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护送毛主席进京，58年连降10级，9年后为主席留遗书自尽！

1949年2月，北平城里最要紧的事之一，是让即将进城的中央机关平稳落脚。王范当时在热河省公安厅任职，接到警卫准备任务后，组织人员摸排情况、布置力量，还参与安排临时驻地。

进城那天，他乘车在前面引路。队伍顺利通过，城内没有发生意外。这件事不算轰轰烈烈，却显出王范多年做保卫工作的本领：事情越紧，越要把细处做扎实。

王范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熟悉隐蔽战线的复杂局面。早年在延安，他参与边区保卫工作，因锄奸表现突出，获得“锄奸模范”称号。这样的经历，使他既懂调查，也懂得判断风险。毛泽东对这位干部有所了解，后来北平进城的任务，也把他推到了重要岗位上。

北平局势稳定后，王范又被调往华东。上海接管在即，城市人口密集、情况繁杂，既要维持秩序，也要防止潜伏势力破坏。王范参与清理敌对力量，为接管工作做了许多具体事务。革命年代的危险，他并不陌生；真正改变他人生走向的，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风波。

1958年，王范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直言并未换来讨论，反而使他被划为右派，职务也从上海市委委员降到郊区公社副书记。所谓“连降十级”，说的正是这场落差。对一个曾承担重要保卫任务的干部而言，这不只是职位变化，更意味着他提出意见的空间骤然缩小。

后来，毛泽东过问此事，王范才重新得到起用。郭沫若也曾到他家中，为他写诗。两件事说明，当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对他的处理；但个人得到恢复，并不意味着周围的政治环境已经平静。王范经历过一次打击，却没能避开更大的风暴。

1966年，政治气氛急剧变化，许多干部遭到冲击。王范看到熟悉的同志被批判，担忧局势继续扩大，便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按相关记载，这封信没有送到毛泽东手中，反而落入他人之手，成为攻击他的材料。

批斗很快落到王范身上。1967年，他在上海家中遭到冲击，时年63岁。遭受羞辱和逼迫后，他留下两封遗书，其中一封写给毛泽东，为自己作最后的说明。信中表达了对党和组织问心无愧，也指责有人借错误路线打击干部。遗书里的话，是一个遭到围困者的自辩，不能简单当作完整的历史结论；但它留下了王范当时的绝望与坚持。

遗书写完后，他在家中坐了一夜。次日，在冲击者再度上门前，王范吞枪自尽。曾经在北平进城时负责开路的人，最终没能从政治风暴中脱身。此后多年，他仍背负着“畏罪自杀”的说法，家人和旧同事也无法替他恢复名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相关冤案得到纠正，王范的名誉获恢复。江苏省委对他一生的评价是：“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无私无畏。”这句评语落在一个曾为自己申辩、却未能等到申辩被听见的人身上，也留下了那段历史中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