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实在是看的火大,好几位粉丝要求我们讲一下,在我们的记忆里,类似案例好像已经不少了,每次几乎都是悲剧,实在是……哎……
先把整个事情说下,来源都是媒体的公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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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和丈夫李某清,原本在太原当地开着一家饭店。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忙活,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有着普通人奔头。后来在那个特殊时期,饭店生意一落千丈,亏损、倒闭,生活的重压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这个小家庭上。据她的父亲王先生回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两人之间的矛盾,一点点激化了。
经济上的窘迫,最能照见一个人骨子里的样子。有的人在困境里咬紧牙关,和身边人相濡以沫;有的人却把自己的失意、愤怒和无能,化作拳头,挥向那个最没有还手之力、也最难离开他的人。
6月10日,在尖草坪区东泰苑小区,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李某清对李女士实施了家暴。争吵、推搡、殴打,在情绪彻底失控的那一刻,他竟然冲进厨房,拿出了一把菜刀。
那是一把真正的菜刀,不是情绪激动时的虚张声势,不是摔砸东西的泄愤。他把刀,挥向了自己结发的妻子。李女士的脸上,被多处砍伤。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利刃落在脸上,血顺着脸颊往下淌,那是身体上最脆弱、也最无法遮掩的部位,每一刀都足以毁容,每一刀都可能致命。
闻讯赶来的,是李女士的母亲、李某清的岳母段女士。老人看见女儿被砍,拼了命地冲上去劝阻。可杀红了眼的李某清,连自己的岳母也没有放过,一刀一刀,砍在老人的头上。据王先生后来的讲述,段女士的头部被砍了四五刀,一共缝了十多针。
四五刀。缝十多针。这两个数字背后,是一位老人怎样的惊恐和疼痛,是一个母亲怎样眼睁睁看着女儿倒在血泊里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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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科普过不止一次这个轻伤二级是什么概念,对于一般人来说几乎是会去掉半条命的那种。
报警之后,尖草坪区公安分局很快刑事立案,抓获了李某清。家属后来提供的两份《鉴定意见通知书》,白纸黑字,记录着那场暴行的后果。
李女士的鉴定意见是:面部瘢痕构成轻伤二级,头皮瘢痕构成轻微伤。段女士的鉴定意见是: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构成轻伤二级,头皮瘢痕构成轻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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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特别注意段女士鉴定书上的那几个字——"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窒息征象。这意味着在那场暴行里,老人的颈部曾受到足以让她窒息的伤害。一个人的脖子被勒到出现窒息的征兆,这已经站在了死亡的门槛边上。换句话说,这一次,李某清的手,离"杀人"这两个字,只差了最后一点点运气。
而李女士伤在面部。面部的瘢痕,是要跟随一个女人一辈子的。那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伤口,更是镜子里每一次照见时,重新撕开的记忆。
但凡有基本常识的人都能判断:一个持菜刀、对妻子面部和岳母头部连下数刀、甚至造成窒息征象的人,他的暴力倾向已经不是"可能",而是血淋淋地摆在眼前。他会不会再动手?他被放出来之后,那个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妻子,还能不能活?
谁都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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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操作让全网目瞪口呆……当地警方按照程序,向尖草坪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里,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一个人被逮捕,意味着他将被羁押在看守所,失去人身自由,直到案件走完后续的程序。对于受害者而言,这道"批捕"的决定,往往是隔开她和施暴者最直接、也最可靠的一道闸门。闸门落下来,她就能喘一口气,就能在一段相对安全的时间里,去疗伤、去取证、去思考要不要离开这段关系。
但是尖草坪区人民检察院却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随后,李某清被取保候审,离开了看守所。
据公开报道,警方是依法提请了逮捕的,立案、抓人、报捕,每一步都合乎规矩。可在最后一道关口,检察院说了"不"。于是,一个刚刚挥刀砍伤两个人的男人,回到了他原来的生活里,回到了那个被他砍伤的女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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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弄明白,"不批捕"这三个字,在法律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时候,才应当予以逮捕。法律列明了五种社会危险性: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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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这五种情形里的第一条和第四条。
"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一个已经持菜刀砍伤两人的人,算不算可能实施新的犯罪?
