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亳地望平肥盆地西沿考
——以遗址群、金文卜辞与汇河地貌为线索的一项假说性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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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族起源与早期都邑“商”“亳”的地望,是先秦历史地理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在“商源东方说”的学术脉络下,以今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泰安市东平县与肥城市交界的平阴—肥城(平肥)盆地西沿为考察范围,综合新石器至商代遗址的分布、商周金文与青铜器、甲骨卜辞及出土文献、盆地地貌与地名遗存等多类线索,并参考帝辛十祀征人方卜辞的逐日干支排谱与“族迁名随”的名号传播框架,提出两项初步推断:其一,卜辞与传世文献中与商族关系密切的“章(鄣)”地,其地望即西周鄣国故城,在今东平县接山镇鄣城村一带;其二,早商之“亳”,当在平肥盆地西部汇河沿岸的冲积—湖积平原,即今平阴县孝直镇汇河平原一带。本文所论属于基于文献、出土文字与环境地貌的假说性考证,两处地望的最终确认仍有赖于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与测年工作。
关键词:商族起源;亳都地望;鄣国;平肥盆地;汇河;泰山田猎区;甲骨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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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商族起源与“亳”地望诸说评议
商族起源及其早期都邑的所在,历来是先秦史与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传世文献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的族源传说,以及“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尚书·书序》《史记·殷本纪》)的都邑记载,为后人追索商族早期活动地域提供了基本线索。自清代以来,学者围绕“亳”地地望形成了多种互异的意见。
王国维《说亳》考订汤都之亳当为西汉山阳郡薄县,即今山东曹县南一带,是为北亳(景亳)说的代表[1];其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沿此脉络,进一步肯定商族兴起于东方[2]。此外,传统说法尚有南亳(今河南商丘东南、虞城谷熟一带)、西亳(今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亳丘(亳墟)”说,以及内黄说等[17]。诸说分别依据文献记载、都城级遗址与战国陶文等材料立论,至今未有定论。需要指出的是,主流考古学界所确认的商代早期城址,多分布于豫西、豫中与冀南一带;而主张商族起源于东方(海岱及鲁西南、豫东交界)的“东方说”,虽有文献与部分金文、卜辞线索支持,却长期缺乏与之对应的早期城址考古实证[17]。
本文不拟对既有诸说作全面裁断,而是在“商源东方说”的框架内,选取鲁中南山地西麓、平阴—肥城盆地西沿这一尚未被系统讨论的区域,尝试从遗址群、金文卜辞、地貌与地名四个维度,对“商(章/鄣)”与“亳”的地望作一次假说性的重新定位。文中所引卜辞、金文地名的考释,多吸收近年陈絜等学者关于商周东土政治地理与“泰山田猎区”的研究成果[3][4];凡属本文新提出的推断,均在相应章节标明其推断性质,与已得到考古材料支持的结论相区别。
