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开封城东迎春苑中,一场宴席正在水榭里摆开。
苑墙外是刚刚解冻的汴水支渠,水面浮着碎冰,风从东南来,把席上的酒气吹散到廊柱之间。
齐王赵廷美坐在主位,面前列着金器与玉带,宴席的仪注比照亲王规格,连斟酒的执壶都换了越窑青瓷。
被宴请的那位客人尚未入席时,苑门外已经停了一长串车马,车上装载的箱子用油布扎得严严实实,押车的兵卒在春寒里站了半日,靴底沾满汴梁城外特有的细黄土。
这个人从杭州来,沿着运河走了一个多月,二月六日登船时两岸还挂着残雪,到汴京时柳梢才刚泛出极淡的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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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来的五十批贡品早已分门别类入了内库,犀角、象牙、锦缎、龙涎香、御茶,每一批都登记在册,而他本人此刻要面对的是宴席之后那道始终没有下达的诏书:允不允他回杭州。
宴席上的酒过三巡,赵廷美依礼赐下对衣八事、玉排方腰带、金器一千两、银器一万、细衣三千匹,另有玉鞍辔马一匹,席散后便引客人入住礼贤宅。
那座宅邸在汴京城东,原是宋太祖为吴越国王入朝特地营建的,院中正堂的梁柱比寻常王府粗出一圈,厕间里连手巾架都包了银边。
当天夜里,礼贤宅的灯烛点到二更才熄,随行的僚佐在偏院里低声说话,声音压得连廊下的宿卫都听不真切。
第二天清晨,崇德殿的朝见仪式照例举行,客人进上法酒五百瓶、金银器物三千两、绫锦一万匹、龙凤香二万事,宋太宗赐宴长春殿,在座的还有南汉的刘鋹与南唐的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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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位亡国之君坐在席间,面前的酒盏与客人一样大小,筷箸一样长短,只是他们低头饮酒时脖颈弯曲的角度,与客人微微前倾的坐姿落在同一片殿砖上。
接下来的日子,宴席一场接一场。
三月二十九日,太宗遣内司宾赐果子三十盒、法酒一百瓶;三月三十日,诏宴于后苑,客人进宝玉金银酒器三千两、通犀带一条、龙凤电鱼带六事。
宴席间太宗射箭,每中一发,客人便进献金银器三百两,太宗连中六发,客人起身进献的动作重复了六次,袖口翻动时带出的风把席前的烛焰吹得偏向一侧。
四月八日又宴于崇德殿,四月二十三日再宴于后苑。
每一场宴席结束,客人退回礼贤宅,随行的崔仁冀便清点当日进献的器物,登记成册,册页越积越厚,而离京的诏命始终没有来。
四月二十六日,太宗诏宴于南郊御庄。
那天的酒喝得格外长,客人进上酒器金银器皿共二千余两,从午后饮到傍晚,酒酣之际,他抬头看御庄院中那株老槐树,树影已经从东墙挪到了西墙根,归去的路却仍然堵在宫门之内。
南郊御庄的席散后不到十日,陈洪进献漳、泉二州的表文送到了中书。
消息在礼贤宅的偏厅里传开时,崔仁冀正替客人誊抄又一道请求解除封号的表章。
他把笔搁在砚台上,转身对客人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但偏厅里所有人都听见了:“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
左右僚佐争着说不可,崔仁冀厉声截断了那些话:“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出去耳。”
客人坐在偏厅正中的椅子上,手指按着已经誊好的表章纸边,纸页被按出一道浅浅的折痕。
窗外礼贤宅的院墙外面,汴京城的更鼓正敲过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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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四,第二道表文递进宫中,措辞比前一道更恳切:“愿以所部十三州献于陛下,颁谕有司收其土地。”
五月初六,诏书颁下,允准所请。
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七百户、十一万五千兵卒,连同民籍仓廪图册,一并登记造册。
五月初一那天的册籍数目在不同的记述里略有出入,有的记为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有的记为五十五万七百户,兵卒之数也有十一万五千三十六与十一万五千之别,但十三州与八十六县的数目是一致的。
宋太宗亲临崇元殿,接收仪式比照元旦大朝会的规格,客人站在殿阶之下,把吴越国的地图、户籍册与官印钥匙交割给杭州知州范旻。
那些册页从殿阶下一直摆到殿门外,风掀动纸角,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墨书小字,每一行都是一户人家的丁口与田亩。
纳土之后的封号换了一重。
客人先被封为淮海国王,太平兴国四年随太宗征北汉,雍熙元年改封汉南国王,雍熙四年改封南阳国王,出居南阳。
出居之前,礼贤宅的院门在汴京城东开了将近六年,院中的槐树从手腕粗长到了碗口粗。
举家迁入汴京的宗族与随从多达五千余人,从直系子孙到旁支远亲,加上近臣侍从,分住在礼贤宅及周边的几处赐第中。