"可能对被害人实施打击报复",当他被放回去,重新面对那个亲手把他送进看守所、让他颜面扫地的妻子,他会不会报复?
这两个问题,几乎不需要任何专业的法律训练,一个普通人凭直觉就能回答。可在那份不予批捕的决定里,答案似乎是:他不具有社会危险性,可以取保候审。
问题就出在这里。
近年来,"少捕慎诉慎押"成为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它的初衷是善意的、文明的:对于轻微犯罪、初犯偶犯,要依法从宽,要减少不必要的羁押,要把人"当人看",避免一抓了之、一关了之。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的不捕率大约在30%,诉前羁押率这些年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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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没有错。文明的司法,理应懂得克制用权。
可是,任何一项从宽的政策,都不能被机械地、一刀切地执行;任何一道"少捕"的闸门,在面对一个已经举起过刀的暴力者时,都应该格外审慎。"少捕"不等于"该捕的不捕","慎押"不等于"对危险视而不见"。
当办案人员的目光只落在"轻伤二级"这四个字上,只盯着考核表上的不捕率,是否忽略了凶器是什么、砍向了哪里、伤者是否出现了窒息征象、施暴者和受害者是否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道社会危险性的评估,就已经从根上失灵了。
在反家暴的语境下,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处置,本应在放人之外,再配上一整套保护措施:责令他不得接触被害人、不得靠近被害人的住所,必要时责令他迁出,同时告知被害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寻求临时庇护。
可在目前公开的信息里,我们看不到这些。
我们看不到李某清出来之后,有谁在盯着他;看不到有谁出面,确保他无法再靠近那个被他砍伤的妻子;看不到有谁告诉过惊恐万状的李女士,她还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可以离开那个家。我们只看到,一个举过刀的男人,被放回了被害人的身边,像一颗拔掉了引信报警器、却没有被拆除的炸弹,静静地,放回了那间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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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时间走到了7月16日。
据王先生回忆,就在女儿被勒死的那个夜晚,他在警戒线外被拦着,进不去,也问不出话。几天后他才知道,李某清用一根绳子,勒住了女儿的脖子。死亡鉴定意见写着:符合颈部受钝性外力挤压,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机械性窒息。
还记得段女士鉴定书上的"窒息征象"四个字吗?一个多月前,那只手已经在岳母的脖子上,演练过一次让人窒息的动作。一个多月后,同样的动作,用一根绳子,完整地、致命地施加在了妻子的脖子上。
这不是毫无征兆的突发恶念。这是一次被所有人看见、却没有被拦住的暴力升级。
行凶之后,李某清拿刀自杀了。他用死亡,给自己的罪行画上了句号,也给追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冰冷的难题,凶手死了,可那些在他行凶之前本可以拦住他、却没有拦住的环节,还在。
那位父亲的质问,朴素得让人心碎,却重若千钧。
他说:"李某清具有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放出来就会威胁到我女儿的生命安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本来应该逮捕他,为什么最后不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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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这三个字,是一位父亲在失去女儿之后,拼命也要问到底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案例发生了不止一次!