二、研究区域的地理背景:平肥盆地及其西沿汇河水系
本文所称“平肥盆地”,指今平阴县东南部与肥城市北部相连、以康汇平原为主体的山间盆地。据地方自然地理资料,肥城境内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北部是以盆地为特征的康汇平原,南部为汶阳平原;肥城盆地四面环山,山体由花岗片麻岩与石灰岩构成低山丘陵,盆地东北高、西南低,地表与地下水流向基本一致,汇集于盆地西南的冲积平原一带。平阴县则地处泰山西延余脉与鲁西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南高北低,中部隆起为浅切割构造剥蚀低山丘陵,东南部为汇河冲积平原,沿黄地带另有滩区涝洼[8][9]。
汇河是这一盆地的核心水系。汇河古名坎河,《水经注》称之为泌水,主流发源于肥城市湖屯镇北部陶山一带,在平阴县孔村镇陈屯村东入境,流经孔村、孝直两乡镇,于孝直镇展小庄村南进入东平县,在东平县戴村坝一带入大汶河[16]。衡鱼村一带汇河古称陶河、衡鱼河,自村中穿流而过[11]。由水系格局可见,汇河自肥城盆地内部向西南流出,其沿岸的孔村、孝直一线,正是盆地内部向鲁西平原过渡的冲积—湖积带,也是古代人类活动依山傍水的优选区位。
从更大范围看,这一区域位于泰山山脉西麓、大汶河上游支流汇河流域,西接鲁西平原,东连泰肥丘陵,北邻长清,南近汶上、宁阳。甲骨卜辞与金文所见商末东土田猎、征讨诸地,近年研究多定位在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西缘地带[3][4],平肥盆地正处于这一地带的西沿,其地理区位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商”“亳”地望问题具有直接关联。
三、“商(章/鄣)”地考:东平鄣城村与西周鄣国故城
(一)鄣国故城的传世记载与今地
鄣城村位于泰安市东平县接山镇驻地以东约三公里,大汶河北岸,地处东平、肥城、汶上三县交界附近,村址即坐落在鄣城故城遗址之上[10][12]。地方史志记载,鄣国本为黄帝之后任姓国,周初姜太公支孙封于鄣,为周之附庸小国;《路史·国名纪》称“鄣,东平无盐东北有章城,古章国”,并谓“章与谢本皆任姓”[10]。公元前664年鄣为齐所灭。《齐鲁晚报》相关史话亦提及,早在商代时期,鄣人已建立政权,所在地点正是后来周代鄣国的都城,即泰安东平鄣城村一带[12]。
考古与地情调查显示,鄣城故城延续使用至春秋,其地望古今异说甚少,传统考订即以今东平接山镇鄣城村为中心[10][12]。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西周封国本身,而是其地所沿袭的更早的地名渊源——卜辞与金文中与商族关系密切的“章(鄣)”地。
(二)卜辞“章(鄣)”与东土地名的对应
近年对晚商政治地理的研究表明,殷墟卜辞中一批与商王田猎、征行相关的地名,可与《春秋》经传及汉代以来的齐鲁地名逐一对应。陈絜在考订东土诸族与诸地时指出,卜辞所记“滳水”即汶水下游鄣邑附近的某条河流,与冀豫界河漳河无关;卜辞之“鄣(章)”地,与春秋时期鄣国所在的东平接山镇鄣城村一带相距不远[3]。网络考证文章《“商”和“亳”源于山东而非中原》据帝辛十祀征人方卜辞的逐日行军排谱与杞—瓒—索干支日距、兖州索氏商代铜器锚点,将征人方途中所经地名“商”刚性定在鲁西宁阳西北鄣邑一带汶水上游,认为这是现存商代甲骨中可考时代较早的“商”地记录[20]。两说所指为同一鄣地的相邻区域:宁阳西北鄣邑与东平接山鄣城村隔大汶河相望,同属汶水上游鄣地单元。
据此,本文提出第一项初步推断:卜辞中与商族东土活动相涉的“章(鄣)”地,其地望即西周鄣国故城所在的今东平县接山镇鄣城村一带,较征人方“商”地“宁阳西北鄣邑”的笼统定位作了进一步的城址落实。换言之,西周封鄣所沿袭的,是商代已见记载的“章”地旧邑。需要强调的是,卜辞“章”字与西周金文、传世文献“鄣”字的对应,目前仍属地名沿革层面的推断;鄣城遗址是否存在早商至晚商层位,尚需考古钻探与发掘加以验证。
四、遗址群考察:平肥盆地西沿新石器至商代遗址的密集分布
