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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仲孙在东海横了几十年,历任太守都办不下他,尹翁归到任,却把他定罪斩于市集,全郡震恐,无人再敢轻易犯禁。同一个豪强,结局突然翻转,只归因于新太守够狠,便漏掉了他此后再也钻不出去的那道缝。此前每次追捕,他都能凭势力与变诈脱身,这一次却直接走到了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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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有凭据。霍光秉政时,他在平阳做市吏,诸霍奴客持刀兵入市闹事,官吏压不住,轮到他管市,那些人才收敛。他不收商贾馈赠,市面因此畏服。这能证明他敢碰有靠山的人,却解释不了许仲孙为何连旧日退路也断了。平阳镇住的是闹事奴客,东海要办的却是历任二千石都未能定罪的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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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各县随之有了簿册。吏民贤能或不肖,谁背着奸邪罪名,他都掌握,分县记下,见有松懈便翻籍核查。逮人也挑时候,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或巡行县邑之际,无故不动手,用意是办一人而震慑众人。罪名,时机和旁观者凑到一处,临机诈辩便很难抹掉册上的旧账。公开收人时,各县吏民也一并看到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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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仲孙过去解开的,是一场场追捕,如今该查什么,何时动手,办给谁看都已排定。簿册使旧罪不随一次脱身而散,大会收人又让吏民亲眼见到代价,所谓「以一警百」,靠的正是这份可以重复的预期。一任太守的脾气尚可避,年年照转的规矩却难以周旋。许仲孙死后,东海大治。
若事迹停在东海,他很像专为小民出气的清官。后来调任右扶风,他仍挑廉洁公平,憎恨奸邪的官吏担任要职,各县照旧登记罪名,盗贼在邻里间一出现,便召来县长吏,指出主谋姓名,让他们按行迹类推查捕。地方换了,簿册与督办没换,这套办法也未因治绩变佳而收敛。扶风同样大治,盗贼考课常居三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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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豪强要被逼到哪一步,东海的胜利没有答案。右扶风一些获罪豪强被送到掌畜官处切草,每人都有定量,不准找人替代,交不足便挨鞭笞,极端者用鈇自刎。这里的严超出一次定罪,劳役天天要交,差额天天能算,受罚者连暂避锋头的空隙也很有限。曾讲究收人择时的太守,在这里把定额与鞭子接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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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套办法没有变成他的私产。赴东海前,他向于定国辞行,于定国原想托付两个邑子,两人谈了整日,于定国终究没敢叫他们出来,事后只留下「不可干以私」的评价。这句话挡住了私人请托,却管不到切草数额是否过重,个人清白也不能替受刑者求得宽减。那场持续整日的谈话,最终没有变成一句请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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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四年,尹翁归病逝,家中没有多余资财。天子称他「廉平乡正,治民异等」,另赐一百斤黄金给他的儿子,供祭祀使用。没有聚敛,能洗掉自肥嫌疑,员程与笞督却不会随这份清白自动变得合理。宽严系在同一套治术上,许仲孙伏法换来称快,切草者自刎留下的却是另一笔账。衡量那些只盯重点对象的从严考核,还要问定额落在谁身上,交不足要付什么代价。百斤黄金赐作祭祠之用时,掌畜官里的自刎者已经先付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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