时间往回倒十七年。2009年,北京。26岁的女孩董珊珊,结婚才十个月。
那本该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时光,新婚、憧憬、两个人的小日子。可等待她的,是一场持续了四个多月、直到把她活活打死的家庭暴力。
从第一次向家人和警察吐露自己被丈夫王光宇殴打,到她闭上眼睛,短短几个月里,董珊珊和她的家人,先后八次报警。
八次。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这是一个女人在恐惧中八次拿起电话、八次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警察、又八次失望的过程。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各个派出所并非毫无反应,他们出警了,可给出的答复,却像一盆盆冷水:
"你姑爷连个固定住所都没有,没有办法。"
"就算离婚,现在还是夫妻,不好管。"
王光宇曾把董珊珊劫持到外地一个多月。董母报警,却没有结果,因为警方认为,董珊珊在电话里说的话,没法证明她是被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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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董珊珊在医院病危,王光宇才被刑事拘留。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家暴,真正面对警察。
可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她最后的伤情,触目惊心:腹膜后巨大血肿,右肾变形萎缩,头部多发挫伤,多发肋骨骨折,肺挫裂伤。王光宇自己这样描述最后一次施暴:"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哪都打、哪都踢,直到她倒在床上为止,也不知道踢了她多少脚。"
2010年,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王光宇有期徒刑六年半。请注意,是"虐待罪",不是故意伤害,更不是故意杀人。
更让人窒息的是后续。据央视网报道,减刑出狱后的王光宇,在四年之后,又对一个23岁的女孩实施家暴。那个女孩一提离婚,他就扬言要杀她全家。2014年的一天,这个女孩在电话里哭诉自己遭遇了严重的家庭暴力,而她家暴她的丈夫,正是四年前打死前妻董珊珊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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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死过妻子的人,坐了几年牢,出来,又一次把另一个女人拖进了同样的噩梦。董珊珊的八次报警,终究没能拦住他。而这八次报警本应告诉后来所有的办案者:这个人,是会把人往死里打的。
再来看第二个案例,2024年,陕西咸阳,永寿县。
苗苗是一个被恐惧逼到了绝境的女人。她频繁地告诉身边的人:自己可能会被丈夫张鑫杀害。她吓得睡不着觉,焦躁不安。朋友感觉,她抑郁了。
这不是无端的被害妄想。2024年8月,因为回家取身份证、户口本,她的行踪暴露,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家暴。据新京报报道,第二天她选择报警,反复说自己要确保人身安全。
可民警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调解。
电话里,民警让她勇敢一点、出面一趟。苗苗说害怕,不敢。她告诉民警,前一天傍晚,张鑫强行把她拉扯上车、反锁车门,把她带到七十多公里外的麟游县,凌晨两点才回去,那里没有人、没有信号、也没有灯。
"我现在害怕,我恐惧了。"录音里,她越说越急。
她请求民警,先来和她谈一谈,把她带到县城,哪怕把自己关进派出所也好。
而对方给出的答复是:警方没有权力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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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没有权力这么做。"
一个女人在极度恐惧中,主动请求被带走、被保护,哪怕失去自由、被关进派出所,她都愿意。可她伸出的手,落空了。她的民事诉讼代理人后来解释,因为持刀威胁发生在前一天,报警当天没有实施具体的危险行为,最后不了了之。
求助家人、朋友、警察,全都失败了。苗苗只剩下最后一条路,离婚。
她两度起诉离婚。可据南方周末报道,2024年12月24日,就在她的离婚诉讼被驳回十三天后,张鑫把她毒打至失去意识,又将她从十几米高的路边悬崖上扔了下去。
十三天。
她拼命想离开的婚姻,在法律上没有准许她离开;她拼命想躲开的人,在她被驳回离婚请求的第十三天,追上了她。
鉴定显示,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损伤死亡。案发后,张鑫报警时谎称她是"自己跳下去的",他的父亲和姐姐也提供了虚假证言。在法庭上,他还辩称是"误以为她已经死亡才抛尸",试图把故意杀人,降格成故意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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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她早就告诉了所有人,她可能会死。可没有人,真正把这句话当成一回事。
第三个案例,2019年8月13日,河南商丘,柘城县。
在自己经营的服装店里,刘女士被丈夫窦某某锁上门,实施家暴。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她被扇耳光、推倒、扯头发、拖行。为了活命,在走投无路之下,她选择从二楼跳了下去。
这一跳,导致她腰部脊髓损伤,双下肢截瘫,全身多处骨折,被鉴定为轻伤一级。一个原本能站着、能跑、能笑着招呼客人的女人,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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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寒心的是事发后的细节。隔壁店铺的目击者说,刘女士坠落在地、围观的人都在施救的时候,窦某某才推门出来,说了一句"还能不?"意思是,还要不要逞能。