遗址的时空分布是判断早期人类活动中心的基础材料。据平阴县地情资料,县境内以商代遗址数量最为密集,自南往北主要有扈城遗址、周河遗址、寺阝(邑)城遗址、胡坡遗址、河套洼遗址、斗祭台遗址、崔山头遗址、桃花峪遗址、北安故城遗址等,其中大部分延续至春秋战国;1990年清理的洪范池镇臧庄商墓出土鼎、爵、镞等器物,所出铜爵为平阴县第一件有铭商器;孝直镇张庄遗址出土铜马、铜牛等青铜礼器;胡坡遗址所出龟甲见人工烧灼、凿痕,反映出占卜习俗的流行[7]。
在新石器时代方面,平阴洪范池镇周河遗址、玫瑰镇陈洼遗址均发现中晚期北辛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6100年),其后衔接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玫瑰镇张庄遗址、东阿镇寺阝邑故城遗址亦见典型岳石文化遗存,岳石文化聚落已形成“一般聚落—中心聚落—城”的金字塔结构[7][8]。就本文重点讨论的盆地西沿山地丘陵而言,可列入考察线索的遗址主要包括:
陈洼遗址,新石器时代,位于平阴县玫瑰镇陈洼村西,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层以新石器中晚期遗存为主[7]。
团山遗址(团山沟),位于李沟乡团山沟村西约五十米,遗址在团山顶部,呈椭圆形高台地,东西长150米、南北宽50米,文化层深1.5—3米,为商周先民遗址[13]。
张沟王八山遗址、孔村京兹遗址,位于盆地西沿丘陵与汇河支流一带;其中“京兹”与前述卜辞“京”地考订所指的平阴、肥城间京兹地名相呼应。此两处遗址的具体文化内涵与文保级别,尚待对照最新文物名录进一步核定。
肥城旅店遗址、衡鱼都君庄遗址,位于汇河中游沿岸。衡鱼村原名都君庄,相传为虞舜成都之处,汇河(古陶河、衡鱼河)穿村而过,亦是左丘明故里之传说所系[11]。
上述遗址自北辛、龙山、岳石至商周连续分布,集中于平阴—肥城盆地西部的山区丘陵与汇河支流沿岸,构成一条完整的早期文化聚落链条。与豫北、豫西已发掘的早商遗址相比,这一区域目前尚未发现可确认的商代早期都城级城址;但如此密集的新石器至商代遗址群,表明平肥盆地西沿在夏商时期已是人口聚居、文化连续的成熟聚落区,具备存在早期都邑性聚落的环境与社会基础。
五、金文与青铜器线索:梁山七器、小臣艅尊、榆地与商丘叔簠
(一)梁山七器、小臣艅尊与榆(句窳亭)地望
所谓“梁山七器”,指清道光年间(一说咸丰年间)传出土于山东寿张县梁山脚下的七件西周青铜器,包括小臣艅犀尊(小臣俞尊)、大保簋、大史友甗、大保方鼎一、大保方鼎二、伯憲盉、伯憲鼎等。其中小臣艅犀尊内底铸有二十七字铭文,记商王征伐夷方时赏赐小臣艅贝币之事,是商代晚期铜器的代表性器物[5]。
由于器物群系盗掘所出,非科学发掘,其真实出土地点长期存在争议。早年多据“梁山出土”之传闻,将大保簋铭文中的“榆”地定在今梁山一带;近年陈絜等学者结合田猎卜辞与征人方路线重新考订:大保簋所记“锡休榆土”,是周初将原属商王近臣小臣俞的榆地赏赐给太保召公奭;榆地与帝辛十五祀征人方所经之夒、京两地相近,殷墟田猎卜辞中的“榆”,与“因”“丧”等地相次,其大致地望当在今山东肥城句窳亭一带;故“梁山七器”的真实出土地点,大体应在梁山以北的肥城附近[5]。
句窳亭一地,见于《后汉书·章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元和二年“凤凰见肥城句窳亭槐树上”;《读史方舆纪要》称肥城南部四十里有凤凰山,即其地[14]。由榆(俞)地之考订可知,商末近臣小臣俞的领地、周初召公之榆土,都落在肥城—平阴交界的盆地边缘。这一结论与本文第三章卜辞“京”“章”诸地集中于平阴、肥城、泰安一线的判断相互支撑:商末王畿之外的东土近臣领地与田猎据点,确实环绕在泰山西麓的平肥盆地周围。
(二)商丘叔簠与“商丘”地名记忆
1960年,山东泰安市道朗镇大马村南龙门口遗址(龙门口水库)出土两件春秋早期青铜簠,盖内底与器内底铸有相同铭文:“商丘叔作其旅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现藏泰安市博物馆。这是目前国内所见唯一铭文直接自铭“商丘”的商周金文[15]。郑清森曾作《山东泰安出土“商丘叔”簠考》专门整理研究。
