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扬州仁丰里是一条“鱼骨巷”，主街像脊椎，两边伸出十几条横巷。
东边的横巷从南到北，不取雅名，不用典故，干脆用数字排下去：头巷、二巷、三巷……一直到十巷。
这串编号用了几百年，平淡，朴素，像一本没有封面的旧账本。账本上记着谁家开了门，谁家关了门，谁家晾了衣裳，谁家炒了菜。
十巷，是这本账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上有一个门牌：十六号。
1926年3月18日，从这个门牌里走出去的一个16岁少年，遇害于北京。
十巷16号
那是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宅：清水乱砖勾缝墙，磨砖对缝门楼，前后三进，天井铺青石板。
今天去看，门楼还在，青石板还在，第三进还住着朱氏后裔，其余成了普通民居。
朱良钧，1910年就出生在这里，很小就随父亲去了北京。
父亲朱天奎毕业于清末江南水师学堂，受官方资助留学英国，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和海军中任职；伯父朱天森走的是同一条路，伯父、叔父、姑父，也多在海军供职。
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家庭，饭桌上谈的，大概不是柴米油盐。朱良钧在家常听父辈们谈论朝廷与政府的腐败、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一个少年在饭桌边听多了这些话，心里会长出什么，不难猜。
他在北京读国立第三中学，成绩优异，深得老师器重。
但他不是安安静静读书的学生——他是学校宣讲队的主要成员，每次演讲慷慨陈词，劝国人奋起救国，因此被校方斥退。转入北京清明中学，他接着讲。
换了一所学校，还在做同一件事。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那年三月，日本军舰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16日，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
18日上午，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李大钊等人主持大会，要求拒绝八国通牒。会后，人群前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
朱良钧走在人群里。
执政府卫队开枪了。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半个月后，鲁迅写下《记念刘和珍君》，写的正是那一天倒下的人。刘和珍22岁；朱良钧16岁。
他们都是那四十七分之一。
当时的报纸称他“少年铮铮者也”，清明中学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1929年，国民政府在圆明园遗址为惨案烈士修建公墓，碑上列了37个名字，第37位是朱良钧。
而他的灵柩，先厝在北京永定门外一座寺庙里。两年后，回家。
回家
1928年冬，朱良钧的棺柩回到扬州，葬在城北黄金坝。
墓碑上刻着隶书：“三·一八朱烈士良钧墓”，上款“戊辰年仲冬”，下款“江邑乡人公立”。
江邑，即江都——明清两代扬州府城与江都县同城而治，碑上的意思很清楚：扬州城里的江都人。
乡人立的碑，没有官衔，没有生平，只有名字和日子。
扬州人不认识这个少年，但扬州人把他接回来了。
1982年，扬州市政府将朱良钧墓列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故居接受革命文物“百日体检”，做了白蚁检查与防治。
老宅保住了，墓也保住了。可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一直不多。
2014年，有市民向报社反映：自家旁边有座烈士墓，碑上写着“朱良钧”，附近没人知道他是谁，也难得有人祭扫。
记者去问了一圈，居民只依稀听说，那“是一名年轻学生的墓”。
其实那时，扬州的“慰烈工程”已把这位烈士迎进了革命烈士陵园；黄金坝的老墓室因为是民国建筑、又是市级文物，留在了原址。
2018年，经江苏省政府批复，棺柩正式迁入烈士陵园。
两个地方，一个人。
迁葬那天，已近清明。
他的妹妹来了，八十二岁。
她说，小时候每年清明，父亲都带她去扫大哥的墓。她说：大哥能够安葬在这里，我和家人都很欣慰。
一个十六岁出门读书、再没有活着回来的少年，他的名字如今留在三处：十巷的门牌上，黄金坝的墓碑上，烈士陵园的草坪上。
那本没有封面的旧账本，记了几百年开门关门、晾衣炒菜。
翻到最后一页，还有一笔账：一个少年，出去了，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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