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画地为牢

英伟达的公司章程里，有一条很短的条款：任何高管，董事会都可以撤换。

英文写的是“Any officer”

黄仁勋，也在其中。

公司章程就是这样，它不关心一个人穿过多少次黑色皮夹克，不记得他曾经把多少块芯片举过头顶，更不会因为台下掌声经久不息，而特设一个例外。

是的，黄仁勋，真的要离开英伟达了。

一

黄仁勋很早就知道，生活并不因为一个孩子年纪小，就对他格外客气。

九岁时，他和哥哥被送到美国，进入肯塔基州的一所寄宿学校。他的日常工作包括打扫卫生间。室友比他大得多，据他后来讲述，他教室友识字，室友教他卧推。

他不喜欢把自己说成受害者。很多年以后，再谈那段生活，他仍倾向于说，那让自己变得坚强。

十几岁时，他到Denny’s餐厅打工，洗盘子、收拾桌子、端咖啡，后来做服务员。

黄仁勋早年担任工程师时期的照片。

1993年，三十岁的黄仁勋又坐进Denny’s。这一次，他不是来收拾别人剩下的杯子。他和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柯蒂斯·普里姆商量创办一家公司。

2023年9月，Denny’s为英伟达创业时使用的卡座设立纪念牌。

三个人的判断是，CPU虽然擅长处理各种任务，却不会永远适合所有计算。CPU像一位能力很强的总管，能够处理复杂问题，但许多事情需要按次序完成。另一种芯片则可以把大量相似的工作拆开，让许多计算同时进行。

这就是加速计算最初的朴素想法：通用处理器之外，世界还需要专用加速器。

三维图形只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入口，游戏则是当时唯一可能把昂贵技术带进普通家庭的应用。

这个判断后来看近乎先知，当时却更像一个不太体面的创业项目。

实时三维图形主要运行在昂贵的工作站上，客户是电影公司、科研机构和工程设计师。普通PC用户是否真的需要一块专门计算游戏画面的芯片，没有人能够证明。红杉资本后来把英伟达当年的选择称作进入一个：

“零十亿美元市场”——不是市场很小，而是连可以认真测算的市场都还没有。

黄仁勋去向红杉创始人唐·瓦伦丁融资时，对方问他：杀手级应用是什么？

他说，有一家叫艺电的公司，英伟达会帮助他们创造三维游戏。

瓦伦丁提醒他，红杉也投资了艺电，那家公司的CTO只有十四岁，

上班还要别人开车接送。

二

英伟达起初也不像命运特别眷顾的公司。

它的第一款芯片NV1，功能繁多，价格不低，却不合市场胃口。黄仁勋把它形容成一只章鱼，什么都能做，什么都需要接线。按他后来在红杉资本访谈中的说法，二十五万块芯片卖出去，其中被退回来的，

差不多二十四万九千块。

搭载NV1的Diamond Edge 3D 2120显卡，板卡上留有“1995”标识。

1996年，英伟达裁掉了超过一半员工，公司从约一百人缩减到约四十人。留下来的工程师不再分散尝试，所有剩余资源都被押到RIVA 128上。到1997年这款产品上市时，公司账上的钱大约只够再付一个月工资。

是RIVA 128拯救了英伟达。

它后来在四个月内卖出约一百万颗，才把英伟达从悬崖边拉回来。

黄仁勋后来喜欢说，当你只有一次机会，就必须把芯片做对。

这句话听起来像工程纪律，其实是没有退路。

活下来以后，他还要给英伟达找一座工厂。

英伟达自己并不制造芯片。设计图画得再漂亮，没有产能，就只是一叠纸。黄仁勋想联系台积电，翻开黄页，找到其美国办公室的电话，一次次打过去，留下自己的姓名、号码和公司情况。

“没有人打给我，没有人回我电话。”

黄仁勋最后给张忠谋写了一封长信。等了很久，一天晚上，电话终于来了。办公室里，英伟达的员工正在打游戏，笑闹声很大。黄仁勋听清对方是谁，赶紧让大家安静：“是张忠谋。”

他后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念头：

“也许我们不用死了。”

1998年，双方开始正式合作。此后近三十年，英伟达不断提出更高级的芯片、更复杂的工艺和更多的产能需求。黄仁勋与张忠谋之间，也从一封迟迟得不到回复的信，变成了全球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合作关系之一。

三

1999年，英伟达上市了。

同年，英伟达推出GeForce 256，并把它称为“世界上第一块GPU”。

GeForce 256把几何变换和光照计算进一步从CPU转移到图形芯片上。此前需要CPU参与的许多工作，现在可以由专用芯片完成。英伟达不仅推出了一款产品，也开始推广一个新的产品类别：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图形处理器。

1999年发布的GeForce 256 DDR显卡，英伟达以这款产品推广“GPU”这一产品类别。

但是，上市和GPU也没有把黄仁勋从失败里保释出来。

2002年，竞争对手ATI推出Radeon 9700，在性能和上市节奏上同时压过英伟达。英伟达寄望于NV30反击，产品却一再延迟。到2003年，GeForce FX 5800终于上市，等来的不是掌声，而是性能、功耗和噪音上的恶评。

那块显卡需要夸张的风扇压住热量，运转起来声音太大，被评测者取了一个不太体面的外号：

“吸尘器”。

英伟达继续修改架构，推出后续产品。2004年，GeForce 6800系列重新帮助公司夺回性能竞争中的主动权。

这时的黄仁勋其实已经不满足于单个产品的成功，他想要的是后来者贾跃亭所反复说的一个词：

生态化反。

2006年，英伟达推出CUDA，让图形芯片不只负责游戏画面，也可以承担通用计算。

市场并没有立刻回报这份远见。

真正的验证要等到多年以后，深度学习研究者用英伟达GPU训练出AlexNet，原本为游戏准备的技术，忽然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底座。