“商丘”本指商族所居之丘,其地名通常被安置在今河南商丘一带;而自铭“商丘叔”的铜器却出土于泰山西麓的道朗。网络考证文章特别指出,该簠是目前国内唯一带“商丘”复合地名铭文的先秦金文,其出土地泰安道朗与征人方卜辞所记汶水上游“商”地同属泰山西南麓狭小核心地理单元:晚商甲骨(约公元前1060年前后)在此记地名“商”,三百余年后春秋金文(约公元前700年前后)在同一小片地域记地名“商丘”,两套不同时代的出土文字在地高度重合、名号连续传承,构成跨时代、同地域的出土文字互证,可强化汶水上游为“商—商丘”名号早期流传核心区域的认识[20]。
本文采纳这一互证思路,但仍认为:商丘叔簠属二级增益证据,与一级甲骨、商代铜器重合时可强化源头认识,不能单独独立定案;器主“商丘叔”为后裔的解释亦不能完全排除。将其与卜辞泰山田猎区、肥城句窳亭榆地等线索并观,可作为商族东土活动范围远及泰山西麓的旁证之一。
六、甲骨卜辞与出土文献中的东土行迹:泰山田猎区及诸地
晚商卜辞中保存了大量商王在东土田猎、征行与祭祷的记录。近年研究已逐步复原出一个以泰山为中心的王室田猎区。陈絜指出,商末田猎区似在泰山周围,可称之为“泰山田猎区”;《左传》定公十四年“蒯聩献盂于齐”之盂地,与卜辞田猎地盂为一非二,在“龟阴之田”一带[4]。赵庆淼(故宫博物院院刊相关研究)考订宾组卜辞《合集》10198中的田猎地“敏”当读作“龟”,其地与《诗经》《左传》所载“龟蒙”“龟阴之田”有关,位于泰山东南方的汶水上游西岸地带,即今山东泰安市境;这说明早在武丁时期,商王已频繁进入泰山一带的王室田猎区[6]。
帝辛十祀征人方卜辞是现存时序最严密的晚商东土地理一手档案。黄组《合集》36482记“甲午王卜贞……余步,从侯喜征夷方……肩告于大邑商……惟十祀”,大邑商是战前王都告庙之地、王朝出发原点;西周何尊金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直接承袭商代官方称谓,故“大邑商”专指晚商王都(安阳殷墟),与东征途中的单字地名“商”在同一套卜辞中严格二分、绝不混用[20]。《合集》41753、《合集》36567、《合集》36751构成完整连续的行军链:大邑商(安阳)→雇→力→香(婚)→商→亳→鸿→婚→杞→瓒→索,全程单向自西向东、向东南递进,每日一步、干支连续、时序无隙[20]。
行军链的地理坐标由末端铜器锚点反向锁定:兖州李宫村出土商代索氏青铜礼器群,大辛庄亦出索氏鼎爵,索地被商代实物刚性锁定在今山东兖州;卜辞干支明载壬辰在杞、癸巳在瓒、甲午在索,杞至索为标准两日王步行程(约60—80里商代行军常数),由此反推杞必在兖州正西新泰、宁阳一带的汶水上游,婚、鸿、亳、商则依次排布于汶水上游宁阳、肥城一线[20]。这一排谱方法以甲骨干支时序为一级证据、以商代铜器为考古铁锚,其方法论本身值得重视;但其所定“商”在宁阳西北鄣邑、“亳”在宁阳—肥城汶水沿岸的定点,仍需本文结合城址、地貌作进一步落实。
就本文关注的平、肥、东、长一带而言,可与卜辞地名对应的线索包括:龟地在泰安境汶水上游西岸;盂地在泰山南麓龟阴之田;京兹在平阴、肥城间;鸿(红)在泰安东北;章(鄣)在东平鄣城村一带;榆(俞)在肥城句窳亭[3][4][5]。这些地名在宾组(武丁)与黄组(帝乙、帝辛)卜辞中相沿出现,构成一条自泰山西麓向西南平肥盆地延伸的商王活动路线。卜辞所见商王在东土的活动,既有田猎,也有祭祷与征行;其行进所经的据点,正落在本文所讨论的盆地西沿及其邻近区域。
综合卜辞与出土文献可见:自武丁至帝辛,商王在泰山西麓—平肥盆地一线的田猎、祭祷与征行活动延续两百余年,据点地名成组出现、前后相承。这一活动网络的存在,为追索商族早期在东土的聚居与都邑提供了地理框架;但卜辞所记多为田猎、驻跸据点,是否包含早期都邑“亳”,仍须结合遗址与地貌另行论证。
七、“亳”地考:孝直镇汇河平原的湖积地貌与地名遗存
(一)汇河平原的沉积地貌与土壤特征
