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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平治」辛向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联合体”概念的演变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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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向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联合体”概念的演变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探析

学思平治


提要:“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形成经历了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概念的漫长演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以“协作社”“公社”为代表的未来社会构想,为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概念提供了批判性继承的思想素材,但因其脱离现实经济基础与阶级斗争而陷入空想。马克思、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完成了“联合体”从道德预设向历史必然性概念的科学转变,将其确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将这一理论付诸苏维埃实践,在苏维埃政权形式、合作社道路与民族问题等维度上,探索了过渡时期联合体的实现路径。其中国化时代化历程经历了术语译介的本土创制、革命建设的实践锻造、改革开放的丰富拓展,最终在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中实现了理论新形态的创造性飞跃。“联合体”概念的百年演变证明,它并非一个固化的、等待实现的抽象蓝图,而是在回应不同时代课题中不断获得新的历史规定性的活的理论范畴,构成马克思主义从经典到当代一以贯之的理论主线。

关键词:联合体 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个结合

自《共产党宣言》将“联合体”确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以来,“联合体”便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凭空创造,而是在批判继承此前三个世纪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完成的科学重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概念进入中国语境后,经历了译介创新、实践锻造、丰富拓展及理论再创造的复杂历程,最终在新时代催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既根植于经典又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重大理论命题。

然而,学界对“联合体”概念的考察,主要集中于思想史脉络梳理、文本学语义考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联合体”的继承发展等论题,总体上呈现单维度研究的特点,未能揭示“联合体”概念从空想构想到科学理论、从欧洲语境到中国实践、从终极理想到现实路径这一完整转化链条的内在逻辑。这需要回到“联合体”思想史的原点,在追溯其发展源头、辨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多重意蕴的基础上,厘清其从空想到科学的演进脉络,从而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联合体”概念的原创性贡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这一概念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发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的认识,为深入理解“两个结合”提供方法论启示。

一、基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前史的溯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联合体”进行科学论述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对理想社会的组织形式进行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探索。这些探索构成了“联合体”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同时也以其内在缺陷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反面的历史前提。

(一)早期乌托邦思想中的公社构想

1516年,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岛屿社会,其中蕴含了后来“联合体”概念的若干思想元素,莫尔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按需分配的社会图景:“每一户的户主到仓库觅取他自己及他的家人所需要的物资,领回本户,不付现金,无任何补偿……一切货品供应充足。”“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并进而指出,“在乌托邦,金钱既不能使用,人们也就不贪金钱……一旦金钱到处废除,贫穷也就马上减少以至消失了”。莫尔描述的“公仓”制度、“按需”觅取、“金钱废除”和“贫困消失”,预示了后来“联合体”中“公共的生产资料”和自觉的“社会劳动”的典型特征。这些构想与后来“联合体”概念中的生产资料公有、按需分配等原则之间,存在着思想史上可追溯的亲缘关系。虽然莫尔未使用“联合体”一词,但他对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这一社会形式的构想,为后世社会主义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1623年,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在《太阳城》中描绘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公社制度,指出:“太阳城的居民一切公有……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康帕内拉所强调的财产公有与共同分配原则,与后来“联合体”所指向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之间,在价值追求上具有历史延续性,为后来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原型。

(二)空想社会主义“联合体”思想的提出

在思想史上,人们很早就开始构想各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这些构想距离现实转化尚有巨大鸿沟,需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更为具体的理论设计。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C.H.de Saint-Simon)、傅立叶(F.M.C.Fourier)、欧文(Robert Owen),才真正将“联合”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构想加以系统阐发,并在理论设计和社会实验两个层面进行了开拓性探索。

第一,圣西门与“实业联合体”。法国的圣西门在思想史上较早使用了“联合体”一词来描述社会组织形式。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为了其中之一而明确建立起来的,则它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这里,圣西门是在消极意义上使用该词,意指缺乏统一目标的松散社会,而他理想的实业制度则是高度组织化的“普遍联合”。这与他所批判的“松散的联合体”性质不同,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更有本质区别。这种将“联合体”从否定性描述转化为肯定性理想的工作,最终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圣西门将“联合体”的概念扩展到全人类层面,主张未来社会应当由“产业阶级”共同管理,社会的目的是用最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只有通过普遍联合,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圣西门甚至将改革希望寄托于欧洲反动君主结成的“神圣同盟”,呼吁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对欧洲的社会公益工作进行最高的领导”,以期实现封建制度向实业制度的和平过渡。恩格斯高度评价圣西门的这一思想,指出其中已经蕴含“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萌芽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圣西门的“普遍联合”思想构成了“联合体”概念的早期理论雏形之一,但这一自上而下的改良路径与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逻辑存在根本差异。

