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盖揭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没想到,真正震住考古队的,不是墓主人身份,而是他右臂上那条安静缠绕了两千年的织物。
那是一条护臂,用丝织成,颜色早已暗淡,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华丽。上面有行汉字,篆体,细密而庄重。专家们小心翼翼取下,摊开一看,八个字依稀显现出来——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后来这条织锦护臂被评为“国宝中的国宝”,和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兵马俑、曾侯乙编钟一起,经常出现在中国文物的“门面担当”中。但最初,它并不是今天这样的完整面貌,也没那么“好懂”。
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进入了一段有些枯燥的阶段。
尼雅之名,在考古界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就曾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如今尼雅一带挖掘过古城遗址,带走了大量文书、木简和织物,分散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新德里等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队多次对尼雅遗址进行系统调查,确认这里大致是古代“精绝国”的所在,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个绿洲城邑。
1959年,中国考古工作者正式确认并命名“尼雅遗址”。在沙丘间散落的,是房址、佛塔、墓葬、果园、水渠和各种日常生活遗物。文献中那个被班超“以数十人定西域”的时代,在这里有了实物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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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0年代,中国考古界希望通过更系统的发掘,补全对尼雅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的认识。1995年的学术考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考察队重点之一,是对一批墓葬区进行清理,希望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中,看清这个绿洲社会的等级、信仰和汉化程度。
那座后来出名的墓葬,并不起眼。在尼雅众多沙丘墓中,它只是普通的一座。不过清理不久,队员们就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平民墓。
墓主人是一男一女,合葬。根据葬具形制、随葬衣物和饰品,结合文物年代学分析,墓葬被年代定位在东汉至晋之际。墓中衣物保存相当好,丝织品颜色依稀可辨,这在干燥而又多风蚀的沙漠环境下并不多见,也说明墓葬封护条件不错。
当棺椁打开后,大家注意到男尸右臂上有一条织物紧紧束着。那条织物颜色比其他衣物更鲜明,显然当年用的是高档丝线,纹样颇为复杂。考古人员在纺织文物修复专业人员指导下,小心地一点点拆解包裹,尽量避免拉扯和断裂,最后将那块织锦护臂完整取出。
送到实验室的,是一块大致呈圆角长方形的织锦片。后来的测量显示,它长约18.5厘米、宽约12.5厘米,外缘缀有白绢镶边,边饰另有约21厘米长、1.5厘米宽。织物经纬细密,采用多色织成,属于典型的汉代织锦工艺水平。
最惹眼的,是锦上织出的汉字。经红外成像、放大观察和文字专家辨认,八个篆体汉字逐渐清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字是看清了,问题却来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它是不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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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星占学里,“五星”指的是古人肉眼可见的五大行星:岁星(木星)、荧惑(火星)、镇星(土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这些行星运行到特定方位时,被认为预示吉凶祸福。东汉到魏晋间,有关五星会聚、东方出现祥瑞的记录,在《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典籍中并不少见。
“东方”在汉代观念里,既可以是方位意义上的东方,也很容易与“东都”“东方诸郡”甚至中原王朝本身发生联系。“中国”一词,当时已经有“天下之中”“王者之国”的含义(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是“中央之国”)。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连在一起,究竟是某种占辞?某次特定天象的解读?还是一种将吉兆织在衣物上的祝辞?
更让人犹豫的是,这八个字后面,看上去似乎还有残迹。部分线头、纹理中断,都在提示——这条锦似乎并没保留全。
当时国内对汉代占星占候研究的成果,能提供一些线索。汉晋时期的历谱、历书中,有不少关于五星运转、会合的占辞,如“五星聚东井,天下太平”“五星聚房,天下大治”等,但一模一样的句式,在已知文献中找不到。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汉锦,多有吉祥语、诏令、记年文字,但像这样提到“五星彩兆”“利中国”又带明显军事色彩的,更是不常见。
“这句话不完整”的判断,并不是凭感觉,而是源于两个观察:一是语义上似乎戛然而止,二是实物上确实有被截断的迹象。制作这件护臂时,工匠显然是将一块更大的织锦裁剪成条,再缝成护臂。护臂上保留的是中间一段,前后很可能还有内容。
就在大家围着这八个字琢磨的时候,考古现场传来一个新发现——在同一墓葬区的清理中,工作人员在一具尸体腿部附近,发现了一件残破的织物,形制接近裤腿包裹物,颜色和材质,与护臂那块锦高度相近。
这块织物同样被仔细取下,送往实验室检测。仔细展开后,工作人员注意到上面也有字。虽然残破严重,但其中“讨南羌”三个字相对完整,对比文字形态、织造工艺、用色和纹样结构,专家几乎可以确定:这两块织物原本出自同一整幅织锦,只是在不同时间被裁剪、利用在不同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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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条线索,文物修复和考古文字专家开始尝试“拼图”。
一方面是物理上根据纹样结构、纬线走向、色块分布推测织物原貌;另一方面,相关领域的历史学者、古文字学者检索汉晋文献,希望找到与“五星出东方”“讨南羌”等关键词相近的语句,为补全文字提供依据。
“南羌”并不是一个模糊称呼,在汉代史书里,它指的是羌族诸部中的一支或一群,活动区域主要在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西汉中后期,南羌与汉朝关系复杂,有时内附,有时反叛。《汉书》《资治通鉴》等都有相关记载。
史书中与“南羌”联系最紧密的一次大规模用兵,是西汉宣帝本始年间的“平定羌乱”。公元前62年前后,湟水流域的羌人迁徙、骚扰边郡,引发汉朝高度紧张。老将赵充国上书请求出征,史书记载他曾根据天象提出“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的判断。这个说法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赵充国传》中有详细记述,是后世研究汉代星占与军事决策关系的重要资料。