本文第二项初步推断所指向的区域,是平阴县孝直镇境内的汇河平原。如前所述,平阴东南部为汇河冲积平原,肥城北部为盆地特征显著的康汇平原,盆地水流向西南汇集于冲积平原一带[8][9]。从地貌演化看,山间盆地在全新世中早期往往经历过湖沼—沼泽—冲积平原的沉积过程;盆地底部的湖相沉积层,至今仍会在土壤性状上留下痕迹。
笔者2026年上半年调查高标准农田建设,曾对此地农田土地特质进行专门了解。根据当地居民百年耕作经验,孝直镇汇河平原一带土壤具有“水涝既散陷、天旱既板结”的特征:雨季滞水时土体松散下陷,干旱时则硬化板结。这种干湿反差强烈、结构性偏弱的土壤,与湖相静水沉积(淤泥、湖沼相黏土)经后期垦殖后所表现的性状相吻合,可作为该区域早商时期尚属湖泊底部或滨湖沼泽环境的地貌旁证。当然,土壤性状只是环境推断的辅助证据,古湖范围、湖相层位与年代,仍须依靠钻孔地层、孢粉与碳十四测年等环境考古手段加以确认。
(二)泊头地名与古湖西岸范围
孝直镇政府以北约一公里处有泊头村,当地土壤肥沃、水源丰富,沟渠常年有水,故有“金泊头”之称;村中旧有三官庙,院内存清嘉庆十年所立“鸣鹤桥”石碑[19]。“泊”为水泊、泊岸之义,“泊头”即水泊之头、湖岸之端。结合汇河水系与盆地古湖推断,这一地名遗存可能保留了康汇河堰塞湖(或盆地古湖)西岸岸线的历史记忆:古湖西岸一度抵达今孝直镇一带的105国道沿线,泊头村正处古湖东岸或西岸的岸头位置。
若早商之亳位于汇河沿岸的平原边缘,则其选址应兼具两方面条件:既靠近盆地内部的湖沼与水源,便于渔猎、农垦与水运;又背靠西部丘陵台地,可避汛期湖水泛滥。孝直镇汇河平原及其邻近的孔村、肥城边缘台地,正符合“依山临湖、高地择居”的早期都邑选址模式。
(三)与“亳”字本义及东方说线索的呼应
卜辞对亳地有刚性距离约束:征人方卜辞明载“在商,今日步于亳”,即商至亳为标准单日王步行程,亳必须紧邻商地东侧,故网络考证文章将征人方所见亳邑定在宁阳—肥城汶水沿岸[20]。需要区分两个层面:此条约束锁定的是晚商帝辛行军线上亳邑与商地的相对方位,并非直接证明早商亳都;但它划定了“亳紧邻鄣地东侧、汶水上游不远”的方位区间,本文据此并结合汇河平原地貌,将早商亳地的考察范围进一步收缩到平阴孝直汇河平原一带。
“亳”字于甲骨文、金文从“高”省,下从“乇”,旧说多解为都邑、宗庙高台之义。后世以“亳”名地者,如曹县北亳、商丘南亳、偃师西亳,皆附会于不同时期的商都。按“族迁名随”的理解,传世北亳(景亳)、南亳、西亳是商系族群向外迁徙时把“亳”这一神圣祖邑名号移植到新居地形成的次生地名,各承载汤会盟、汤居亳等历史叙事,与汶水上游早期亳邑为同一名号的异地分化,不必强行归为一地[20]。本文所论平阴孝直汇河平原,并未直接发现自铭“亳”的文字证据;将其推定为早商之亳,主要依据是:其一,该区域处于卜辞东土活动网络的核心邻近地带;其二,盆地西沿遗址群自新石器至商周连续密集分布;其三,汇河平原的湖积地貌与“亳”地早期环水环境的推断相合;其四,盆地边缘留存有与古湖水泊相关的地名。上述四条均属间接证据链条,尚不能单独构成定点结论。
八、泰卷陶(大坰)与商汤还亳路线的旁证
(一)泰卷、大坰之异文与“陶”字的归属
泰卷陶,“陶”极有可能是肥城陶山、陶河,陶河也就是今平阴汇河。也有可能是东平鄣城之南,原属商周章国之桃邑,汶上县南北陶村。北至肥城陶山,南至汶上桃邑,整个汇河流域都在泰卷陶的范围。《史记·殷本纪》记商汤灭夏还师:“汤归至于泰卷陶,中虺作诰。”《尚书·序》则作“汤归自夏,至于大坰”。《史记索隐》云:邹诞生“卷”作“坰”,又作“泂”,则卷当为“坰”,与《尚书》同,非衍字;其下“陶”字是衍耳;解《尚书》者以大坰为今定陶[21]。《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陶’字”,亦以“陶”为后人旁记或衍文。由此可见,汉晋注家已在“泰卷/大坰”与“陶”的归属上存在分歧。
按本文作者的辨读,泰卷与大坰应是同一地理区域的名称,而非一处确切城邑;“泰卷陶”之“陶”(陶丘)才是可指认的确切城邑。“泰”与“大”古通,犹“大山”之“大”、“泰山”之“泰”,为尊大、广袤之义,非专名所必需。旧说据《书序》大坰定在今山东定陶(陶丘),实有将区域名与城邑名混同之嫌:若泰卷(大坰)本是一片区域,则不能仅因“陶”字而把整个区域系于定陶一邑。此辨读为作者提出的一家之言,其成立尚需文献与考古进一步检验。