第二,傅立叶与“法郎吉”协作制度。法国的傅立叶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用“协作”来描述文明制度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指出“协作制度的生产会由于人们具有某些才能而得到很大的好处”,并假定到处都是“协作社”,形成多个小尺度聚居共同体。他设计的“法郎吉”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联合体,内部实行股份制度,劳动、资本、才能都参与分配。傅立叶还指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将从谋生手段转变为人的第一需要——这一设想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劳动”的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二者存在根本差异:傅立叶的理论基础是“情欲引力”学说,马克思的“自觉劳动”则以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为历史前提。傅立叶对资本的妥协,允许资本家入股并参与分红,集中暴露了其理论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的空想性质。

第三,欧文与“新和谐公社”实验。英国的欧文不仅从理论上阐述“联合体”的现实形态,而且还变卖大部分家产,在美国进行了著名的“新和谐公社”实验。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史上首次将生产资料公有原则付诸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尝试,使“联合体”构想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欧文主导的合作工厂和合作村社实验,在实践上证明了没有资本家参与,现代生产和劳动者集体经营大规模农业同样可能实现。虽然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欧文的实践深刻推动了“合作”“联合”等理念的传播,直接影响了后来英国的合作社运动。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与历史局限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联合体”的探索具有不可否认的理论贡献:一是确立“联合”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从圣西门的“实业联合体”到傅立叶的“协作公社”,再到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空想社会主义者将“联合”提升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原则,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欧文认为,通过理性设计和环境改造,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达到完全一致。这一思想虽然在哲学基础上停留于环境决定论,尚未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但它为后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命题的提出,提供了伦理层面的思想素材。三是探索了联合体的具体组织形式。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合作公社等设计,虽然带有空想色彩,但为后来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集体组织、合作社等形式提供了历史参照。

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局限,在于“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具体而言,这种“空想性”源于三重缺失:一是未能把握物质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将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人性改造和理性设计,而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二是回避阶级斗争的现实逻辑,将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理性和良心,而非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三是脱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联合体理解为某种应当被“发明”或“设计”出来的理想蓝图,而非从现存社会矛盾中“生长”出来的历史结果。

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思想尽管在价值层面提供了重要参照,却在方法论层面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革命留下了理论空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但这种“站”不是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辩证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空想社会主义者“联合”理想的价值指向的同时,彻底改造了其方法论基础,将“联合体”从脱离历史现实的抽象构想,重新奠基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根基之上。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联合体”概念的科学重构

马克思、恩格斯对“联合体”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们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而且在于他们完成了“联合体”概念从空想到科学的现实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是将“联合体”从一个道德理想命题转化为一个历史科学命题。

(一)从人本话语到唯物史观:概念革命的哲学基础

从词源来看,中文“联合体”统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多个不同的德文词,其语义光谱的差异正是概念演变的微观证据。但在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尚未形成独立的“联合体”术语,主要以“Emanzipation”(解放)、“die menschliche Emanzipation”(人的解放)等人本主义话语展开理论阐发,仅萌生共同体思想的雏形。

术语的净化完成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联合体概念从抽象人本理想转向唯物史观科学概念的关键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中充分论述了“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他们指出,过去存在的虚假、虚幻的共同体,已成为个人“新的桎梏”。在辨析虚幻的共同体与真实的共同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唯心学说的系统批判,对“联合体”相关术语的彻底净化。这场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将联合体从道德“应当”转化为历史“必然”。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锚定现实历史条件重新定义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一论断彻底摒弃了“联合体”的静态乌托邦属性,明确其生成根植于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实现了“联合体”概念的理论革命。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联合体”的现实历史任务是消灭旧式分工、使人重新驾驭异化的物化力量,“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立足这一理论基点,他们进一步厘清了国家与“联合体”的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国家属于虚幻的共同体,“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统治阶级假借普遍利益之名维护私有制,对被统治阶级而言是外在强制性联合。而真实的共同体即科学“联合体”,则以阶级消灭和私有制消亡为历史前提,使“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一辩证关系构成了“联合体”取代旧式国家的理论原点。