朝廷的赏赐没有断过:金银器、水晶、玛瑙、珊瑚、珍珠、龙涎香、贡茶、银钱绢帛,加食邑的诏书一道接一道,食邑从万户累加到九万七千户,实封从两千户累加到一万六千九百户,剑履上殿、诏书不名的礼遇也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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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礼贤宅的偏门外面,街角茶摊的摊主每天收摊时都会多望一眼那扇门,门里进出的人他大多认得了,谁在什么时辰出门、往哪个方向走,他心里有一本账。
雍熙四年出居南阳时,客人已经五十八岁。
南阳的宅邸比礼贤宅小了一圈,院中有一株石榴树,夏天开花时红得扎眼。
他的封号在端拱元年又改了一次,从南阳国王改封邓王,食邑再加一万户,实封加三千户。
邓王府的属官按亲王规格配置,但王府长史每旬往汴京递一次折子,折子里的字迹工整得近乎拘谨,连府中今日买了几斤羊肉、几坛酒都要写在后面。
这些折子后来收在汴京的架阁库中,纸页边缘被翻阅的手指磨出了毛边。
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邓王府张灯结彩,六十寿辰的宴席在正厅摆开。
皇城使李惠与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从汴京赶到南阳,带来了太宗赐的生辰礼物。
御酒装在金樽里,使者按诏书的吩咐当面劝饮,客人跪受,连饮三樽,谢恩的拜礼行了又行,起身时袍角扫过席前的地砖,带起一点细尘。
宴席上丝竹不断,亲戚子孙轮番上前敬酒,席间笑语喧哗,一直持续到午后。
傍晚时分,客人命左右在西轩读《唐书》,子孙围坐在廊下颂诗。
读到某一卷时,他忽然把头偏向了窗的方向,风眩发作,身子从坐榻上滑下来,四漏时分薨逝。
从饮下御酒到断气,中间隔了大半日,腹中疼痛的迹象在近身侍从的记忆里留下了印痕,但府中对外只报了风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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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汴京,太宗废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谥忠懿,命中使护丧,葬于洛阳贤相里陶公原。
洛阳北邙山出土的那方墓志,刻于端拱二年正月十五日,距他去世不到五个月。
志石高九十二厘米,宽九十三厘米,志文五十三行,满行五十二字,近两千四百字,撰文的是他的亲家翁慎知礼,书写的是秦守良。
志文里详细记载了纳土前后的历次封拜、食邑增户与赏赐器物,也记载了去世当日“风眩暴作”的情形。
石面打磨得极平,每一刀刻痕都深峻匀净,千余年后出土时,除了边缘略有剥蚀,字口依然清晰可辨。
而远在杭州的西湖南岸,那座在纳土前一年竣工的佛塔,塔砖的圆孔里藏着一卷卷印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卷首题记写的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所造”,乙亥岁,即公元975年,入藏西关砖塔,“永充供养”。
塔名原叫皇妃塔,是他在纳土前一年为供养佛螺髻发舍利而建的。
塔砖的圆孔直径不过三厘米,经卷被紧紧卷起塞入孔中,再砌进塔身,砖缝间的石灰膏抹得严严实实。
砌塔的工匠不知道经卷上写的是什么,他们只管把砖一块块码上去,码到塔顶合尖的那一天,钱俶正在杭州的王府里批阅入宋觐见的行装清单。
1924年9月25日下午,雷峰塔倒了。
塔砖被人抽走太多,塔身从顶部开始开裂,一声闷响之后,砖土扬起的尘雾罩住了半个西湖,附近的住户跑出来看时,废墟上只剩下一道残破的塔基轮廓。
废墟在瓦砾与杂草中搁置了七十多年,直到2001年3月11日上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进入塔基地宫。
领队黎毓馨在淤泥中摸到一块残碑,冲洗之后露出碑面上的字迹,是钱俶亲作的《华严经跋》,残存一百六十二字,其中说他平生虔诚向佛,不敢将佛螺髻发这样的舍利圣物私藏宫中,特意在西湖之滨建塔供养,取名皇妃塔。
地宫的淤泥带着西湖底特有的青灰色,残碑上的字被水浸过千年,笔画的凹槽里嵌着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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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临安县政府在原武肃王宗祠的旧址上重建钱王祠,请钱王第三十四世孙钱伟长题写祠名,钱君匋题了“祖武是绳”的匾额。
那一年距离纳土归宋整整一千零一十六年,距离雷峰塔倒塌七十年。
祠成之后,钱氏后裔从各地赶来祭祖,香炉里的灰积了厚厚一层,殿前的石板被鞋底磨得发亮。
祠中五王殿里,钱俶的坐像排在末位,面容沉静,双手按在膝上,面前的供桌上摆着几碟果品与一壶清酒,酒壶的式样与寻常人家祭祖用的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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