(二)商汤还亳路线与“沃州”说、商族大火崇拜与平阴柳沟之“柳”
若按本文第七、第八章的推断,早商亳地在平肥盆地西沿汇河平原,则商汤灭夏自西方夏境东返、“至于泰卷(大坰)”而还亳,所经泰卷当是汶水下游至东平湖之间的一片区域,位于亳地西侧,与旧说“大坰在定陶”分处东西。
商族有明确的大火星宿崇拜。《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昭公元年》又载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所谓大火、大辰、商星,即东方苍龙七宿第五宿心宿,其主星心宿二(天蝎座α)呈赤红,自古被用作昏见昏伏、定时节的标准星;《尚书·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诗经·豳风》“七月流火”,所指皆此[24]。商人以火纪时、以祀大火为国家祭典,大火崇拜是商文化的核心天文背景。
与大火崇拜相邻的,是二十八宿中的柳宿。《左传·昭公十八年》“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杜注以咮为柳宿;柳宿属南方朱雀七宿,朱鸟之喙(咮),与心宿(大火)同入古代鹑火—大火的星占分野系统。平阴县孝直、孔村一带有成片的“柳沟”地名:孝直镇有焦柳沟、王柳沟,孔村镇有郭柳沟村,东靠汇河,与肥城石横衡鱼村隔河相望;据乡村史志,郭柳沟明洪武年间立村,因地处长满柳树的小溪旁而初名柳溪村,后以姓氏改称郭家柳沟[25]。这是柳沟得名的显见本义。作者拟将“柳”字与朱雀柳宿(咮、鹑火)相联系,使柳沟地名与商族大火—鹑火星崇拜构成文化上的呼应。
九、结论与争议
(一)两项初步结论
综合以上考察,本文在“商源东方说”框架下提出两项初步推断:
第一,卜辞与传世文献中与商族相涉的“章(鄣)”地,其地望即西周鄣国故城,在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接山镇鄣城村一带;西周封鄣所沿袭的,是商代已见记载的章地旧邑。
第二,早商之“亳”,推定为在平阴—肥城盆地西部汇河沿岸的冲积—湖积平原,即今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汇河平原一带;其地背靠盆地西沿丘陵,面临汇河古湖沼,具备早期都邑性聚落的环境条件。
(二)证据强度与主要争议
就证据强度而言,第一项推断(章/鄣地在鄣城村)有西周鄣国故城的传世记载、地情考古调查与卜辞地名考释三重支撑,对应关系相对明确;其与征人方卜辞所定“宁阳西北鄣邑”属同一鄣地单元,本文仅作城址层面的细化。第二项推断(亳在孝直汇河平原)则以遗址群分布、盆地湖积地貌、泊头地名遗存及东土卜辞方位约束为间接证据,缺少自铭“亳”的文字材料与早商城址考古实证,结论的不确定性较大。第八章所考泰卷(大坰)—泰阿地名丛、黄帝阿邑传说、商族大火(鸹火)崇拜与柳沟“柳”字的星宿联想、以及“沃州”说,均属文献与传说层的辅助旁证,不能单独承担定点证明。
本文所论与学界主流的早商文化分布判断存在明显张力:主流观点以豫西、豫中早商城址为核心,东方说尚缺对应的早期城址;征人方排谱所依赖的干支日距、索氏铜器锚点仍属间接推定,兖州索氏铜器能否直接锁定卜辞“索”地尚有讨论空间;梁山七器系盗掘出土,出土地点本身存在争议;商丘叔簠之“商丘”也可作后裔迁徙的解释。凡此种种,都是本假说必须面对的反证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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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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