考古专家在整理织锦文字时,很快注意到,这段史书记载和护臂上的残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边是出土文物上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一边是史书里的“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句式、词汇高度接近。不同的是,雕版或手写文字载体中的占辞,是单纯的语句;而织锦上的文字,很可能在占辞基础上,加入了更明确的军事愿望。
随着更多微小织片被找到、辨认,专家逐渐在织锦纹样中识出了“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等残字或残语。通过文献对比和语义推理,他们提出了较为一致的复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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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幅织锦原文应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再经过适当断句整理,读作: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
将这些短句放回汉代边疆局势的语境里,我们能读出它想表达的完整愿景:天象显示有利于“中国”(中央王朝),动兵讨伐南羌,可以使“四夷”归服,“单于”臣降,此等功业,与天空永恒无尽。
这里的“四夷”,是汉代文献中常见的泛称,指边疆诸族。“单于”则是匈奴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二者被并列织入锦上,再加“讨南羌”,很难不让人想到西汉时期汉与匈奴、羌人等多方势力在西北的长期对峙与征伐。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护臂这一条,用时大概已经离赵充国平羌之战有了相当距离。根据尼雅遗址墓葬年代判断,佩戴它的墓主人应该生活在东汉到魏晋时期。但织锦上的文字,却保留着西汉宣帝时那场军事行动所凝结的占辞与愿望。这一点,让很多研究者相信:这类文字锦在汉代是成套生产的官方物品,可能既用作军用赏赐,也可能作为具有吉祥、护佑意味的礼品在边疆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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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织锦护臂后来经鉴定,被确定为汉代蜀地织造的高档锦类。汉代蜀郡的锦织业非常发达,“蜀锦”之名当时已很响亮,它们沿着丝绸之路被源源不断运往西北和更远的西域。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从工艺上看,也符合蜀地锦的特征:经锦结构、彩色纬线提花,纹样层次丰富,绚丽而不凌乱。
如果把时间的镜头再拉远一点,可以看到这件文物在“历史”层面之外的另一重意义。
首先,它是目前发现的汉代实物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象地呈现“天象—王朝—边疆战争”三者关系的物品。很多人知道赵充国“夜观天象”的故事,是从读《汉书》或后来的演义文章中得知的,而尼雅这件织锦相当于给那段文字配了一幅“实物插图”。它让人更直观地理解,汉人如何把星象解释为国家命运的征兆,又如何在舆论和文化中,不断强化这种“天助中国”的观念。
其次,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一词实物使用”的珍贵窗口。
在现存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晚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用来指代处于天下中心、礼乐制度完备的王者之国。但文献是一回事,在实物器物上出现“中国”并且与王朝自我身份直接相连的例子,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丝织品上。尼雅这件织锦,是迄今为止在考古文物中十分醒目的例子之一:它将“中国”与“五星出东方”“利”“四夷服”“单于降”放在同一语境里,反映出当时中央王朝对自我和“边疆—外族”的清晰区分。
再次,它也提醒我们,看边疆史不能只盯着中心王朝。尼雅遗址所在的精绝国,本身是一个多族群交汇的绿洲小国,它与汉朝的关系,既有服属,也有自主。汉锦、汉字、汉式器物大量进入这里,代表了一种文化影响,但墓主人在选择随葬物时,把这样一条带有鲜明“汉王朝政治话语”的护臂束在自己手上,这背后到底是认同?倚重?还是单纯把它当成一件高档吉祥物?现在的资料还不足以给出确切答案。
可以确定的是,这件文物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精美织锦”。从1995年出土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再到成为新疆文物代表、入选“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精品文物展”等,它被赋予了很强的象征意味。人们谈起它,“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被不断引用、延伸,甚至被用在体育、航天等现代语境中,成为一种跨越两千年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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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本身并不倾向于“拔高”文物,但这件护臂之所以被特别看重,除了工艺精湛和文字珍贵,还有一个原因:它来自边疆,却写着“中国”;它出土在沙漠,却讲着关于天象、战争、四方诸族的故事。简短的二十一字,把汉帝国的世界观浓缩得非常直接。
也正因为这种直接,人们在解读它时,更需要保持一点克制。
比如,赵充国“五星出东方”的占辞与这件织锦文字之间,关系确有高度相似,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条锦就是在那次战争当时织造、发放的军用物资,也不能简单说它“见证了某场具体战役”。从织造工艺、流通路径和墓葬年代推断,它更可能是后来按照某种固定图样批量织造,再通过官方或商贸渠道流入西域绿洲,被当地贵族获得、使用。
再比如,“最早出现‘中国’二字的丝织品”这样的说法,在现有考古发现范围内,大体没有问题,但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类似甚至更早的例子有可能出现。因此不少研究者在学术表达中,会更倾向于用“目前所见最早之一”这类相对谨慎的措辞。
不管怎样,回到那座沙丘上的墓葬现场,当年参与发掘的人后来回忆时总会提到一个细节:在尼雅那样干燥、寂静的地方,每挖开一座墓,看到的往往是风干的木、脱水的躯体和碎裂的器物。偶尔遇到一件颜色还在、纹样尚存的丝织品,本身就足够让人激动。而当那条护臂被一点点打开,露出篆体文字时,考古队的人大概都意识到,这是一个会写进教科书的瞬间。
两千多年前,某个远离长安的西域贵族,令匠人把写着“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的锦缠在自己右臂上,或许只是为求护佑、求战功、求地位。两千多年后,后人从沙中把它重新展开,试图从这些字里行间,读出帝国边缘的紧张、幸运和复杂。
这种时空的重叠,是这件国宝最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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