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荷属东印度爪哇岛三宝垄,一批被关押的荷兰少女被叫出营房。日军声称,她们将被送往烟草厂做工。有人追问:“为什么要带走我们?”得到的却是刺刀和枪托。
这不是普通的劳役调动,而是一场有预谋的掳掠。那些女孩被赶上卡车,送进三宝垄一处由日军控制的慰安所。她们被要求在日文文件上签字,文件内容却与所谓的“自愿”毫无关系。
1942年初,日本军队进攻荷属东印度。爪哇岛上的荷兰殖民军在日军进攻下迅速失守,荷军于1942年3月9日正式投降。占领者接管了港口、铁路、工厂,也接管了集中营中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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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军而言,殖民地人口被分成了不同用途。男性被押去修路、采矿和运输,女性则被安排从事清扫、炊事等工作。年轻貌美的女性,尤其是欧洲女性,又被单独挑出,送往军方控制的慰安所。
这套制度并非临时起意。日军通过军队、宪兵和地方机构组织人员搜寻,常用“工厂女工”“服务人员”等说法诱骗女性。遇到拒绝,便以武器威逼。所谓契约,不过是遮掩强迫的纸面工具。
埃卢娜当时20岁。她的父亲已被荷军征召,战败后成为俘虏,被辗转送往东南亚的战俘劳工营。母亲担心女儿被日军发现,曾带她躲藏,却没有躲过集中营内的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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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日军把白人男性和女性分开关押。次年,集中营中的年轻女子被逐一登记。埃卢娜和十几名女孩被留下,随后被带到三宝垄。她们被检查身体,随后被迫接待军人。
埃卢娜后来回忆,女孩们没有选择,也没有离开的可能。每个人被关在单独房间,门外有人看守。短短两个多月,她们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羞辱和暴力,身体被当成军队的一种消耗品。
日军战局恶化后,部分慰安所被下令关闭。埃卢娜回到母亲身边,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集中营条件恶劣,她仍决定终止妊娠。那场手术缺少麻醉和药物,疼痛成为战争留在她身上的又一道伤口。
1946年2月,埃卢娜回到荷兰。她后来把经历告诉达恩,并对他说:“你还有时间重新考虑。”一年后,达恩仍选择与她结婚。两人共同生活了43年,育有两个孩子。1989年达恩去世,埃卢娜又独自生活多年,2006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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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露塔的遭遇更加漫长。1944年4月,她外出途中被日本宪兵强行带走,随后被送往弗洛勒斯岛。三十多名荷兰女孩被关在同一处慰安所,日复一日遭受军人的暴力。
一年后,日军在检查中发现玛露塔患病,便将她赶回原居地。她哭着向母亲讲述经历,得到的却不是安慰,而是怀疑。有人认为她是为了钱才离开家庭。玛露塔无法忍受这种二次伤害,后来与家人断绝来往,2000年去世。
莉娅被带走时还不到14岁。她的父亲同样成了俘虏,她则与母亲一起被关进集中营。被送往托萨里的那段日子里,她反复遭受侵害,甚至在怀孕期间也没有停止。
孩子出生后,悲剧并未结束。关于新生儿被杀害的证词,战后曾被多名幸存者提及,但不同记录在细节上存在差异。可以确定的是,莉娅不仅失去了身体的安全,也失去了作为母亲保护孩子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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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日军军官后来把莉娅留在身边,表面上声称是在照顾她,实际仍是控制。她生下两个孩子。日本投降后,这名军官作为战犯被拘押,莉娅带着孩子离开。后来军官借探望之名带走孩子,随后乘船返回日本,母子再次被迫分离。
与玛露塔不同,莉娅回到家中后得到了父母接纳。她后来结婚,重新建立家庭,2007年8月去世。埃伦、贝奇、提奈卡、露易丝和诺鲁切等女性,也都留下了相似证词:她们被强迫、被看守、被反复伤害,离开慰安所并不等于摆脱战争。
战后很长时间,许多幸存者不愿开口。有人害怕家人不信,有人担心社会指责,也有人把那段经历埋藏了几十年。直到相关调查展开,她们才陆续讲出三宝垄、弗洛勒斯岛和托萨里发生的事情。那些证词,被记录在荷属东印度战时暴行的调查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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