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南住了三十八年,有过2个男人,发现海南男人一个共性。
我叫许凤霞,今年六十,湖南衡阳人。一九八八年四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那阵子,全国往这边涌人,报纸上写"十万人才过海峡",我算里头最不人才的那一批——二十二岁,中专毕业,在衡阳一家针织厂做统计,跟着同乡一个姐姐,从海安坐轮渡到秀英港。船过琼州海峡那天风浪大,我吐了三回,扶着栏杆看岸,岸是白花花的一条线,什么也看不清。
我原想着干两年就回去。结果一住三十八年。
刚到海口,我租在府城一间老屋的二楼,八平米,一个月十八块。热,潮,回南天墙上往下淌水,我的皮鞋搁三天就长一层白毛。海南话我一句听不懂,街上人讲得快,像吵架,我头半年买菜全靠指。我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打字员,一个月九十六块,打字机是那种老式的,卡了字得拿手抠。
我第一个男人叫陈海生,文昌人,家里在清澜港有条小渔船。我认识他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公司派我去水产码头对一张单子,单子对不上,我在太阳底下站了半个钟头,汗顺着下巴滴到纸上。他从档口里出来,什么也没说,递给我一个椰子,上头已经砍好了口,插着根吸管。
我说,谢谢啊,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
我说,那怎么好意思。
他"嗯"了一声,转身回去数他的鱼了。
就这么认识的。他比我大三岁,黑,瘦,话少得厉害。追我那阵子,别人的男朋友送花、写信、约去看电影,他不。他每回来看我,拎一兜东西:有时候是芒果,有时候是一捆青菜,有时候是一小袋虾,往我桌上一放,坐十分钟,喝完一杯水,说,我回去了。
我同屋的姐姐私下跟我说,凤霞,这个人闷得有点过分了,你受得了?
我说,闷点好,不惹事。
那时候我是真这么想的。我从小在家里是老大,我妈嗓门大,我爸急脾气,一家人说话靠吼,我觉得不吵不闹就是福气。
一九九一年我们结的婚。九二年生了女儿,叫陈晓晴。
婚后头几年还行。到第四年,我开始受不了了。
不是他打我,不是他赌,不是他在外头有人。是他不接话。
我在单位受了气,回家一通说,他坐在竹椅上,听完了,说,哦。我讲将来,说咱们攒钱买套房,说人家谁谁去跑运输挣了多少,说要不回衡阳算了,他还是那句,哦,或者"再说吧"。我火上来,声音越拔越高,问他,你到底有个主意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啊。
他不辩,也不还嘴。他起身进厨房,倒一杯温水,搁到我手边,然后去阳台收衣裳,或者蹲在门口补那张破了的渔网。
那杯水,我那些年摔过好几回。
我冲他喊,我不要水!我要你说话!
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捏着网线,看了我一眼,说,先喝口,别上火。
就这一句。我气得回屋把门一摔,他在外头把网补完,把水杯收走,第二天早上五点照旧起来煮粥。
我那时候管这个叫"一堵墙"。我跟同屋姐姐说,我跟一堵墙过了五年。我说,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我一点底都没有。
一九九六年那场台风,我到今天记得。
那天风从下午开始起,广播里一遍遍播,说夜里登陆。我慌得不行,抱着两岁的……不对,晓晴那会儿四岁,我抱着她满屋转,不知道该收拾什么。海生从码头回来,一身湿,进门先没看我,绕着屋子走了一圈:把后窗那两块松了的木板卸下来,拿钉子重新钉死;把水缸接满,连两个塑料桶都灌上;把煤油灯找出来,试了试,添了油;把手电里的电池抠出来擦了擦又装回去;把晾在竹竿上的衣裳全收了,叠好压在柜子底下。
从头到尾,他一句话没跟我说。
我抱着孩子站在屋当中,急得直跺脚,说,你倒是说句话啊,咱们要不要去隔壁楼躲一躲?
他把门闩插上,拿手推了两下,试牢不牢,然后回过头,说,不用,这屋扛得住。
我说,万一呢?
他说,扛不住我背你下去。
他说话的时候手上还在拧那根尼龙绳,把院里那棵木瓜树往柱子上绑。
那天夜里风叫得像火车,瓦上有东西一路滚过去,啪啦一声。我缩在床里,晓晴吓哭了。海生坐在门槛上,守着一盏煤油灯,一宿没躺。我半夜起来,看见他背对着我们,肩膀宽宽的,一动不动,隔一会儿起身去把门闩再推一下。
风过去是凌晨四点。他推开门,站在院里看了半天,回来说,瓦掉了三片,明天我上去补。
然后他烧了水,给我倒了一杯,说,先喝口。
我那天接过杯子,没摔。可我心里还是堵着。我想,你守了一夜,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别怕"?