没有惊慌,没有心疼,没有拨打急救电话,只有冷漠,甚至带着一丝得意。
而据法治网的舆情综述,事发之后,窦某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立案,却没有被收监。刘女士提起离婚诉讼,2020年7月第一次开庭后,法院还要求双方调解。直到舆论汹涌,当地才在7月21日对窦某某决定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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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已经把妻子逼到跳楼、导致终身截瘫的男人,在事发后近一年里,竟然没有被收监。刘女士坐在轮椅上,一边养着再也站不起来的身体,一边艰难地打离婚官司。她要的"解脱",来得如此沉重。
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她们在出事之前,几乎都发出过求救的信号。可信号,一次又一次,被忽略了。
当公权力的保护一次次落空,当报警、训诫、调解都拦不住那个铁了心要施暴的人,受害者会被逼到什么境地?历史给出的答案,悲壮而讽刺:她们只能靠自己,拿起刀。
第一个案例,2018年,河北保定,涞源县。故事的开头,是一个女孩拒绝了一个男人的追求。
在北京一家餐厅打工时,女孩王某某认识了王磊。王磊多次要求进一步交往,都被她明确拒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报,2018年5月到6月,为了逼迫她答应,王磊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手段:携带甩棍、刀具上门滋扰,以自杀相威胁,发送含有死亡威胁的短信,扬言要杀她的兄妹,先后六次,到她的家中、学校,对她和家人不断骚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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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孩,仅仅因为拒绝了一个求爱者,就被这样穷追不舍、死亡威胁。
她和家人不是没有求助。他们先后躲避到县城的宾馆、亲戚家里居住,并向涞源县、张家口市、北京市等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多次出警,对王磊进行训诫。
可训诫,无效。学校为了防范他,专门制定了应急预案。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竟然要为一个校外人员,专门准备应急方案。到了2018年6月底,这一家人在求助无门之后,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自救:借来两条狗护院,在院子里安装监控,在卧室里放上铁锹、菜刀、木棍,还让女孩不定期更换卧室睡觉,以防万一。
看看这份"自救清单":狗、监控、铁锹、菜刀、木棍、换卧室。
这是一个普通家庭,在公权力没能挡住危险之后,能为自己做的全部。他们像守一座孤城一样,守着自己的家。
2018年7月11日深夜,王磊购买了两把水果刀和霹雳手套,携带刀具、甩棍,翻墙进入了王家院子。一场生死搏斗之后,王磊被这一家三口合力反杀。
2019年3月,检察机关认定,王新元、赵印芝夫妇和女儿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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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防卫的认定,还了这一家人清白。可我们忍不住要想:如果那六次报警中的任何一次,训诫能够真正拦住王磊;如果在他携带凶器上门、发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就有更有力的措施把他控制起来。这一家人,何至于要在自己的家里,经历一场以命相搏的血战?
法律最终认可了他们的反抗,但没有人,本该被逼到需要靠杀人才能活命的地步。
第二个案例,2019年2月9日,云南丽江,永胜县。
凌晨一点,唐雪家的大门,被人用菜刀一下一下砍砸。
砍门的人叫李德湘,身高一米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前一天晚上,酒后的他在村道上无故拦车、对唐雪言语挑衅。唐雪和父亲前去评理,他踢伤了唐雪的父亲,还当众声称,要喊人把唐雪一家人砍死,并打电话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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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李德湘持菜刀,来砍唐家的大门。刀后来被朋友夺走,可他人还在闹。
听到砸门声,唐雪起身,因为害怕,她到厨房拿了一把削皮刀、一把水果刀,开门查看。她刚一出门,李德湘就朝她腹部踢了一脚,又挥拳打她的脸,把她压在身下殴打。情急之下,这个身高一米七的姑娘,掏出水果刀胡乱挥舞反抗。
李德湘在奔跑中倒地,因伤及升主动脉,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而唐雪,为此被羁押了三百多天。直到2019年12月,检察机关才认定她的行为系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撤回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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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退伍女兵,在自己家门口,被一个一米九的醉酒男人持刀砸门、拳打脚踢。她能依靠谁?大门挡不住,呼救未必有人听见,她只能自己拿起刀。
三百天的羁押,换来了"正当防卫"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正义,却也写满了一个普通女人在求救无门之后的悲凉。
也许有人会说,受害者不是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吗?