用户看不见CUDA，恰恰说明它已经变成基础设施。

人们不会每天赞美水管，只有停水时才想起它。

这也是CUDA与一代热门芯片最大的不同。芯片每隔几年就会更新，程序员积累下来的代码、习惯和信任却不会随之清零。竞争对手可以发布一块参数更好的GPU，却很难同时复制十几年里已经调好的库、已经写好的程序和已经培养出来的人。

此后十年，英伟达继续卖芯片、维护CUDA、建设软件库，把GPU装进越来越大的服务器。

四

英伟达和AI结缘并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商业故事。

2016年，英伟达已经成立二十三年。黄仁勋把多颗GPU、高速互连和软件整合进一台DGX-1，试图给人工智能研究者提供一套可以直接使用的计算系统。但当时，竟没有一笔订单，没有人愿意购买，

除了马斯克。

马斯克当时说：“我有一家公司真的需要这个”，黄仁勋听了很兴奋，装箱了一台DGX-1并亲自开车送到了旧金山，于2016年交付给了马斯克。而马斯克提到的这家公司，

正是现在的OpenAI。

2016年，黄仁勋（左一）在OpenAI办公室交付首台DGX-1，Elon Musk（中）在场。

多年以后，想要英伟达机器的人排到了世界另一端。各国政府、云厂商、模型公司和初创企业，都不得不研究他的发布会，揣摩他的措辞，计算他能够分配多少产能。

当年那个亲自送货的人，成了人人想见的人。

真正的公众时刻，在2022年底到来了。

ChatGPT出现以后，人们忽然发现，人工智能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演示。它能够写作、编程、回答问题，能够以自然语言与普通人交谈。

需求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写了GPU的身份。

人们后来喜欢说，黄仁勋押中了未来。

其实未来不是赌场里掀开的一张牌。它更像一间迟迟没有客人的餐厅，黄仁勋坐在那里，一年一年续杯，把成本付掉，把工程师留住，等门外终于有人进来。

五

今天的英伟达，已经很难再用“显卡公司”形容。

2026财年，英伟达营收达到约2159亿美元，净利润约1201亿美元；其中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约1937亿美元，接近公司总营收的九成。

这些数字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大，而是它们来自一种极其昂贵的依赖。

客户购买的不再只是一颗芯片，还包括NVLink、InfiniBand和以太网连接，包括机柜、整机系统、软件工具和开发生态。英伟达把自己的产品从电脑里的一块板卡，逐步变成数据中心里的一整套基础设施。

黄仁勋卖的也不再只是计算能力，而是建设人工智能的一套秩序。

他没有发明人工智能，也没有独自发明GPU。他把一种曾经被视为游戏配件的技术，做成了现代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同时，把一家只剩一个月工资的小公司，做成了全球AI产业无法绕开的企业。

六

黄仁勋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从醒来的那一刻工作到入睡，一周七天。即使在不工作的时候，也在想工作，就算坐下来看电影，看完了却记不住，因为脑子里仍是公司。

他还开过一个玩笑：等英伟达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自己也许就能拥有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了。

这个笑话当时听起来很现代，甚至有点可爱。

如今再看，它更像一句没有掩饰好的自白。

在英伟达内部，他不是一个远离日常的董事长。他长期让几十名高管直接汇报，不喜欢一对一会议。

他说，自己不会把某条信息只告诉一个高管，而让其他人蒙在鼓里。

这是一种追求透明的管理方式，也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结构。所有道路都更短了，因为许多道路直接通向他。

只不过，组织图是扁平的，权力却仍然是向心的。

英伟达越来越像他设计的一套计算系统：不同部件同时工作，信息高速流动，延迟尽可能低，而他是那个不断协调全局的人。

公司因此跑得很快，也逐渐很难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协调全局的人不在了呢？

曾经，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问题。因为黄仁勋把英伟达做得太成功了。成功到董事会很难换掉他，成功到客户和员工不能轻易想象没有他的英伟达，也成功到他的任何私人失控，都不再只是私人后果。

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忽视而消失，相反，它会人们的忽视而让后果变本加厉。

风波到来以后，黄仁勋公开承认对妻子不忠，并向家人和同事道歉。

令人唏嘘的是，这些原本属于家庭、婚姻和个人边界的事情，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董事会声明、监管风险、股价波动、继任者名单。

一个男人的私人生活，被折算成了一家公司的风险敞口。

七

黄仁勋并不是那种可以被轻易写成失败者的企业家。

截至2026年3月23日，他在代理文件中的受益持股约为3.58%。即使失去CEO职位，这些既有股票也不会凭空消失。

他仍富有，仍有声望，仍可能创办新公司，也仍会被历史记住。

所以，他不可怜。

但一个创始人最深的悲剧，本来就不是失去财富。是他终于发现，公司属于自己生命的那一部分，和公司愿意交还给自己的那一部分，并不是同一回事。

他不是一个终于失败的强者，而是一个成功太久、成功到让人忘记他也会失控的人。

他把英伟达做得太像自己，最后连私人生活也不再完全属于自己。而公司章程仍然安静地放在那里，不称赞，也不责备，只把他和许多人一起，写进“任何高管”

这两个词如此普通。

普通得近乎残忍。

他花了三十三年，让全世界都认识了自己。直到最后才明白，当所有人都认识你以后，

孤独才开始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