(二)实践组织与概念的体系化

1847年6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伦敦的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此次会议也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而载入史册,会议讨论了恩格斯参与修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其中“Bund”一词的使用,重新界定了同盟的组织形态。伴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参与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Verein),同年,他们还参与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活动。两处工人组织在活动宗旨与斗争形式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他们既是无产阶级早期联合的实践载体,也是通向未来理想“联合体”的初级组织形态,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与工人运动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

1847年10月,恩格斯采用教义问答的形式,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立足产业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客观前提之一,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此后,在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凝练出经典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的“联合体”超越了以往基于血缘、地缘、阶级等特殊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升华为对共产主义社会总体形态的科学概括。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资本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科学剖析,得出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重大结论,与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不同。

(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科学论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借助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完成了“联合体”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大形态的演进客观勾勒出联合体的生成脉络,它绝非抽象的道德诉求,而是植根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彻底克服了早期“联合体”思想内涵的唯心主义色彩与超阶级抽象性,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走向科学化的核心标志。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释商品拜物教时,以“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对照范式,“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标志着“联合体”研究从早期人本哲学视域,正式延伸至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分析领域。伴随分工细化,“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此处联合体是描述工厂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劳动组合,与“自由人联合体”分属不同理论层级。而分工演进既是生产力进步的客观结果,也为更高形态的社会联合奠定了物质前提。

马克思总结前资本主义各类“小型联合体”分散孤立的历史弊病,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再沿用这一模式,他站在国家层面进行通盘的设想和考虑,在《论土地国有化》中进一步从社会宏观架构层面提出制度构想,“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未来社会由无数生产者联合体聚合而成,是“联合体的联合体”,这也是未来共同体区别于过往一切历史联合形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自由人联合体”根除了劳动异化、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等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根本弊病,推动实现个人自由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辩证统一。

(四)从“古代联合体”到“未来联合体”的历史辩证

恩格斯在晚年著作及书信中,结合人类学研究成果,运用历史辩证法系统梳理“古代联合体”与“未来联合体”的历史传承关系。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立足原始氏族与土地公社的史料,还原了原生自然联合体的历史样貌。恩格斯还提出过重要论断:“迄今存在过的联合体,不论是自然形成的,或是人为造成的,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而存在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这一论断揭示了前资本主义各历史阶段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形态的“联合体”实质,无论是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中世纪的村社与行会,还是资本主义的商业公司,其背后都隐含着特定的经济目的和阶级利益。

从古代沿袭看,古代原生公社属于人类早期自然联合体,依托土地公有和血缘联结形成有机共同体,具备集体协作、互助共生的合理内核,但也因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存在人身依附与封闭固化的历史局限。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区分了“联合”与“联合体”:“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马克思在此之所以作出这一区分,意在强调古代公社并非由自由个体自觉结成的有机整体,而是以土地所有权和血缘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共同体形式。这一区分实际上厘清了“古代共同体”与“未来联合体”的本质差异。这并未否定古代公社的共同体属性,而是揭示了其与“未来自由联合体”的根本区别。

从政治实践看,1871年的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短暂的72天,却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也是“联合体”理想从理论构想到政治实践的首次历史性探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将公社界定为生产者联合体的现实雏形,公社以地方自治的组织形式打碎并替代资产阶级旧式国家机器,各级公社组织作为劳动者联合的载体,其官员普选与撤换、官员薪资限制等制度安排,成为后来联合体政治形式的实践原型,印证了“联合体”理论转化为现实制度实践的历史可能性。

从未来发展看,未来的联合体最为重要的是,在扬弃“古代联合体”的集体协作传统的同时,充分吸纳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发达生产力与个体独立性,既不退回到原始共同体的落后形态,也不陷入资本主义原子式个体的分裂状态,而是在更高阶段实现“古代联合体”合理内核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辩证统一,推动人类联合形式从原生自然形态,经异化阶级形态,向科学自由形态的历史性跃升。