是的。201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建立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法院可以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暴,禁止他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甚至责令他迁出申请人的住所。这是国家专门为受害者打造的一道"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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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实是,这道护身符,常常被施暴者当成一张废纸。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伏某2021年家暴后,公安机关曾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2023年11月,他再次殴打妻子,妻子申请人身保护令,法院11月13日作出保护令。结果,仅仅第二天,伏某就违反保护令,继续殴打妻子,被行政拘留五日。后来他被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拒不执行裁定罪,数罪并罚。
保护令签发的第二天就敢违反。在他眼里,那道法院的裁定,到底有几分分量?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里,还有一名张某,在保护令签发的次月,就再次上门殴打王某及其近亲属,还发短信骚扰、威胁,最终被司法拘留十五日。另一起案件中,王某在取保候审、法院发出保护令之后,仍然多次殴打自己年仅六岁的孩子,最终被以虐待罪、拒不执行裁定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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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海峡都市报报道,全国首例因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以拒不执行裁定罪判刑的案件,直到2024年3月才出现,珠海香洲的张某,屡次违反保护令,最终获刑八个月。
2016年反家暴法施行,到2024年才有首例保护令拒执罪入刑。这中间漫长的八年,有多少人,把保护令当成了一张可以随意撕毁的纸?
制度是有的。可制度如果"不长牙齿",如果违反之后迟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它就无法在施暴者心里,真正立起敬畏。
涞源的一家人、丽江的唐雪,她们是在保护失灵之后,被迫自己拿起了刀。而更多的受害者,连拿起刀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她们在体力上处于绝对的弱势,在经济上难以独立,在恐惧里一次次退缩。她们等啊等,等那道本该由国家、由法律、由执法者替她们落下的闸门。
有的人等到了,有的人,永远没有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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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案例,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要的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凶手再死一次,他已经死了,再怎么声讨,李女士也回不来了。他要的,是一个说法:在他女儿被砍伤之后、被勒死之前,那道本该保护她的闸门,为什么没有落下来?作出不予批捕决定的人,到底有没有责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6年8月27日,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向尖草坪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书写得很清楚:要求检察院对此前不予批捕的决定作出解释,并要求说明,该院在这件事上有无责任、由谁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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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失去至亲的家庭,在用最理性、最克制、最合法的方式,寻求答案。他们没有闹,没有采取过激行为,他们请了律师,递交了书面申请,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程序。
可这份申请,石沉大海。
据报道,检察院的工作人员登记了家属的相关诉求,但从8月27日到11月,两个多月过去,始终没有予以答复。家属还多次前往尖草坪区公安分局,追问案件的情况。他们得到的,是屡次推诿,或者一句话:"去找检察院。"去找检察院。检察院那边,是登记了,没有答复。
一个普通的家庭,就这样在两个机关之间,被来回推搡。他们的女儿死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该由谁来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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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1月13日,面对浪潮新闻记者的询问,尖草坪区人民检察院才回复称:该案正在办理中,相关情况不便透露。
"正在办理中""不便透露"。
我们理解,案件的办理需要时间,有些细节在调查清楚之前,确实不宜公开。可家属申请的,是对"不予批捕决定"的解释和责任说明。从7月命案发生,到11月,四个月;从8月27日递交申请,也已两个多月。一个父亲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及时的、正面的、哪怕只是程序性的回应。
为什么这么难?
凶手的自杀,客观上让刑事追诉的对象消失了。他无法再被起诉、被审判,针对他的那部分诉讼,随着他的死亡而终止。可这恰恰把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推到了台前:凶手死了,那么在他行凶之前,那些本可以阻止他、却没有阻止的环节和人,应当如何面对这一切?一条人命的重量,不应该被"正在办理"四个字,无限期地悬在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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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只是一遍遍地骂"凶手该死",却不去追问那一道道闸门为什么会松,那么下一个李女士、下一个董珊珊,还会在同样的缝隙里,无声地坠落。
很多家暴,受害者第一次、第二次被打,伤情往往够不上轻伤。她们红肿着、淤青着、流着血去报警,得到的可能只是一次调解、一张告诫书、几天的治安拘留。而暴力,并不会因此停止,它在一次次"不够刑事立案"的纵容里,悄悄升级。
