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间小屋。桌子对面坐着七十七岁的黎莉莉,问话的是一位日本学者。
他原是来听谍战的:听枪声,听暗号,听一个情报人员怎样在刀口上过日子。老人没接这个话题。她先开口,背出的是一句话。
那句话分两半,一半说艺术用对了能救国,一半说艺术用歪了会把人往下拖。
她讲,这句话在自己心里放了六十年。演戏、挑戏、后来教学生,碰上拿不准的时候,她就把话摆出来,量一量。
一、一九一五年,北京,一个女孩有两个名字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北京城里添了一个女婴,取名钱蓁蓁。
她父亲钱壮飞,湖州人。这个人身上的手艺多得不像真的:学过医,画笔拿得起来,字写得像样,无线电坏了能修,连西餐都做得。一个人把这么多本事塞进一副身板,谁听了都要多问一句。
母亲张振华念的是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与丈夫同出一门。两口子挂牌行医,出门穿得体面,进门有诊金。
孩子眼里的家却不太安稳。父母天不亮就走,天黑透了才回。忙的不是号脉开方,是另一桩不能对外说的营生。那桩营生究竟是什么,几岁的钱蓁蓁说不清,也不敢多问。
她能记住的是自己被送走的次数:不满七岁进了寄宿学校,后来过继给别人家做女儿,再后来当丫头,转了几道手。这段日子她晚年也不愿细讲,一两句话就带过去。
那个年头的北京,城头上换过几茬旗子,寻常人家只求把日子过下去。一个大人的行踪说不清,孩子放在外头,反倒像是稳妥的安排。这种安排对大人是方便,对孩子是一层一层地剥。
二、摄影机前,她管爸爸叫哥哥
一九二六年,家里忽然忙乱起来。钱壮飞约了几个朋友,在北平办起一家光华影片公司,说要拍反封建的片子,片名《燕山侠隐》。
编剧、导演、主演,三样他一个人揽下。妻子、孩子也被拉进剧组。那年月电影还是稀罕物,一家人凑在一个片子里,算是天大的热闹。
十一岁的钱蓁蓁第一次站到摄影机跟前。戏里她演男主的妹妹,演男主的是她父亲。
有一场,要她抱着被赶出家门的“哥哥”哭。怀里搂着的明明是爸爸,嘴上得喊哥哥。她怎么都哭不出来,越急越想笑。一条一条重拍,母亲在旁边急得抬手给了她一巴掌。这一巴掌把她打哭了,哇的一声,眼泪真下来了,镜头才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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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她讲这事还是笑。笑完添一句:那时候不知道,那是她跟父亲唯一一次同台。
这一句里没有怨,只有后来才明白的分量。一个孩子把爸爸叫成哥哥,拍完就忘了;等到她懂得那卷胶片意味着什么,片子已经旧了,人也已经不在了。
三、改了姓,上海只认得那张笑脸
一九二七年,父亲把她送进黎锦晖办的中华歌舞团。黎锦晖在上海滩名头响,认了这个小姑娘当干女儿,让她跟着自己姓黎,另取一个名字:黎莉莉。
从这天起,钱蓁蓁三个字从公开场合退了出去。
一九三一年,歌舞团被联华影业公司收编。一九三二年,她成了正式的电影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