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92年的冬天,我在新疆某口岸值勤,从风沙里扶起一个快要断气的科威特女兵。
她穿着迷彩,嘴唇干裂,睫毛上结着沙粒,却死死攥着我的袖子不松手。
后来的七个月,我们住在同一片营地,她说我是她在异国唯一信任的人。
她身上有股混着沙漠气息的香皂味,每次靠近我,我心跳就不正常。
我们一周同房4次,恩爱无比。
她走的那天,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块刻着字的军牌,压进我掌心,说:"你要是有一天去科威特,它能保你周全。"
我以为这是一句客套话,就像所有离别时说的那些,说完就散了。
八年后,我因公务赴科威特,刚走出关口,五辆军用吉普车已经横在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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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李建国,1968年生,甘肃天水人。
在那个年代,从西北农村出来的孩子,能穿上军装就已经是祖坟冒烟了。
我父亲是个老实庄稼人,一辈子没出过县城,听说我要去新疆当兵,连夜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往我背包里塞,塞满了还不够,又找了个布袋另外装了半袋。
他站在村口送我,没说别的,就说了一句:"在外头,别给人添麻烦。"
我当时不懂这句话有多重,后来经历了那些事,才明白父亲说的"别给人添麻烦",是他能给我的最厚的嘱咐。
1990年我入伍,分配到新疆某边境口岸执行联络勤务,说白了就是在口岸做协调翻译工作。
我在部队里学过两年俄语,底子一般,但脑子活,口语比笔头强,上级觉得我能用,就留在了口岸这个位置上。
口岸这个地方,说重要也重要,说普通也普通。
每天过来过去的人形形色色,商队、外交人员、偶尔也有些身份不明的过路人,什么样的面孔都见过。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见什么都新鲜,每天睁大眼睛看,觉得这里比老家那片黄土地有意思多了。
1992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底口岸这边已经是呵气成雾,风一刮脸上像刀割。
那一年中东那边刚经历完海湾战争没多久,局势还没完全平稳,时不时有些外国军事人员经由这边的通道往来。
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近期会有几批科威特军事联络人员过境,要求我们做好接待工作,注意礼节,不要出岔子。
我当时听了也没太在意,接待外国人员对我来说不是头一回,按程序走就是了。
出事是在1992年11月的一个下午。
那天风特别大,沙子打在脸上生疼,我正在口岸西侧的检查站做例行记录,远处来了一辆军用越野车,车速很快,开到检查站门口突然停住了。
车门打开,跳下来两个科威特士兵,七手八脚地往外拖人。
我跑过去一看,被拖出来的是个女的,迷彩军装,头发乱成一团,整个人半昏迷,嘴唇乌紫,脸色难看得很。
那两个士兵跟我比划,说的话我听不太懂,但大概意思是这个人在路上突然晕倒,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近停在了我们这里。
我蹲下去,看了一眼她的状态,当机立断喊人去拿担架。
她当时确实很危险,呼吸很浅,手脚冰凉,后来军医说是严重脱水加上高原反应叠在一起,再晚半个小时送来,人可能就没了。
我们把她抬进临时医务室,军医开始处置,我在外面等。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军医出来说人稳住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我松了口气,回去继续做我的记录,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事情没有就这么过去。
02
那个女兵在我们口岸的医务室里躺了三天。
她醒来的时候,我正好在医务室外面走廊上值班,听见里面有动静,推门进去,看见她坐起来了,眼睛睁着,正打量四周。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用阿拉伯语说了句什么。
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然后试着用俄语问她感觉怎么样。
她眼睛亮了一下,回了我一句俄语,口音很重,但我听明白了,她说她口渴。
我去倒了杯热水端过来,她接过去,两手捧着,喝了一大口,然后抬头看着我说:"谢谢你救了我。"
