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开后,疑问也随之而来。孔宪权究竟是谁?为什么遵义地委要动用当时当地唯一的一辆美式吉普车,专程把他接走?
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少年时期的他几乎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后来,他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部队,从一个衣食无着的农家孩子,逐渐成为红军队伍里的战斗骨干。
他识字不多,却敢打敢拼。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龙冈战斗打响,红军击败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并活捉师长张辉瓒。孔宪权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很快担任连长。
不过,勇猛并不等于没有教训。一次战斗中,上级命令部队撤出阵地,孔宪权因为不认识命令中的“撤”字,误以为是要坚守,带着部下继续作战,连队最后只剩下两名战士。连长职务因此被撤掉。
还有一次,他担任彭德怀的传令排长。彭德怀交代他下午三点传令出发,他中午饮酒后睡着,醒来时已经误了时间。彭德怀得知后严厉批评,将他撤职。这个湖南汉子身上有股“虎气”,但部队的纪律同样不容含糊。
凭着战场上的机敏和胆量,孔宪权后来又担任红四师侦察参谋。红军进入贵州后,他经常走在队伍前面,查看道路、山势、河流和敌军动向。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很少穿军装,也尽量少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可能让他在几句话之间就露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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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特意改用贵州人常背的背篓,而不是湖南人惯用的扁担。细节看似琐碎,却关系生死。侦察工作没有枪林弹雨中的整齐队列,更多时候,是一个人走进陌生村寨,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把情报带回来。
1935年2月,红军向遵义地区转进,娄山关战斗成为关键一战。孔宪权当时在红十二团担任作战参谋,战斗前带人捕获敌军人员,获取了守军部署。战斗中,他又率突击队进攻黑神庙附近的敌军指挥部。
敌军援兵赶到后,双方在公路、战壕和倒木之间反复争夺。孔宪权在激战中被机枪击中胯骨,伤口留下多处枪眼。倒地后,他仍趴在水沟里继续射击,直到子弹打光,红军援兵赶到,才被抬下阵地。
当时医疗条件极差,缺少药品和麻醉手段。医生只能用简陋的药物帮助他止痛,随后把他送到遵义城内的天主教堂救治。孔宪权伤势过重,无法跟随主力继续行动,只能在贵州留下养伤。
红军临行前,将他安置在当地财主宋少前家中,并留下药品、生活费用、医生和通讯员。普通伤员留下养病,通常只能获得少量生活费,孔宪权得到的安排明显更为周密。红军还拍下房屋照片,请宋家务必保护他的安全。
这一躺,就是20个月。床由两块门板拼成,门板上还凿了一个小孔,以解决他的生活困难。伤口愈合后,他的一条腿短了近10厘米,行动十分不便。医生和通讯员离开后,他仍没有放弃活下去的打算。
后来,他当过卖货郎,也做过泥瓦匠,靠走街串寨换取口粮。凭着在部队里学到的本领,他还替乡亲写诉状、理清官司。村民只知道他是一个跛脚泥瓦匠,却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曾经在娄山关拼过命。
新中国成立后,孔宪权仍与部队失去联系。1950年,他从报纸上看到杨勇、苏振华的名字,得知昔日首长已经有了新的职务,便分别写信询问。随后,他又给黄克诚写信,表达了希望参加工作的愿望:“身体虽然残废了,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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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确认身份后,将信转交有关部门,并为他出具证明,帮助恢复党籍。遵义地委经过考察,决定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那辆吉普车开进枫香时,乡亲们才知道,眼前的泥瓦匠曾是红军队伍中的老战士。
1951年,孔宪权参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工作。他没有把这项任务当作一份普通差事,而是花了三年多时间走访调查,核实会址情况和相关资料。1955年,他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
1964年,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1988年,孔宪权去世,终年78岁。七大军区发来唁电,悼念这位从战火中走出、又在民间默默生活多年的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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