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年间,江南一名读书人连续多年参加乡试,文章屡被称赞,却始终没有拿到举人资格。旁人劝他改考会试,他只能苦笑:“连乡试这一关都过不去,哪里谈得上进士?”
这句无奈的话,正好点出了明代科举最现实的门槛。许多人以为,进士是科举道路上最难取得的功名,实际上,不少读书人终其一生,连举人的身份都没有获得。所谓“金举人,银进士”,说的并非功名贵贱,而是乡试往往比会试更能淘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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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读书人要参加乡试,不能只凭个人意愿。取得生员资格之后,还要经过科考。科考相当于乡试前的资格筛选,能不能进入考场,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丹阳、金坛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丹阳在学的生员有一百三十多人,乡试应试名额只有二十八人;金坛生员一百一十多人,能够获得名额的只有二十二人。地方越小,名额往往越少,云南、贵州一些州县,甚至只有十余名,少数地方仅有四五名。
这意味着,大量生员会在科考阶段被挡住,真正能够参加乡试的人,远少于名册上的生员总数。若只看乡试考场内的比例,似乎还有三十取一;若把所有生员都算进去,淘汰程度就会陡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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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各省名额由朝廷预先规定,并不会因为读书人增加就同步增长。文徵明曾说,乡试是把一省各地的士子集中起来,数千人中选取少数;张居正也明确要求,各地按照既定解额送考,不得随意增加。
实际比例还会随地区和年份变化。明代中后期的统计显示,浙江约为百分之三点三,江西约为百分之二点四,河南约为百分之三点四,福建约为百分之四点一,广东相对高一些,达到百分之六点四。各省不同,但总体仍接近三十人取一名。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三十取一,是在科考筛选之后计算的。许多生员连乡试考场都进不去,所谓中举比例,并没有把这部分人计算在内。也正因此,明代生员若想获得举人功名,实际面对的是多重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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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生员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明代前期,学校制度逐步铺开,各地生员数量增长明显;到了晚明,读书人越来越多,而乡试解额变化有限。考生增多,名额不变,竞争自然越来越紧。
福建莆田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从洪武三年至嘉靖七年,福建共举行五十二次乡试,莆田一地取得乡荐资格的士子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人,其中登甲科者三百二十四人,还出了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福建每次乡试中额约九十人,莆田在长期累计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
有意思的是,地方之间的差距如此明显,也引发了名额分配的争议。有人主张按府分配解额,避免少数文化发达地区长期占据优势。这个办法看似公平,却会带来新的难题:同一府内各州县的教育水平并不相同,平均分配也未必真能做到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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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的残酷,还在于机会并不密集。明代虽有恩科,但举行次数远少于清代。很多生员三年才有一次应试机会,落榜后只能继续准备,年龄和家境却不会因此停下来。
会试反倒没有这样复杂的资格筛选。举人取得乡试资格后,可以参加会试,落榜也能继续应考。明代会试通常约十取一,虽谈不上轻松,却明显高于乡试的录取比例。
所以,进士像是摆在高处的银器,耀眼而珍贵;举人却像埋在深土中的金子,真正能挖出来的人更少。大量读书人并不是倒在会试,而是被乡试挡住了去路。“金举人,银进士”这句话,正是明代科举名额、资格与地域竞争共同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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