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榆次后,邵华没有急着休息,也没有把时间交给接待安排。她换着角度观察街巷,手里的相机几乎没有停过。同行人员很快发现,这位年过六旬的将军,最在意的不是行程表,而是眼前稍纵即逝的细节。
乔家大院是第一站。导游准备讲解时,邵华笑着说:“你们跟着新宇参观,我拍我的。”毛新宇知道母亲的习惯,便带着妻子和其他人进入院落,邵华则独自留在建筑和院墙之间。
她拍门楣,也拍砖雕;拍院落布局,也拍游客经过时留下的身影。对她来说,老宅并不是一组静止的建筑,而是晋商家族生活秩序的遗存。这样的观察方式,带着摄影者的敏锐,也带着历史工作者的耐心。
中午,榆次方面在金融大酒店设便宴。邵华却仍在乔家大院取景,连午饭时间也不愿轻易放下相机。她对儿子和儿媳说:“你们替我去吧,我把这里拍完。”原定还要看的渠家大院,也被她放进了拍摄计划。
邵华迷恋摄影,并非始于晚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她曾随姐姐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姐妹俩带着一部从苏联带回的相机,起初连基本操作都不熟悉,只能边请教、边摸索。
毛泽东对这件事有明确要求,拍摄的照片不能随意拿到外面冲洗,也不能擅自公开。回家后,邵华便把卫生间改成简易暗房,自己冲洗胶卷、印制照片。那时的条件很简陋,却让她真正掌握了摄影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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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十年代,她有了自己的相机,出门拍摄更加方便。相机型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始终保留着记录现场的习惯。人物的神态、建筑的比例、街道的光影,往往只有一个瞬间,错过便很难重来。
离开祁县后,车队前往平遥。邵华没有一直坐在车内,而是乘坐出租三轮车穿行古城,一边走,一边拍。两天之内,她使用了四十多个胶卷,拍下的照片超过一千五百张。这样的拍摄量,足见她对晋中历史建筑的专注。
当晚,邵华一行住在平遥古城明清街附近。店方得知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特意准备了红烧肉。毛泽东确实喜欢这道菜,战争年代条件有限时,偶尔吃上一顿,更多是为了补充体力。经济困难时期,他又主动减少这类菜肴,生活安排始终服从整体条件。
饭桌上,毛新宇指着红烧肉说:“这道菜不错。”一句家常话,让接待者准备的菜肴有了特殊意味。这里没有铺张的排场,更多是地方待客时对来宾背景和饮食习惯的细心考虑。
真正让邵华停下脚步的,是灵石王家大院。陪同参观的灵石县县长耿彦波,把一行人带进一间特别展室。室内陈列着七千枚毛泽东像章,样式各异,没有一枚完全相同。
这些像章由一位曾在灵石担任县长的老同志捐献。它们并非单纯的收藏品,背后还保留着一个时代的物质印记。金属、搪瓷、塑料等不同材质,记录着当年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文化,也折射出普通人保存历史的方式。
毛新宇和郝明莉看得很仔细,并请记者拍下合影。毛新宇出来后,马上让秘书把消息告诉母亲。十多分钟后,邵华提着相机赶到展室。
她站在像章前看了很久,对耿彦波说:“谢谢,这个地方很珍贵。”随后,她也想留下照片。由于自己的相机没有闪光设备,随员便请来记者帮忙。年轻记者有些拘谨地说:“将军,我的相机一般,但一定给您拍好。”邵华连声道谢。
这次晋中之行,王家大院的七千枚像章,成为邵华拍摄最多、停留最久的一处。她用镜头记录古建筑,也记录一批特殊收藏的存在。对她而言,那不是行程中的附带内容,而是这趟山西之行最值得保存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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