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二年春天,杭州城的米价是一斗一百二十文。知州范仲淹到任不满一年,贴出一张让全城粮商发愣的榜文:官定米价提到一斗一百八十文,整整抬高一半。榜文不压在衙门里,沿江的口岸一路贴出去,写明杭州缺粮,写明新价,连涨价的数目都写得清清楚楚。全城的眼睛,都盯着粮行门口那块写着价目的木牌。
这一年他六十出头。庆历新政夭折,他一路外放,皇祐元年才到杭州。庆历六年他在邓州写下《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那句传了几百年。落到杭州的粮价上,这句话变成了一纸涨价榜。家乡两浙正在闹饥荒,沈括后来用四个字记那幅景象:殍殣枕路。沈括记他这时候的官职,写的是领浙西三个字。
![]()
按宋朝救荒的旧例,官府该做的是压价。常平仓设在各州县城里,丰年籴进,荒年粜出,本钱是官钱。开仓减价,严禁囤积,不许粮商擅自加价。庆历年间有一道告谕,明令州县禁止私下增添物价。范仲淹把价往上抬,等于把官府的旧例翻了个面,州县官年年照办,谁也没想过把价反过来用。
他算的是另一笔账。杭州缺粮,缺的不是田里的稻,是江面上的船。一斗一百二十文,从苏州、湖州装船运来,扣掉船钱、脚钱、途中损耗,到杭州剩不下几个钱。
价抬到一百八十文,一石多出六百文,一条装二百石的粮船跑一趟,多赚一百二十贯,跑两趟就是庄户人家几年的嚼谷。粮商算差价,官府要粮进城门,两边的算盘头一回对上了。
榜文贴出去没几天,江面上就见了动静。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二引范镇的话记这一幕: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范镇与范仲淹同朝为官,这条记载的源头比吴曾近得多。商人怕的不是路远,是后来的人抢在前头,一船米砸在手里。米船连夜逆流而上,码头上的脚夫一夜没歇,卸完一船又一船。
米一多,价自己往下走。吴曾接下写: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官府一文钱没补,一粒粮没放,价从一百八十文跌回一百二十文。这一手后来被叫作以价引粮,说白了是把杭州缺粮的消息,做成一张标着价的招商告示,让商船替官府运粮。价不是告示定下来的,是船一条一条靠岸压下来的。
![]()
抬价只是三件事里的一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的另两件,更像胡闹。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范仲淹就纵民竞渡,自己每天日出时到湖上摆宴,从春到夏,居民空巷出游。赛船看客要吃要喝要住,湖边的摊子从早摆到晚,一个知州坐在船头,公文堆在案上。他要把人从家里赶到湖上去,让钱在市面上动起来。
另一件是修屋。他把各寺的住持召来,说了一句: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寺庙有香火钱,州里有公使钱,灾年这两笔钱花出去,比直接放粮经烧。于是诸寺开工,他又新建粮仓和官吏宿舍,日役千夫,一千个壮劳力在工地上挑土、搬木、和泥。灾民的力气不值钱,庙里的香火钱压在箱底也不生息。
沈括给这笔账记了总数: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摆摊卖饭的、撑船的、木匠瓦匠,一天有几万人靠官府和富户开工吃饭。有活干,一天挣的钱够买几升米。灾年最怕的不是仓里没粮,是人没有活干,眼看着粮在店里却买不起。工钱压到最低,换的是一家人的活路。
弹劾很快来了。监司上奏,说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宋制里的监司是路一级的监察官,转运使、提点刑狱都有权上奏。三条罪状,条条对着他这几个月的作为:赛船、摆宴、修庙、盖房。奏本送到汴京,朝廷追问,他写了一道奏疏。监司不问荒政办得好坏,只问地方官有没有失仪扰民。
奏疏里只有一句是要害: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这道自辩后来收进他的《政府奏议》。富户的钱在灾年锁在柜里,不敢花,也不肯花。官府办赛事、开工程,把这份钱引出来,落到卖炊饼的、摇橹的、砌墙的手里。钱在城里转一圈,从富人的柜子转到穷人的碗里。这句自辩在当时不讨巧,听着像替游宴找借口。
![]()
结果是沈括那句判断: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两浙都饥,只有杭州没有流民。别处的灾民扶老携幼往城外走,杭州的灾民在湖边上工、在堤上摆摊、在庙里和泥。沈括写荒政,别的可以不提,这一条他给了八个字: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流民一走田就荒,来年的税也没了。
沈括还补了一句常被忽略的话: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着为令。这套办法后来写进了法令,荒年开官仓、雇民兴利,成了常法。沈括是钱塘人,写这段时离那场饥荒四十来年,亲眼看着它从一位知州的权宜之计,变成朝廷的条文。条文里没有杭州两个字,办的事还是杭州办过的那一套。
他对米价的敏感不是天生的。庆历三年他刚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第一条是明黜陟。疏里还有一句: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一石十斗,合下来一斗六七十文。七年后杭州一斗一百二十文,翻了一倍,这个数他不用问人。他在地方管过粮,在朝中管过钱,米价的分寸心里有数。
同一时期,开封那边的包拯上的是另一本奏折,题为《请差灾伤路分安抚》,收在《包孝肃公奏议》卷七。他报江淮米价一斗一百文,请朝廷派安抚使下去开仓减价。两条路摆在仁宗案头:一条靠官仓压价,一条靠商船抬价。包拯先救眼前,范仲淹先引远处的粮。官仓的粮是死的,商船是活的。
![]()
这套办法也有前提。官府手里得有粮、有钱、有工可开,三样缺一样,抬价就变成真涨价,灾民先被高价压死。抬了价商船不来,杭州就得按一百八十文买自己的粮,那是另一种结局。沈括记下的是成功的那一次,后世照抄的地方官不少,抄成的有限。抄的人只学了抬价,没学他手里那三样本钱。
范仲淹在杭州做的不是善心,是一套把富户的钱挪到饥民碗里的算法。他被弹劾的几条,嬉游、兴造,正是这套算法的全部零件。皇祐三年他移知青州,第二年病死在调任途中。一个官员敢拿官声去押一个反常识的判断,靠的不是胆量,是账算得比别人细。细到一斗米涨六十文,能引来多少条船,他掐着指头算得出。
要是皇祐二年的杭州换一个只会压价的知州,那些连夜逆流而上的米船,还会不会来?
参考文献: 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