和创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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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6
好的心理咨询,应该帮助人重新回到生活
这些年的咨询实践中,我逐渐形成一种称为“道本咨询”的整合性咨询取向,重视真实、良知、边界、责任和爱。
“道”不是咨询师握有的一套标准答案,而是人在真实生活中不断辨认这些价值、作出选择并承担后果的过程。
我常用一句话概括这一取向:
以爱承接痛苦,以智慧辨认问题,让理解进入行动,让人重新回到生活。
它吸收现代心理学的方法,也受到佛学、阳明心学等哲学传统启发;目的不是创造新标签,而是帮助具体的人恢复生活能力。
具体而言,有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
第一,理解痛苦,也理解痛苦背后的完整生活。
来访者经历了什么?哪些现实困难、关系和行为使痛苦持续?他的生活中仍有哪些资源、能力与支持?
共情让人不必独自承受羞耻和恐惧,也为进一步理解与改变创造了可能。
对一个长期不上学的孩子,我们既要了解情绪与健康状况,也要追问:学习到底卡在哪里?学校是否有伤害?父母的应对是否帮助了孩子?休学之后,他每天怎样生活?什么样的支持才能让他重新成长?
第二,帮助来访者恢复觉知、判断、边界与主体性。
感受是真实的,却未必等于事实。觉得自己失败,不等于真的毫无价值;害怕被否定,也不等于已经遭到否定。
咨询需要帮助来访者看清自己的解释和行为模式,分辨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应当承担什么,以及哪些责任不属于自己。
真实、良知、边界、责任和爱并不总有现成答案,有时还会彼此冲突。咨询师需要与来访者共同在具体处境中辨认,而不能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变成来访者必须服从的命令。
让人恢复主体性,意味着帮助他更自主地选择,而不是把对生活的决定权转交给咨询师。
对于儿童青少年,还意味着让他们参与适龄的学习和生活决定,在恰当的支持中重新练习选择和承担。
第三,让认识进入行动,在生活中发展能力。
规律起居,完成一项任务,学习一种技能,进行一次艰难的沟通,建立边界、修复关系——行动可以很小,却必须真实发生。
理解不等于改变,领悟不等于能力。
有些改变不会先从心情变好开始,而是从一个人重新做起那些重要、也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
对长期休学的孩子,行动可以从可行的学习、交往与生活任务开始,不必机械地等同于立即恢复全日制上学;学校造成的伤害需要改变,家庭也需要调整自己的帮助方式。
我始终相信,慈悲不是纵容,坚定不是责备。帮助一个人,既要理解他真实的痛苦,也不能因为心疼,就轻易放弃他仍然能够发展的能力。
严重精神疾病与自杀风险需要专业评估、治疗及安全支持;所有行动都应从当事人真实的身体状况和承受能力出发。
心理咨询的价值,最终要回到人的生活:他是否更能理解自己,面对现实,改善关系,作出选择,继续发展?
PART 07
结语:让心理学重新回到生活
写到这里,我越来越确信: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精神痛苦,重新认识抑郁症,更要重新认识疾病之外那个完整的人。
我们赋予了心理疾病诊断太大的解释权,有时甚至让它拥有了决定一个人如何生活的权力。
病名可以帮助认识疾病,却无法解释一个人的全部命运;痛苦也不能独自裁定他的能力与价值。
我们不能一边制造痛苦,一边要求个人不断调节情绪来适应。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都需要直面自身制造或加重的困难,不能把所有问题都交给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
人类对精神痛苦的理解,不应止于疾病诊断;对精神痛苦的帮助,也不应止于症状治疗。
我们需要把人重新放回他的关系、处境、责任、价值和生命之中。
心理学应该服务于人的生活,而不是让人的生活越来越围绕心理问题展开。
人不必没有痛苦,也可以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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