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晚,一条几十个字的消息铺满了手机:倪润峰在绵阳去世,82岁。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一位企业家走了",是愣了一下——长虹。然后想起自家客厅那台电视:多大的,外壳什么颜色,遥控器是不是缠过透明胶带,天线转到哪个角度才清楚。一个名字能让人想起一件家具,比任何头衔都结实。
后面的悼念几乎都讲同一条线:1944年生,1967年从大连工学院毕业,进了绵阳山里的雷达厂;1985年41岁当厂长,把军工产线改成彩电线;1996年那次降价,把洋品牌从柜台中央挤下去;2018年获"改革先锋",评语是"企业军转民实践的创新者"。这条线没错,也足够体面。
可2001年他复出后接受《四川日报》专访,有两句话比年表更该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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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是替价格战辩护:"价格战的受益者是千百万消费者,只要他们拥护,我又能拓展市场,价格战就要打下去。"
另一句是记者聊到1989年第一次对国内同行降价。他神色变了,说"惨烈悲壮,至今不安哪"。他说那次之后二十多家彩电厂出局,几万工人下岗——"听说他们至今还过得很苦"。这不是别人替他总结的,是他自己说的。
把"大王""屠夫""先锋"这些词先收起来,剩下的是一个记得代价的人。他相信竞争,也没把竞争里退场的人当成一个数字。
我们习惯把一个时代系在一个名字上,因为这样最好讲,也最好转发。可那个年代里还有一批没留下名字的厂、没被写进悼文的工人,还有每个家庭攒了多久才搬回一台电视的那笔账。它们不在这个名字里,却在那个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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