更有迷惑性的,是"轻伤"这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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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科普一次,法律意义上的"轻伤二级",绝不是普通人理解的"擦破点皮"。李女士面部瘢痕构成轻伤二级,段女士颈部损伤出现窒息征象构成轻伤二级,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伤害。可"轻伤"这两个字,太容易让人望文生义,觉得"伤得不重""情有可原"。当办案人员的目光只停留在这两个字上,就容易忽略:凶器是菜刀,部位是脸和头,已经出现了窒息征象,施暴者和受害者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上的研究文章,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被取保候审人脱管的几大原因:承担监管任务的公安派出所人少案多,没有足够时间精力监督,使其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保证人保证徒有虚名,对不履行义务的保证人主要是罚款,惩处力度不够;财产保证威慑力小;缺乏专门的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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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文章则提到,有的地方对脱保人员处罚不到位,8件脱保案件中仅2人被上网追逃,其余未采取任何措施,致使取保候审保障措施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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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自流""徒有虚名""流于形式"。
这些词,每一个都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个人被取保候审,本应处在监管之下,可在现实里,他可能只是在文书上签了个字,就回到了无人过问的状态。对于普通案件,这或许影响的是诉讼效率;可对于家暴案件,这放走的,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
"法不入家门",是流传了千百年的观念。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觉得,两口子打架是家务事,外人、公家不该插手。据中国新闻网早年的报道,多数民警曾认为家庭暴力属于家庭纠纷,一般不纳入立案程序;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家暴的主要困难不在立法,而在执法,在于提高执法者的认知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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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2025年的报道里,律师介绍,农村女性报警后,警方常将其简单归类为"家务事",甚至变相劝导,提醒"一旦处罚可能影响子女未来的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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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影响孩子政审",足以让多少母亲,把到了嘴边的控诉,又咽了回去。
人民公安报的报道,记录了基层民警的真实困境:部分受害者在民警准备处罚施暴者时选择谅解,让民警陷入"求助—退缩—再受伤害"的循环;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等"软暴力"缺乏直接证据;长效预防机制不完善,多以接警后被动干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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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事情压下去"成为本能,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习惯,受害者的真实处境,就被那一纸调解协议,悄悄掩盖了。
现在,我们必须直面那个最沉重的问题:这一切,算不算渎职?
我们需要保持清醒和克制。在官方调查结论出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仅凭一份不批捕决定,就断言某个办案人员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明确,"造成死亡1人以上",就应当认定为"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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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是清楚的:死亡一人,后果已经达到。
但要认定玩忽职守,还需要证明,行为人存在"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并且这种失职与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不批捕,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社会危险性,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裁量空间。一次事后看来错误的判断,并不当然等于犯罪。只有当办案人员严重违背法律规定、违背基本常理、严重不负责任,比如对菜刀、对头部面部、对窒息征象、对共同居住这些明摆着的危险视而不见,把评估完全走过场才可能触碰渎职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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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需要上级机关、需要独立调查去查清的:当年那份不予批捕决定,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的?社会危险性评估,是认真进行了,还是流于形式?放人之后,有没有配套的保护和监管措施?
权力和责任,必须对等。手握批捕与否的权力,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再完善的制度,也会在"反正没人负责"的松懈里,一次次失灵。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我们很难系统的说,只能按照我们的理解大致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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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肯定是不要再只盯着"轻伤二级"这四个字。要把凶器、部位、窒息征象、死亡威胁、跟踪纠缠、共同居住、既往报警史,统统纳入评估。一个拿菜刀砍向妻子面部和岳母头部的人,无论伤情鉴定上写着什么等级,都应当被推定为高度危险,而不是"不具有社会危险性"。
其次,报警、告诫、保护令、庇护、羁押,不该是一个个孤立的环节,而应形成闭环。放人之前,先想清楚被害人的安全怎么办;取保候审之外,要同步落实禁止接触、责令迁出、电子监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开信息,多地已经探索运用电子手环、大数据等科技手段监管,实现取保候审人员无一人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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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始终无法释怀一个画面。
7月16日那个夜晚,一位父亲站在警戒线外,进不去,也问不出话。他的女儿,就躺在那扇门的里面,而他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多月前,他的妻子头上被砍了四五刀,他的女儿脸上被菜刀砍伤。那时候,他们以为法律会替他们做主。他们报了警,立了案,看着凶手被抓,又看着他被放了回来。
他们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了那道闸门。可闸门,松了。
她本不该这样死。很多人都不该这样死她们都曾那么努力地想活。她们把求救的手,一次又一次伸向这个世界。
但愿从今往后,每一只伸出来的求救的手,都能被紧紧握住;每一道本该落下的闸门,都不再被轻轻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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