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前CHO邓康明分享：提升领导力的三大顶级心法

内容来源：本文摘编自 中信出版集团 书籍

《通关》邓康明 著

提起优秀的领导者，你会想到谁？是苹果前CEO乔布斯、小米董事长雷军，亦或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在中国企业的语境下，人们很自然地会把 “优秀领导者” 等同于那个最擅长解决问题、拥有强大掌控力，关键时刻能够一锤定音的人。这类领导者十分珍贵，在企业初创阶段甚至几乎不可替代。

但倘若这套模式一直延续到组织规模化成熟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深层问题：组织的运转持续依附于领导者个人能力，而不是依托组织自身的结构能力。于是，所有关键事项都在等待领导者介入：等待他拍板、等待他定性、等待他出面协调、等待他识人用人、等待他为重大事项背书。

这正是大家常说的：不会带团队，就只能干到死。

表面看，这体现了领导者无可替代的价值；但往深层剖析，这代表组织还没有长出独立运行的系统。组织并不是能够自主前行，而是始终在等待被领导者带着走。

针对这一困境，阿里前合伙人、首席人力官邓康明在《通关》一书中一阵见血地点破了领导力的本质：最高级的领导力，不是无所不能，而是让组织不必总等你。他认为高阶领导力的核心不是个人全能，而是搭建独立运转的组织。领导者要从解决所有问题的决策者，转变为组织底层秩序的塑造者。

任职阿里期间，邓康明主导搭建集团职级与薪酬激励体系，打造闻名的 “政委” 体系，推动落地 “新六脉神剑” 价值观，被誉为 “阿里铁军幕后推手”。马云曾这样评价他，邓康明的贡献极大助力了阿里巴巴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国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结合多年组织建设实战经验，邓康明在《通关》中提出三条顶级心法，帮助领导者完成角色转型，提升领导力，推动组织从强人驱动，转向系统驱动，让组织真正拥有独立生长的生命力。

一、从“发动机”转变成“架构师”

从组织生命周期看，领导者在不同阶段扮演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角色。早期，他更像发动机；后期，如果组织真想长出系统，他必须逐步变成架构师。

“发动机”这个比喻很好理解。创业期组织缺的不是框架，而是推动力。很多事情没法启动，问题不是结构设计不对，而是没人真正把它点燃。

这个时候，领导者的作用首先是提供能量：定方向，提速度，做关键判断，扛下风险，拢人，压住分歧，把原本散的东西先拧成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发动机型领导者的工作本质是“拉着组织往前走”。

但随着组织成长，问题开始变了。组织不再主要缺能量，而是开始缺承载力。不是没有人冲，而是冲出来之后系统接不住；不是没有速度，而是速度背后的结构越来越虚；不是没有方向，而是方向一旦复杂起来，没有边界和机制来承接，组织很快就会失真。

这个时候，领导者如果还只把自己理解成发动机，就会不断通过增加个人输出去弥补系统承载力的不足，结果越补越累，越补越让系统长不出来。

所以，他必须逐步变成“架构师”。这里说的架构师，不是画组织图的人，而是设计组织如何自己运行的人。

他要思考的，不再只是这件事怎么立刻做成，而是这类事以后应该由谁处理，在什么层级处理，依据什么原则处理，通过什么接口处理，怎样让问题下次不用再回到自己这里。也就是说，他开始从“直接解决问题”转向“设计问题如何被系统解决”。

通用电气之所以能成为“CEO的摇篮”，与杰克·韦尔奇的角色转换密不可分。他上任后，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永不停歇的发动机，而是致力于做两件事：修路（建系统）和造车（建梯队）。

他推行“六西格玛”和“群策群力”，建立了一套严苛但高效的管理系统；同时，他将大量时间花在克劳顿维尔管理学院，亲自培养接班人。

当他卸任时，通用电气并没有因为失去他而崩塌，反而因为这套系统持续运转了多年。这就是架构师的力量——他不再亲自拉车，而是修好了路，造好了车，然后让车自己跑。

很多中国企业之所以长期卡在中间状态，就是因为领导者在业务上非常成功，在发动机角色上几乎无可替代，却没有真正完成向架构师角色的迁移。

于是，组织一直处于一种高能耗状态：老板很强，系统也在长，但老板总是忍不住重新回去当发动机，导致每次系统刚冒头就又被打回旧轨道。

从发动机到架构师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由直接用力到间接成事”的转变。它不是不作为，而是把力气从“我来干”慢慢转向“我让这套结构自己干”。

这是非常高级的领导力，也非常反直觉。因为它要求领导者承认：未来自己的价值，不再主要体现在比别人更会冲，而在于让别人和系统也开始真正会跑。

二、接受别人不会像你一样做事

很多人把领导者转型理解成“学会放权”。这当然是其中一部分，但如果只说放权，问题就讲浅了。因为真正困难的地方，从来不是把任务交出去，而是接受别人不会像你一样做事。

这是所有强创始人、强一号位迟迟迈不过去的一道心理门槛。他不是不知道该放手，也不是不懂成长型组织不可能所有事都由老板亲自抓。

他真正过不去的，是一旦将事情交出去，别人做出来的质量、节奏、敏感度、风险判断、细节掌控力，往往都和他自己心里的标准有明显差距。于是，只要关键节点出了偏差，他就会重新确认：还是得自己来。

问题在于，这种反应又是高度真实的。别人确实不可能像创始人一样做事。创始人对业务的理解、对组织的整体感知、对风险的长期经验、对关键问题的直觉，都是别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制的。