三、列宁对“联合体”概念的实践拓展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把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从理论转化为实践,首次将其置于一个落后农业国的革命事业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他在资本主义大工厂的革命功能、新经济政策的合作制路径、民族问题的国际维度三个层面拓展了“联合体”的时代内涵。

(一)资本主义大工厂孕育无产阶级革命联合体

列宁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大工厂的双重历史作用。他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中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大工厂客观上通过被动的资本强制联合,催生了布尔什维克党自为的革命联合体,有效克服工人、小资产阶级组织自发分散的弊端,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的现实发展。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列宁在与孟什维克的论战中,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厂的剥削,但并未全盘否定其历史作用:大工厂是培育无产阶级联合的客观物质载体。从经济层面来看,传统分散的手工劳动者被资本集中在大工厂,通过共同劳动形成劳动者的现实联合,这是无产阶级联合体生成的物质前提;从组织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大工厂的流水线、规模化协作的方式,训练了工人的纪律意识和集体意识,推动工人在受剥削的同时,积极筹建自己的组织——工会和革命政党等;从阶级层面来看,工厂无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在技能、知识等方面逐步成长为引领农民、小工业手工者等全体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阶级,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核心。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工厂在剥削工人的同时,客观培育了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未来“联合体”的无产阶级主体。因此,未来自由“联合体”不是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客观发展中、在工人对工厂的联合锻造中,历史地生成了实现“联合体”的现实阶级力量。

在批判改良主义时,列宁保持了同样的理论清醒。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系统批判了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改良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一个绝妙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那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改良主义者借用空想社会主义的构想,鼓吹通过资本主义银行来改造社会,和平实现社会化的经济联合体。但是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银行本质上是垄断资本的工具,从属于私有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银行不可能主动跳出资本逻辑去服务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建成“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前提,只能是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打碎旧的金融资本体系,改造所有制形式,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化生产联合体。

(二)新经济政策多层次多元联合体的探索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俄依托生产资料国有化,以国营工厂、工人协作社、农业公社为载体开展社会主义生产“联合体”的早期实验,试图以国家统筹的一体化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私人垄断组织。但这套以余粮收集制和行政强制为特征的实践模式,忽视俄国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基本国情,以行政强制推动农业联合,违背小农生产与经营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中暴露出了一些突出的弊病,也为后续新经济政策探索多层次“联合体”积累了历史经验。

伴随新经济政策落地,苏俄摒弃战时共产主义全盘强制公有、一刀切式联合的路径,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多元合作联合体,在承认商品货币关系客观存在的前提下,构建起分层分类的联合形态。这一探索立足落后俄国的发展实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联合体实现路径。列宁晚年在《论合作社》中完成对合作社价值的理论升华,反思了过往党内对合作制的片面认识,明确区分理论构想与落地实践的差异,“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级台阶”。

在列宁看来,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已经具备吸纳小农加入合作社联合体的现实条件,但过往很长一段时期,党内对合作社的制度潜力认识不足,对这一载体的政策运用严重不足。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与关键生产资料的制度前提下,合作社凭借简便灵活、契合小农切身利益的特征,从旧式私人经济联合转变为具备社会主义属性的基层联合体。列宁客观看待农村村社的历史价值,主张依托本土原生共同体资源改造新式合作组织,“村社,农村——本身就是天然的联合体,而且现代村社可以转变为联合体,完全保留现存财产关系而对村社全体成员有直接的明显的好处”。列宁没有全盘割裂传统共同体资源,而是在扬弃旧式村社人身依附与封闭性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改造利用,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搭建起通往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阶梯。

总体而言,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多元“合作社联合体”探索,立足落后农业国国情,补齐了经典理论关于过渡阶段“联合体”的实践空白,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联合体”的长远理论构想转化为分阶段落地的现实制度,在国家“大生产联合体”的基础上,探索基层多元“合作社联合体”并存的层级化模式,为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探索,也为日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镜鉴。

