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春兰,四川资阳人,属龙,今年五十岁整。十六岁那年,也就是1992年的正月,我背着一个蛇皮口袋,跟着同村的表姐,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来到江苏,从此就在这片水网密布、说话像唱歌一样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三十四年里,我进过纺织厂,摆过地摊,开过小吃店,而现在坐在苏州吴中这间自己的小面馆里,一边择菜一边给你们讲我的故事。我这辈子先后有过四个男人,都是江苏本地人——一个是苏北徐州的,一个是南京的,一个是南通的,一个是现在这个苏州的。人家听说我结了四次婚,先是一惊,然后眼神里就带了别的东西,觉得我肯定不是个正经女人。我懒得争辩。只能说,婚姻这门课,别人上一次课就毕业了,我笨,交了三次重修费才勉强及格。可要论对江苏男人的了解,我敢说,全省十三个市,我摸透了一小半。
先说我是怎么来的。92年我们村穷得叮当响,我家五姊妹,我排老三,上面两个姐姐都没读完初中就被家里叫回去挣工分了。那年正月,表姐从江苏寄回来三百块钱和一张照片,照片上她穿着红色的确良衬衫,站在一栋三层小楼前面,笑得牙齿雪白。我爹捏着那三百块钱,手都在抖。他说,春兰,你去,跟着你表姐,好歹混口饱饭。我娘连夜给我缝了两身衣裳,把家里仅有的五十块钱缝在我棉袄的夹层里,一边缝一边哭。我走的那天早上,天上飘着毛毛雨,我娘送我到村口,没再往前送,就站在那棵老黄桷树下,我看她,她摆手,意思是快走,别回头。我还是回了三次头。第三次回头的时候,我看见我娘在抹眼睛,那个画面,我记了一辈子,后来每次想家想得睡不着,脑子里就是那棵树和那个抹眼睛的影子。
到了江苏,落脚的地方是苏州城郊一个镇子,表姐在一家镇办纺织厂做工,托人把我 also 弄了进去。厂里噪音大得像整天打雷,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接头、落纱,手指头磨得全是血口子。第一个月发了八十六块钱,我寄了六十回家,自己留二十六。宿舍八个人一间,四川的、安徽的、苏北的、本地的都有。就是在那个宿舍,我认识了第一个改变我命运的人——不,应该说,第一个坑了我的人之前,先说说那个好心的宿管阿姨,苏州本地人,看我年纪小,老是偷偷塞给我酱肉和卤汁豆腐干,教我说苏州话“侬好”“饭吃过了㖏”。她让我第一次觉得,江苏人里头有好人,心是软的,只是嘴上精。这个印象,后来被反复验证。
第一个男人,姓佟,徐州人,大我九岁。认识他是在93年,我十七岁半,他已经算厂里的老师傅了,修机器的,力气大,酒量大,嗓门更大。他是怎么打动我的呢?简单,就是豪爽。我被人欺负了,宿舍有个苏北的老大姐偷了我的钱,我不敢吱声,他知道以后,直接堵在厂门口把事情嚷嚷开了,替我要回了钱。从那以后,哪个再敢欺负我,他就瞪眼。一个十六七岁、无依无靠的小姑娘,遇上这么一个肯替你出头的人,就觉得是天了。他追我追得很猛,天天在食堂给我打排骨,冬天骑车四十分钟给我送军大衣。95年我十九岁,跟他结了婚,彩礼给了我们家八百块,我爹娘高兴得很,觉得女儿嫁了个“吃商品粮”的。
苏北男人,我是从佟师傅身上摸透的。他们的好,是明面上的好:讲义气,护短,对朋友能把心掏出来,你在他那儿永远是“俺媳妇”,谁也不能碰。可他们的坏,也坏在明面上:大男子主义是刻在骨头里的,喝了酒就是家里的皇上。婚后第二年他喝酒的毛病越来越凶,不喝是条汉子,喝了就是个煞星。先是摔碗,后来推我,再后来有一回喝多了,因为我说了他表弟一句,他一巴掌把我从堂屋扇到了门槛外头。我躺在地上,耳朵嗡嗡响,看见他家房梁上挂的玉米,一串一串的,忽然就想明白了一件事:豪爽和大男子,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他都把你当自己的东西了,护你,是因为你是他的,打你,也是因为你是他的。那耳光打完,他酒醒了跪在地上哭,抽自己嘴巴,说春兰俺不是人。我原谅了他一次,因为他哭得是真哭。第二次是两年后,这回没等我原谅,他喝酒跟人打架,进了拘留所,出来以后工作也丢了。我提离婚的时候,他爹娘、他兄弟全家人堵着门骂我“川妹子没良心”。我只说了一句话:徐州人是好汉,可我不能拿命给好汉当酒菜。98年,我二十二岁,离了婚,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他后来又找了个本地媳妇,听说还是喝酒,唉。
