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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迹建党先驱   刘伯垂:把火种带回湖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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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垂之孙刘圣君,和外孙女陈菊芬。文汇报记者 王宛艺摄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的蛇山脚下,抚院街如今也叫民主路。97号门牌后是栋两层居民楼,住着寻常人家,阳台上晾着衣服,窗台摆了绿植。

这里原是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1920年8月,在看似寻常的一天,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在此秘密聚集开会。刚从上海回来的刘伯垂主持会议,他介绍了上海组党经过,大家讨论组织生活制度,推选负责人。这标志着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正式成立,当时称作“共产党武汉支部”,湖北革命从此翻开崭新一页。

刘伯垂,也成为把“火种”从上海带回湖北的第一人。刘伯垂,名芬,号恶紫,湖北鄂州(原鄂城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湖北早期党组织主要创始人。

“恶紫”二字,取自《论语》“恶紫之夺朱也”。他在《惟民》周刊上以“恶紫”为笔名写文章,憎恨用不红不蓝的紫色夺去正红色,寓意痛恨政治野心家篡夺革命派的红色果实。他还用“伯垂”之名发表文章——伯者,是对表率者的尊称;垂者,是希望流传下去。

那次大会后,刘伯垂用从上海带回的建党经费,租下武昌的多公祠5号作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驻地,门前挂起“刘芬律师事务所”招牌以作掩护。

火种落地的时候,没有惊动太多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走向自觉走向行动

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刘弄村,如今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红色基因与绿色产业交织。在刘弄村北塝山高低错落的田畴之间,苍松翠柏环抱着一座白墙红瓦的平房,大门上方悬“刘伯垂纪念馆”门匾。刘伯垂墓就迁建在纪念馆一侧。


刘伯垂老家。文汇报记者 王宛艺摄

刘伯垂的嫡孙刘圣君今年77岁,他家仍住附近,自2004年纪念馆建成后便经常出入,熟悉得如同自家。纪念馆序厅有幅“刘伯垂家庭世系图”。刘圣君说,家谱上的许多名字和线索,是他和华容区老促会会长汪和卿一遍遍对出来的。汪和卿曾带队多次登门,把收集到的历史资料逐句讲给刘圣君听,再一同对照刘家的族谱追根求源,一点一点把红色家谱的内容充实起来。

刘伯垂的“来时路”也因此清晰起来。1887年2月2日,刘伯垂出生于鄂州刘弄村的书香世家。祖父刘德福在前清例授宣德郎,诰封奉政大夫;其父刘弼丞为日本政法大学毕业生。刘伯垂少时便入私塾,后来东渡日本,就读于明治大学法科。

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同盟会大发展时期,民主革命思想广为传播。刘伯垂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首义后回国,任民国大元帅府秘书官,不久调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任参事。袁世凯称帝后,他愤而辞职。1918年前后赴广州,出任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并在广州主编《惟民》周刊,宣传革命主张。

倘若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他能做个体面的官员或律师,过安稳的日子。但刘伯垂不愿意。他在《惟民》周刊的发刊词中指出,“思想守旧”与“依赖某方势力”这两种观念极为危险,由此写下那句斩截的话:“此二者不去,未有能觉者也。不自觉,宁自动。不自动,宁自决于德谟克拉西。”

在他看来,做不到清醒自觉地行动,宁可自己主动地行动;连自己主动行动也做不到,宁可交由民主大众决定。

这种精神底色,使他在1920年夏秋之交辞官北返、途经上海时,与陈独秀的多次交谈迅速产生了共鸣。经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不久,他便受陈独秀派遣,带着建党经费、进步书籍等物,回到武汉筹建湖北的共产党组织。

刘圣君说,在很多人看来,祖父走了条“下坡路”。但对刘伯垂自己来说,这条路才是往上的——走向自觉,走向行动,走向真正属于中国的未来。

把双重身份变成了一层最好的掩护

在刘伯垂等人的宣传带动下,武汉地区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

在武汉支部成立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刘伯垂和同志们先后发展了刘子通、黄负生、赵子俊、林育南、项英、施洋等一批党员,组建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办了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

1921年3月,刘伯垂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取得了武汉建党后的首次斗争胜利。1923年,他又和项英、包惠僧、林育南等人一道,共同组织领导了武汉地区的“二七”大罢工。


刘伯垂纪念馆。文汇报记者 王宛艺摄

1923年中共三大后,刘伯垂受党派遣投身国共合作事业。他以老国民党员的身份致信国民党中央,要求“给予在汉办党的名义”。1923年12月30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筹备处成立,刘伯垂任主任,29名筹备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先后负责筹建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省党部,把双重身份变成了一层最好的掩护。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刘伯垂、董必武等共产党人遭到通缉。刘伯垂带着董必武、陈潭秋、熊晋槐连夜赶到刘弄湾的家中隐蔽。

刘伯垂的外孙女陈菊芬告诉记者,董必武在刘伯垂老家的房子里住了近两个月。“当时的刘弄湾,外人进来很难摸出去,像一个小迷宫。每天有我大姨送饭,不容易引起怀疑,硬是把几个被通缉的人藏住了。”

据党史研究记载,他的生命后期“一直在为党工作”#核,要有权威依据,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仍然坚守初心。1936年9月,他病逝于上海,年仅49岁。

安放这段记忆

30多年前,鄂州市党史研究部门就开始着手研究并搜集刘伯垂的资料,先后寻访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点一点打捞一段几乎沉入水底的历史。在刘伯垂的家乡刘弄,为他建一座纪念馆、赓续薪火的想法,也从那时起慢慢生根。

华容区老区建设促进会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推手。汪和卿带着队伍开展《革命先驱刘伯垂研究》,试图从零散的史料与口述中拼合出这位“火种”传播者更完整的轮廓。

他把研学课堂直接搬到馆内,自己多次担任义务讲解员,将数年查档走访所得,转化为面向公众的现场叙述:“华容红色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首义有功,建党有份,抗战有名,刘伯垂正是这一脉络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从辛亥革命志士到湖北党组织缔造者,其一生横跨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两重转折。”

2003年,在各方努力下,刘伯垂墓迁至现址。2004年,华容区委、区政府、区老促会、刘弄村共同筹资,在刘弄湾西边刘伯垂墓旁新建刘伯垂纪念馆,安放这段记忆。


刘伯垂长曾孙刘冲、次曾孙刘凛在刘伯垂纪念馆。文汇报记者 王宛艺摄

祖屋早已不在。刘圣君如今的家是一座两层带院小楼,祖父母留下的老家具被他搬到二楼,集中于一室。室内一柜、一架、一床、一妆台,均是刘伯垂夫妻使用过的老物件。四门立式衣柜分上下两部分,柜门上的字迹依稀可辨,漆面仍泛光亮;书架是刘伯垂用过的;铁架床仍结实可用,只是被刘圣君重新漆过;妆台只剩底座,现被刘圣君当作床头柜。书架空了,衣柜里没有衣服,妆台只剩底座——但这些空下来的物件,比任何展板上的文字都更接近那位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

原标题:《循迹建党先驱 刘伯垂:把火种带回湖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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