很多管理者刚接手某类工作时，确实会做得更慢、更粗、更不稳。于是，领导者每次一放手，就会遇到让自己重新收权的现实诱因。

这就是为什么授权永远不只是组织设计问题，更是耐心与容错问题。因为系统真正长出来，几乎必然伴随着一个阶段：别人做得没有你那么好，但必须先让他们在真实责任中慢慢成长起来。

如果领导者永远不能接受这个过程，他就会不断因为“别人不够好”而重新把事情拿回来。短期看，他保住了质量；长期看，他锁死了系统。

这并不是说要容忍低质量，而是说要区分两种低质量：一种是可以通过真实承担、反馈和纠偏逐步提升的低质量；另一种是根本不适合继续放任的低质量。真正困难的，是领导者有足够定力去承受前者，而不会一看到偏差就本能地退回旧模式。

因为组织能力不是靠“等别人一开始就像自己一样厉害”长出来的，而是靠“在规则和边界中持续让别人面对真实问题”长出来的。

从深层看，这一步本质上是在放下一种很深的“执”：不是所有事都必须按我的方式做，才叫做对；不是只有我做，才叫有质量；不是别人一开始不如我，就证明系统不能提升。

很多领导者迟迟迈不过去这道坎，恰恰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能力标准直接等同于组织唯一合理标准。系统不是一个复制创始人的工程，系统是让组织在不完全像创始人的前提下，也能大体成立的工程。

雷军在创立小米初期，崇尚极简的扁平化管理，凡事亲力亲为。但当小米的规模爆发式增长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日理万机”的泥潭，最大的痛苦是“不敢放手，觉得别人干得不如自己好”。

为了转型，他开始引入职业经理人，并强迫自己从具体业务中抽离。在这个过程中，小米也经历了产品线混乱、供应链危机等阶段性“更差”的过程。

但雷军最终忍住了“亲自救火”的冲动，选择了相信系统和团队。这种“忍耐”，正是领导者从强人蜕变为领袖的分水岭——不是忍住了控制欲，而是放下了那个“只有我的标准才算标准”的执念。

所以，真正困难的不是做出放权动作，而是在心理上允许：允许别人不那么像自己，允许组织在一段时间里更粗一点、慢一点、没那么完美一点，然后在真实承担中逐步提升。这一步若迈不出去，授权就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

三、从“我才是最后答案”的位置上退下来

很多关于领导力转型的讨论，喜欢把问题表述成“要从控制型领导转向赋能型领导”。这句话不能说是错的，但说得还不够深。

因为领导者最难放下的，往往并不是某些具体控制动作，而是自己在组织中的那个位置——我才是最后答案。

这个位置感，在创业阶段几乎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很多关键判断确实只有创始人能下，很多风险也必须由他来扛。

问题在于，久而久之，这种现实就会逐渐内化成一种深层组织结构：别人遇到复杂问题，第一反应是找他；管理者遇到模糊边界，第一反应是请示他；重大冲突一出现，大家默认最终还是得他来定性；甚至组织里很多人的安全感，本身也建立在“最后老板会在”的潜意识之上。

于是，领导者不只是一个决策者，更成了系统最终的现实定义者。很多事之所以成立，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最后这个人还在”。这就是“我才是最后答案”的位置。

而系统要真正长出来，最艰难的地方恰恰就在于：领导者必须慢慢退出这个位置。不是说他不重要了，而是说组织不能再继续把他当作默认终极出口。

真正成熟的系统，仍然需要领导者定方向、挑关键人、守底线、做少数高阶判断，但它不能把所有复杂现实都回收到这个人身上，否则组织永远只是一个外壳，真正的系统始终只有一个人。

很多创始人嘴上也会说：“不能遇到什么事都找我。”但内心深处，他其实又依赖这种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不仅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价值感、安全感和掌控感。只要自己还是最后答案，组织就始终绕不开自己，自己的重要性就不断被现实验证。真正的放下，不是减少工作量，而是要放下那种“没有我，系统就不算真正闭环”的深层自我认同。

在阿里巴巴发展的早期，马云是绝对的“发动机”，几乎是一切决策的最终出口，但他在很早就意识到，如果自己继续做那个“最后的答案”，阿里巴巴就永远长不大。

于是，他推动建立了合伙人制度，把关键决策权系统性地嵌入一套机制而非落在某个人身上。2013年卸任CEO，2019年卸任董事长，这不只是个人选择，还是他把“最后答案”这个位置有意识地让渡给系统的过程。

阿里巴巴之后的运转证明了：组织能否在创始人退场后继续成立，正是衡量他是否真正完成了这一步的最重要标准。

从儒家角度看，这特别难，因为中国语境下领导者很容易被赋予某种中心责任和中心人格角色；从法家角度看，最高权力天然会成为最终解释源；从佛家角度看，这又是一种极深的“我执”。所以，这一步不是技术动作，而是非常深刻的人格功课。

组织的升级之路，往往就在这里分岔：有些领导者愿意慢慢把“最后答案”这个位置让给系统，自己退到把握原则和做少数关键判断的位置；另一些领导者则继续让自己成为一切关键现实的最后出口。前者会很难受，但系统会逐步长出来；后者会很有掌控感，但组织也会越来越离不开他。

归根结底，最高级的领导力，不是无所不能，而是让组织不必总等你。一个领导者最后能为组织做的最伟大的事，往往不是再多解决一百个问题，而是让组织不必再让同样类型的问题一次次回到自己身上。

《通关》

邓康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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