离婚以后我离开那个镇,到了南京,在夫子庙附近一家饭店后厨帮工。就是在南京,我遇到了第二个男人,老纪,南京人,比我大六岁,是那家饭店的冷菜间师傅。南京男人跟苏北男人是两个物种。老纪这个人,怎么说呢,用南京话讲叫“胎气”,大方,不小气,讲话斯斯文文,烟不抽,酒只喝一两盅黄酒。他追我的方式也文明,不送军大衣,送书,送我一枝钢笔,教我看报纸,说春兰你要识字,识了字这辈子就不一样。跟他在一起,没挨过一指头,吵嘴都吵不起来,你嗓门一高,他就摆手,说“多大事啊”,天大的事到他嘴里都是“多大事啊”。2000年我跟他结了婚,我以为这次稳了。
南京男人我是摸透了,就四个字:大事化小。优点是不给你气受,缺点是——他什么事都化小,小到没有。让他上进,他说多大事啊,混混呗;孩子生病要操心,他说多大事啊,看看去呗;我摆摊被城管收了秤,回来一肚子火,他说多大事啊,明天再买呗。你永远指望不上他着急,可日子这个东西,不怕吵不怕苦,就怕没人跟你一块儿着急。我跟他过了六年,最后压垮婚姻的,是我要开小吃店,差八千块钱,求他去跟他哥借。他说,多大事啊,不开不就行了吗。那天晚上我坐在秦淮河边坐到半夜,想明白了:南京男人适合搭伙过日子,风平浪静的时候是神仙伴侣,可我这辈子是从四川山沟里爬出来的,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跟风浪打交道,我需要一个跟我一起在浪里划桨的人,不是一个坐在船头说“多大事啊”的人。06年我们好聚好散,他到今天见了我还是客客气气,逢年过节还发个短信,问声好。老纪是个好人,真的,只是好得没有力气。
第三段婚姻最短,也最疼,可我不后悔认识那个人。离婚以后我把攒的钱加上借的钱,在南通一个批发市场旁边开了家川味小吃店,卖担担面、酸辣粉。南通这个地方生意好做,市场里人流量大,我起早贪黑,一个人顶三个人用。就在那个市场,我认识了老羌——他其实姓羌,苏北靠南通的,但跟佟师傅那种苏北完全是两码事,他是在上海打过十年工、又回南通做水产生意的人,走南闯北,脑子活络。老羌追我的时候我三十岁,他已经四十二了,离异,没孩子。他说,春兰,我看你这个人,是能做大事的人,你的店不该只有一间门面。南通男人,或者说走南闯北过的南通男人,最厉害的地方是眼光毒、敢下注。他跟我合伙,把小吃店扩成了三间门面,教我记账、算成本、看人下菜碟。08年我们结的婚,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几年,店开到四家,我在资阳老家给我爹娘起了两层小楼,我娘站在新房子门口哭,跟我当年在村口回头看她哭,遥遥地应上了。
可老羌这样的人,是把双刃剑。他敢下注,也敢下别人的注。生意做顺了,他开始赌,先是真的牌桌,后来是那种叫“投资”的赌——朋友说个项目,他不考察就砸钱,砸的是店里的流动资金。我管不住他,因为我发现南通男人的精明里头有个致命的软肋:他们太相信自己的眼光,认定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赢了认为是本事,输了认为是运气,接着加注。2012年,他背着我把两家店面抵押了,投进一个朋友的船运生意,那个朋友卷款跑了。一夜之间,我们从四家店变回一家店,还背了债。我跟他吵,跟他闹,他梗着脖子说:明年,明年我翻给你看。我看着他,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火车上表姐跟我说的话:春兰,出门在外,命要攥在自己手里。13年,我把剩下那家店的股份分了他一半,债也一人一半,跟他把婚离了。离婚那天他哭了,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蹲在我店门口的台阶上哭,说春兰,是我对不住你。我心里也疼,可我更清楚:这个男人东山再起的时候会再来找我的,而他再起的时候,我陪不动了。我四十一岁,从明天起,我得为自己活了。