她的俄语说得磕磕绊绊,但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每个字都咬得很认真。
她叫法蒂玛,科威特军队的女性联络官,当时二十七岁,比我大三岁。
她这次过境是执行一项军事联络任务,途中出了状况,才有了后来那一出。
她的身份经过核实,是正规军事人员,手续都齐全,但因为她身体恢复需要时间,不能立刻继续行程,就暂时留在了我们口岸的接待区。
我是口岸里为数不多会俄语的人,自然就成了跟她沟通的主要人员。
她刚开始不怎么说话,吃饭的时候盯着碗里的东西发呆,眼神里有种说不清楚的疲倦。
我后来才知道,她经历过海湾战争,科威特被占领那段时间,她的家里出了很多事。
战争结束了,对很多人来说,那些东西并没有真的结束。
我不懂那些,我只是每天按时给她端饭,偶尔坐下来跟她说几句话,她爱说就说,不爱说就算了。
有一次她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馒头那么大。
我说我们西北人能吃,做馒头就做大个的,吃一个顶饱。
她盯着那个馒头看了半天,然后咬了一口,嚼了很久,说:"比面包硬,但是香。"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她笑了,笑得很短,但我记住了。
那是她到我们这里来之后第一次笑。
她在口岸接待区住下来,恢复得比军医预计的慢一些,原因是她身体底子并不好。
战争年代里亏了太多,她自己不说,但军医检查的结果说明了问题。
上级那边重新协调了她的行程安排,她暂时留在这里,等身体恢复到可以继续任务的状态再走。
这一留,就是七个月。
03
法蒂玛这个人,说起来跟我认识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
我老家那边的女人,要么老实本分,低头干活不多话;要么就是嘴皮子利索,说话像炒豆子,劈里啪啦停不下来。
法蒂玛不是这两种。
她话不多,但每句话都说到点子上,眼神直,看人的时候不躲闪,你说什么她就听着,听完了才开口,从不抢话。
她有一种我那时候说不清楚的气质,像是被什么东西磨过,硬的地方磨软了,软的地方反而更结实了。
她开始慢慢走出接待室,在口岸里转悠,我带她认识了这里的环境,告诉她哪里能晒到太阳,哪里风大要注意。
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从来没见过这么空旷的地方。
我说新疆就是这样,地大,人少,天也大。
她站在口岸西边的空地上,仰着头看了很久,然后说:"在科威特,沙漠是黄的,热的,这里的沙漠是灰的,冷的,不一样。"
我问哪个好。
她想了想,说:"都好,只要活着,什么地方都好。"
从那以后她开始往我值班室跑,起初是拿个小本子坐在角落记她的阿拉伯语日记,后来干脆连本子都不带,就坐着,看着窗外发呆。
我也不赶她,该干嘛干嘛,她坐着,我写我的记录,各干各的,也不别扭。
有几次她没来,我坐在值班室里会觉得哪里不对劲,然后反应过来,是少了个人。
口岸里有几个战友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我,我装没看见。
老周有一次忍不住,直接堵住我问:"你和那个科威特女的,到底啥情况?"
我说:"她是联络官,我负责对接,能有啥情况。"
老周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行吧,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别到时候两头不好交代。"
我说我知道。
那个年代,这种事没有什么说法,你喜欢谁,对谁好,都要藏得严实,尤其是对方还是外国人,更不能有任何把柄落在外面。
04
有一天晚上,我照例去给法蒂玛送第二天的行程通知,敲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眼眶红的。
我站在那里没动,她察觉到我进来,把照片翻过去扣在膝盖上,擦了擦眼睛,说:"坐吧。"
我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她先开口了。
她说那张照片是她弟弟,战争里没了,找都没找到人。
我没接话,就说了句:"对不起。"
她摇摇头,说:"不是你的错,是战争的错。"
然后她沉默了很长时间,我也没动,就陪她坐着。
外面风声很大,把窗缝吹得嗡嗡响,屋子里的灯光昏黄,把她侧脸的轮廓照得很清晰。
她突然问:"李,你怕死吗?"
我愣了一下,说:"怕,谁不怕。"
她点点头,说:"我以前不怕,现在怕了,因为还有事没做完。"
我问什么事。
她没答,只是低头看着那张翻扣的照片,说:"以后再说。"
从那晚之后,我们之间的话多了很多,她也不再是刚来时那副把自己关起来的样子了。
春天来的时候,口岸这边气温回升,风沙少了些,法蒂玛的气色也好了很多。
她开始跟着我们的作息一起活动,早上出来晒太阳,下午在接待区的小院子里坐着,拿着那本俄语词典一页一页地翻,翻得书角都卷了。
有一回她抬起头问我:"李,你们西北有没有花?"