一九九八年,我提的离婚。
导火索小得现在说出来都嫌丢人:晓晴要交一笔择校费,八百块,我攒了两个月还差两百,我想让他去跟他哥开口借,他不肯,说"再缓缓"。我那天彻底炸了,把这几年的账全翻出来,从他不肯去跑运输,到他不跟我商量事,到那杯一杯一杯的温水,全倒了出来。我说,陈海生,我跟你过了七年,我连你心里想什么都不知道。
他坐在那张竹椅上,听我说完,还是那副样子。
我说,离了吧。
他沉默了大概半分钟,说,好。
就一个字。没拦,没问,没吵。
我搬走那天,他帮我把两个箱子拎下楼,放到三轮车上。车要走的时候,他从裤兜里掏出五百块钱,还有一塑料袋芒果,塞到我手里,说,路上小心。
我说,你就不说点别的?
他手在裤缝上搓了搓,说,晓晴要是想我,你别拦着。
三轮车蹬出去老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楼底下,没挥手,就那么站着。
我那时候想,你看,到底是不在乎。
后来晓晴长大,也嫌她爸闷。她上初中以后一个月去一趟清澜,回来说,妈,我跟爸坐一下午,他统共说了六句话。她嫁的是个东北小伙,在海口做工程,嗓门大,进门就喊"妈",一屋子响动。我头两年看着挺高兴,心想,这才叫热乎日子。
再后来有一年过年,女婿喝多了,在客厅拍着桌子跟我姑娘拌嘴,声儿大得楼下都能听见。晓晴跑来我屋,关上门,说,妈,吵得我头疼。
我给她倒了杯温水,搁到她手边。
杯子放下去那一瞬间,我自己愣住了。
我第二个男人叫周亚弟,万宁人,在府城街口开一间茶店,兼修小家电。我认识他是二〇〇一年,我那间出租屋的电风扇不转了,晓晴说,妈,街口那个阿叔会修。我拎着风扇过去,他正坐在藤椅上喝茶,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背心。
他把风扇翻过来,拆了,拿毛刷扫了扫,上点油,装好,插上,转了。他说,十五块。
我说,上回别家收我三十。
他说,就松了个轴。
我把风扇拎走,走到街口,他追出来,说,阿姐,那个插头有点松,你回去别老拔,我明天给你换个新的。
第二天他真来了,拎着个新插头,蹲在门口换了,没收钱,也没进屋坐,换完拍拍手走了。
我那时候三十五,离了三年,一个人带晓晴,日子过得紧。他四十二,离过婚,有个儿子跟着前妻。我们没怎么"谈",就是这么一件一件小事,慢慢凑到一块儿。
他跟我说"要不你搬过来"那回,也不是开口说的。那年雨季,我那间屋的雨棚漏,漏得床脚都湿了,我拿盆接着,接了三天。第四天下班回来,雨棚换了块新的铁皮,边角还拿胶封了一圈。他坐在楼道台阶上,手里拎着工具袋,见我上来,说,弄好了。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
我说,亚弟,你这是干什么。
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阿姐,你搬我那儿去吧,那边不漏。
就这么一句。没有花,没有戒指,没有"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块儿过了二十一年。
他跟海生,长得不像,脾气也不像——海生闷得近乎冷,亚弟在茶店里跟老客能聊半天,笑起来眼角的褶子全堆起来。可过起日子,那股劲儿,一模一样。
我急性子的毛病一辈子没改。跟他吵,多半也是为些小事:他把我晒的被子收晚了,淋了雨;他答应陪我去医院,临时被老客叫去修冰柜;他给他儿子添了钱没跟我讲。我一提高嗓门,他不接,起身进厨房,倒一杯温水,搁我手边,然后去干他手上的活。
头一回,我端着那杯水,站在茶店后头,忽然就想起了一九九四年府城那间八平米的屋子,竹椅,渔网,还有那句"先喝口,别上火"。
隔了七年,两个男人,同一个动作。我端着杯子,手有点抖。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神看。
晓晴出嫁那年,嫁妆我算来算去差一万二,我没跟亚弟开口,自己回了趟衡阳跟我弟借。回来以后,管账的本子上多了一笔,一万二,日期在我走的前一天,字迹是他的,歪歪扭扭。我问他,他说,哦,我先垫上了。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你那两天睡不着。
我住院那回,胆囊手术,九天。他每天五点半起来熬粥,装进保温桶,六点半坐第一班公交过来,削一个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扎着放我床头,然后坐在陪护椅上,看手机,一上午不说话。同屋的病友跟我说,你爱人真细心。我说,他一句话都不跟我说。病友说,那你看看那苹果,削得多干净。