现在说说第四个,也是我这辈子的收官之作,老白,苏州人,我面馆隔壁修钟表的。认识他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再婚,三次了,够本了。老白比我大四岁,从来没结过婚,街坊背后叫他“白师傅”,说他抠,说一个修表的,一分一厘都算得清。跟他熟了以后我发现,苏州男人的“抠”,其实是“算”——不是抠门,是什么都要算清楚,算得清清楚楚才踏实。他第一次请我吃饭,吃完把账单收好,我以为他要AA,结果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本子,把那顿饭记上了,说:春兰,我这个人,账要记清,人情要记牢,你看,这顿是我请你,往后你要是请我,我也记,记一辈子。我当时笑了半天,觉得这人真逗。后来才知道,那个本子他已经记了三十年,谁给他一颗糖,谁借他一把伞,全在上面。
我从他身上,把苏州男人的性格摸了个底朝天:外头看着精明、斤斤计较、讲话兜圈子,实际上心里有一杆最准的秤。你对他三分好,他还你三分利,绝不多占,也绝不少给。跟他搭伙过日子,得先适应那个“慢”和“算”,适应了,你会发现那是全江苏最稳的一种男人——不豪爽,不胎气,不豪赌,就是稳,像太湖水,看着不动,底下深得很。我们2016年结的婚,结婚前他把两边的财产列了张清单,我一张,他一张,写着各自的归各自,往后共同的一人一半。搁别人早翻脸了,我看了直点头:这才对嘛,我前头三次,哪一次不是账没算清、心没摆平才散的?
我们这个面馆是他帮我把关盘下来的,账他记,收银是我,两个人一天说不上十句话,可我下午打盹的时候,他会在旁边给我把风扇换个方向。去年我生病住院,他把那个记账本带来了,我一看,住院那几天,他记的不是钱,记的是“春兰今日想吃葡萄,买了”“春兰夜里咳嗽三次,明日买枇杷膏”。我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五十年了,头一回在账本上看出来爱情。
现在有人问我:春兰姐,江苏男人到底哪里的最好?我给你掰扯掰扯我这三十四年摸出来的账:徐州的男人是烈酒,够劲,也烧人,你要是命硬扛得住,就是一辈子的靠山;南京的男人是温吞水,舒服,可泡久了,人就没了性子;南通的男人是海潮,能把你托上天,也能一个浪头把你掀翻,跟大;苏州碗焖肉面,看着不起眼,汤是熬了整夜的,你急不得,慢慢吃,越吃越有味道。要说我自己,前三个我都爱过,认认真真爱过,散了也不是谁的错,是我这个四川山里出来的女人,得一次一次试,才试出自己这碗面该配什么浇头。
前年清明,我陪老白回他苏州乡下的老家上坟,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纺织厂旧址,厂子早拆了,盖成了商场。我站在那片工地上看了很久。老白问我看什么,我说,九二年,我在这里头接了三年的纱,手指头全是血口子,那时候我想,我这辈子能吃饱饭就算赢了。老白“嗯”了一声,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回去的路上,拐到一家水果店,买了两串葡萄,记在了他的小本子上,写的是:春兰旧厂重游,购葡萄,慰藉。
你看,这就是摸透了江苏人性格的坏处——也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我一眼就看得懂他们的算计、豪爽、温吞和精明,我也终于看得懂,谁的本子上,写的是我。
面馆里水开了,我该下面了。人生嘛,就跟这锅汤一样,我前头加过辣椒,加过糖,加过盐,熬到第五十个年头,总算熬出了自己的那个鲜味。你要是哪天路过吴中,进来吃碗面,我给你多加一勺辣子——四川人的底子,我到底还是没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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