我说有,春天杏花开得早,漫山遍野都是,白的粉的,风一吹就下雪一样。
她听完,低下头继续翻她的词典,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低着头的样子,胸口有什么东西堵了一下,不上不下的。
05
夏天的时候,上级那边传来消息,说法蒂玛的新行程要等到秋天,最迟十月初出发。
她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好在场,看见她捏着那份通知,低着头,表情平静,什么都没说。
我当时也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处理别的事了。
但那天晚饭,她端着碗坐在院子里,没进屋,就坐在外面的石墩子上,对着远处的戈壁滩发呆,饭凉了也没动。
我走过去,拿了个馒头掰开递给她,说:"凉了不好吃,先垫一口。"
她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很久,然后说:"李,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在一起,是因为走不开,不是因为想在一起。"
我说:"那也有走得开之后还在一起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吃完了,端着碗进屋去了。
七月里,她来找我,说想去口岸外面的山坡上看看,问我能不能陪她去。
我请示了值班领导,带她去了口岸西北边那块缓坡,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远处的雪山。
我们爬上去,法蒂玛站在坡顶,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管,就这么站着,看了很久很久。
后来她开口,说:"李,如果可以,我不想走。"
我停了几秒,说:"你有你的任务,有你的家。"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家?科威特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样子了。"
风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刮过,戈壁滩上扬起一层薄薄的沙,远处的雪山被下午的光照着,白得很刺眼。
她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我认识,但没说出口。
我也没说话,就站在她旁边,陪她看那片戈壁。
有些话,两个人都明白,说出来反而多余。
06
秋天到了,法蒂玛接到正式出发通知,定在十月初。
从接到通知那天起,她变得沉默了很多,来我值班室的次数少了,见面说话也短了,像是在提前一点一点地收。
我看在眼里,也没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出发前一周的一个晚上,她敲了我的门,进来站着,手放在外套口袋上,看了我一眼,说:"李,我有件东西要给你。"
然后她从贴身的内衬口袋里,掏出一块军牌。
那块军牌不大,正面刻着一行阿拉伯文,边角磨得光滑发亮,看得出来是长年随身带着的东西。
我说:"这是你的贴身物件,我不能要。"
她没有说话,直接走过来,把那块军牌压进我手心,合上我的手指,然后退了一步。
我攥着那块军牌,抬头看她,想问她为什么,她先开口了,说:"好好保存,不要弄丢。"
就这一句,没有别的解释。
那块军牌凉的,压在手心里,慢慢就热了。
十月初,法蒂玛走了。
走的那天早上,她行李不多,自己拎着,没让人帮忙。
临上车,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点了个头,然后钻进车里。
车开走了,我站在口岸门口,看着车走远,直到连尘土都散了,才回去。
老周走过来拍了拍我肩膀,什么话都没说。
那块军牌,我用布裹好,放进了箱底,压在父亲给我装馒头的布袋旁边。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任何联系,那个年代,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隔着一整个国家,一整段边境线。
日子还是照旧过,我退伍,回到地方,转了业,做了外贸这一行。
外贸这条路走下来跌跌撞撞,但总算站住了脚,慢慢在单位里做到了业务骨干。
八年里,那块军牌换了几个地方存放,但每次搬家,我都会找出来看一眼,确认还在,然后重新包好放回去。
说不清楚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东西不能丢,像是丢了就等于什么东西彻底没了。
2000年春天,单位有个对接科威特方面的项目,需要派人过去谈合同。
领导在会上点了我的名,说我业务能力强,让我带队去一趟。
我答了声好,心里有什么东西静静地动了一下,没有表现出来。
出发前一晚,我翻箱子找护照,翻着翻着,翻出了那块布包着的军牌。
我打开布,捏着那块军牌看了很久。
边角还是那么光滑,刻着的阿拉伯文我至今认不出来,但每一道刻痕我都熟悉,这么多年了,还是一模一样。
我想了想,把军牌揣进了随身包的夹层里,出门在外,带着它,安心。
飞了十几个小时,落地科威特,走出关口,我还没来得及辨认方向,就看见五辆军用吉普车横在路中央,引擎还开着。
周围的旅客和出行人员下意识往两边散,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几辆车,脑子里还没转过弯来。
车门打开,几个穿制服的人走下来,大步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手下意识伸进随身包的夹层,把那块军牌摸出来,捏在手心里。
领队的军官走到我面前,停下来,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军牌。
他整个人僵住了。
沉默了大概三秒,他猛地转身,用科威特语喊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懂,但我看见了——
那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齐刷刷地立正。
手贴太阳穴。
朝我敬礼。
五辆吉普车旁,风刮过来,所有人纹丝不动。
机场外的游客往后退了一大片,有人手机举在半空,忘了拍。
军官保持敬礼的姿势站了足足十秒,才缓缓放下手。
他用两只手,把军牌小心翼翼地还给我,像捧着什么不能碰坏的东西。
然后他抬起头,用生硬却郑重的中文对我说:
"李先生,请跟我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