台风天更不用说。我们那条街,谁家窗户没钉板,他去钉;三楼阿婆一个人住,风一起他先把人背到楼下茶店;店里的手电、蜡烛、绳子、几桶水,他提前一天全备齐,一样一样摆在柜台底下。有一年我笑他,说,你又不出海,备这些干什么。他说,习惯了。
我说,什么习惯。
他说,小时候在万宁,我爸也是这么弄的。风来之前,先把能做的做完,做完了,就坐下来喝茶。
二〇二二年秋天,他查出来肺上不好。
从查出来到走,十一个月。最后那两个月,他话更少了,瘦得脱了形,大部分时间靠在藤椅上,眼睛半闭着。我那阵子慌,天天在屋里转,一会儿找这个药,一会儿打电话问医生,一会儿又蹲在厨房里哭。
有一回我哭得收不住,坐在床边,手都在抖。
他没睁眼,抬了抬手,往床头柜那边指了指。
我顺着看过去。那儿搁着一个玻璃杯,一杯温水,不烫不凉,是他上午自己晾的——那会儿他已经起不来身了,是护工帮他倒的,他嘱咐晾在那儿。
我端起来喝了一口。
他眼皮动了动,没说话。
我那天坐在他床边,把那杯水喝完,忽然全明白了。
他不是说不出话。他这一辈子,把话都换成了手上的事:一块铁皮雨棚,一个新插头,一个削得干干净净的苹果,一笔没吭声的嫁妆,一捆提前备好的尼龙绳,一杯不烫不凉的温水。他不会讲"别怕",他讲"这屋扛得住,扛不住我背你下去";他不会讲"我心疼你",他讲"先喝口,别上火"。
我年轻时候管这个叫一堵墙。我拿我衡阳家里那套量他们——我妈嗓门大,我爸急脾气,一家人爱要吼出来,吼出来才算心里有人。我拿这把尺子量了三十多年,量出两个"没出息""不上心""不把我当回事"。
后来我才慢慢懂,这地方年年有台风。风来了,喊没用,急没用,哭也没用。能把窗一块块钉死,把水一桶桶接满,把门闩推两下试试牢不牢,把能做的都做完,然后坐下来,说一句"先喝茶"——这就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最重的话了。
亚弟走后,我收拾他的东西。茶店柜台底下那个纸箱,我打开看了一眼,坐在地上半天没动。
一捆尼龙绳,两把备用门闩,三个装好电池的手电,一板蜡烛,一卷胶布,一沓塑封好的电话号码——街道、供电所、医院、晓晴的、他儿子的、我的,最上头一张写着"阿姐"。
我回屋翻我自己的柜子。最底层一个铁盒,是九八年搬离府城那间屋时,糊里糊涂带出来的:一小卷尼龙绳,两颗钉子,一个备用门闩,还有半截蜡烛。
两个男人,隔了二十四年,留下的东西,几乎是同一份。
我坐在地上,笑着笑着就哭了。
这话我得说清楚,免得招人骂:我不敢讲"海南男人都这样"。我姐夫是文昌人,急起来拍桌子比谁都响,我姐老说他一分钟都等不得;亚弟茶店隔壁修摩托的老林是广东人,慢得比他还慢,一壶茶能喝一上午。人哪能按地方一筐装。我只是命里碰上了这两个,都是海边长大的,都把嘴省下来,全给了手。
晓晴有时候跟我念叨,说妈,你跟他俩过了一辈子,亏不亏。
我说,亏过。三十岁那年我觉得亏透了,四十岁还在算这笔账。现在不算了。
她说,为啥不算了。
我说,算不清。我说,你爸那五百块钱,我到二〇一五年他走的时候才敢细想——九八年,码头卸鱼一天挣二十几块,五百块是他攒了多久,他一句没提。你周叔那一万二,也是我翻本子才看见的。这些人给东西,不许你看,看见了他们反倒不好意思。你说这账怎么算。
去年台风季,我一个人住。
风预报是傍晚到。我下午三点开始收拾:把阳台那几盆花搬进屋,把后窗两块松了的木板拿钉子钉死,把两个塑料桶接满水,手电充上电,蜡烛搁在灶台边,门闩插上,拿手推了两下,试牢不牢。
做完这些,天还没暗。我进厨房烧了壶水,倒了一杯,不烫不凉,端到藤椅边上,坐下来,慢慢喝。
风开始响了,先是一点一点,后来一阵一阵,把窗外的木瓜叶刮得哗啦哗啦。
我端着那杯水,喝到一半,忽然就笑了。
我在海南住了三十八年,从二十二岁到六十岁。刚来的时候我嫌这里热,嫌话听不懂,嫌人慢,嫌一屋子人吵起架来像唱戏,嫌自己男人像一堵墙。我闹过,摔过杯子,离过婚,回过两趟衡阳,最后还是留下来了。
留到最后,我活成了他们。
风更大了。我没起身,也没去推第二遍门闩——头一遍我试过,牢的。
我就坐在藤椅里,把那杯水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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