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广州越秀山游泳池畔,29岁的林克第一次正式见到毛泽东。那时,他刚从新华社国际部调入中南海,承担国际形势研究和英语教学工作,心里既紧张,又没有多少把握。
田家英曾提醒他,做这项工作要耐得住冷板凳,短时间内未必能帮上毛泽东的忙。林克后来回忆,毛泽东见面时并没有摆出严肃架子,而是先问他的籍贯和年龄。
“你是哪里人?多大嘞?”
林克回答自己是江苏人,毛泽东听出他的口音不太像,便继续追问。得知林克幼年在保定生活、后来到北平读燕京大学,还参加过地下党后,毛泽东谈起保定的历史,气氛也随之轻松下来。
谈到工作时,毛泽东交代他研究国际问题,遇到重要情况及时汇报。临别前,又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你就当我的英语老师,怎么样?”这句话,确定了林克此后十二年的工作内容。
林克没有从复杂的英文原著教起,而是选取篇幅较短的政论文章,陪毛泽东一点点阅读。毛泽东平日事务繁重,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处理政务几乎占满时间,只能把零碎时间用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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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冬,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工作安排很紧,林克仍在清晨带着材料前去,两人利用早晨的一段时间学习英语。毛泽东的目标很明确,要逐渐读懂英文政治、经济和哲学文章。
这件小事,能够说明他的学习方式。英语并不是为了应付场面,而是为了直接接触外国报刊和理论材料,减少转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到了晚年,他已经可以借助字典阅读英文政论文章。
林克也因此长期观察毛泽东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法国后,不少外国分析者担心欧洲政治明显右转,甚至作出极为激烈的判断。毛泽东却认为,戴高乐可能推动法国摆脱美国的过度控制,使欧洲形成相对独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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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欧洲内部的变化确实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林克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毛泽东的判断并不是追着舆论走,而是从法国自身利益和欧洲格局变化出发。
林克谈到毛泽东的生活时,争议最大的一件事,是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患过浮肿病。1959年至1961年,国内粮食生产和供应遇到严重困难,政策失误、自然灾害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许多地区群众营养不足,部分地方还出现了严重后果。
中南海同样压缩了生活供给。毛泽东的粮食定量曾降到每月二十六斤,肉类和蛋类也很长时间难以保证。有人后来写道,他曾连续二十天一粒米未进,靠野菜和树皮充饥。
林克对此明确否认,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他回忆,毛泽东的口粮确实减少了,但工作人员还要设法保证基本营养。食堂会把可以食用的植物与粮食搭配,院内也开出菜地,种植蔬菜和生长较快的野菜。
这些安排称不上丰盛,却能维持基本饮食。毛泽东少吃肉和蛋是事实,长期处于清淡甚至紧张的供给状态也是事实,但林克没有见过他出现浮肿症状。因此,把“生活困难”直接写成“毛泽东患浮肿病”,并不严谨。
浮肿病往往与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困难时期不少群众确实受到这种疾病影响。正因为这种背景真实存在,关于毛泽东个人身体状况的叙述,更需要区分亲历回忆、档案材料和后来的传闻,不能把不同层面的事实混成一句话。
林克留下的说法,重点并不在于把毛泽东的生活描绘得特殊,而是说明中南海当时也受到供应紧张影响,同时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饮食进行了专门照料。那段日子里,他没有吃到传闻中所说的野菜树皮,也没有出现林克所说的浮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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