(三)民族视域下国际联合体的理论拓展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系统阐释了民族共同体的双重属性。他在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论战中,先后提出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与“阶级斗争共同体”两类规定,深刻揭示了民族的内在特征。一方面,民族是依托共同语言、风俗和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殖民压迫的条件下,民族内部被划分为对立阶级,民族地域逐步成为阶级斗争的现实场域,民族因而同时具有阶级共同体的属性。据此,无产阶级一方面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质,守护民族共同体合理的文化联结;另一方面立足阶级属性,突破狭隘民族壁垒,推动跨民族劳动者联合,培育跨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等文献中,列宁进一步以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划分重构民族问题框架,将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这一理论创新跳出了单一国别联合体的局限,催生被压迫民族联合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战略构想,民族共同体由此转化为构筑国际无产阶级联合体的现实载体,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的全球维度。苏俄从单一生产联合体的探索到多民族社会主义联邦制的制度实践,不仅丰富了“联合体”概念在国家建构层面的理论内涵,而且也为多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联合提供了初步经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理论与实践成果逐步与中国的多民族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启了“联合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

四、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联合体”概念变迁考证

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并非简单的语词翻译或理论移植,而是一个在“两个结合”中不断获得新形态、新内涵的创造性转化过程,经历了术语译介的本土化选择、革命建设的实践锻造、改革开放的丰富拓展新时代的理论飞跃四个阶段。

(一)术语译介的本土化选择:从“协同社会”到“联合体”

术语翻译不仅是语词对应问题,而且关涉概念的理解深度与理论视野。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联合体”“协社”等术语开始出现在中文文献中。早期译著多侧重于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基本观点的介绍,对“Assoziation”一词的翻译尚未统一定型,也存在多样表达的状态。这一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确立,不仅依赖于书斋中的翻译选择,而且根植于革命实践中的运用与创造。

具体而言,1920年8月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全译本,以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906年日文全译本(原文为“協同社會”对应德文“Assoziation”)为底本,同时参考了1888年穆尔(Samuel Moor)英译本(此版本经由恩格斯亲自校订),将“Assoziation”直译为“协同社会”。1930年华岗依照中央提供的穆尔英译本进行翻译,将“Association”译为“协同社会”。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将其译为“集体社会”,其为首个中国的德文直译版本;1943年,博古译本将其译为“团体”,该译本参照俄文版翻译。1945年陈瘦石译本以穆尔英文版为底本,将其译为“新社会”。在1949年和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两次印发《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译为“协会”,这一译法受到俄文“ассоциация”一词多义性的直接影响,俄语中该词兼具“协会”“团体”“联合体”多重含义,译为“协会”反映的是译者对组织形式层面的侧重。这一中译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参考之一,特别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著名口号,经此版本翻译后得以定型。

从译法演进的规律来看,参照俄文版的译本更多是将“联合体”理解为一种组织,而参照德文、英文或者日文版的译本则更倾向于将其译为一种社会状态或社会组织的方式。这也表明,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对“联合体”概念的理解尚处于摸索阶段,人们更多从新的社会形态或传统的“组织”方式进行把握,对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形态跃迁的深刻内涵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

直到195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联合体”的译法被最终确定,此后历次版本从未改动。这表明“联合体”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标准术语,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资本论》的核心术语的翻译则与《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1930年,陈启修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将“Verein freier Menschen”译为“自由人团体”。1932年9月,王慎明、侯外庐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将其译为“自由团体”。1934年,吴半农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以恩格斯校订稿的第四版英译本为底本,参照穆尔英译本、J.B.英文译本及高畠素之、河上肇、宫川实等日文译本,以及陈启修翻译的前三章中文译本等,并由千家驹据德文原文校订,将其译为“自由人底社会”。1938年(参照的是1948年的再版)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将其译为“自由人的团体”,在1953年再版时则改译为“自由人的公社”。纵观上述译法演变,从“自由人团体”到“自由人底社会”,再到“自由人的公社”,反映出译者在二十余年间对这一概念的反复斟酌与艰难定名,“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固定译名始终未能确立。直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三卷(《资本论》第一卷),正式确定为“自由人联合体”,至此,《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的译法实现了术语统一。

(二)革命建设的实践锻造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以多种组织形式从不同维度践行并丰富了“联合体”的精神实质。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依托“工农武装割据”形成战时形态的革命联合体,跳出苏俄和平时期合作社建设的路径局限,以共同解放为纽带凝聚工农群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虽未直接展开对“自由人联合体”的文本探讨,但其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纲领,以及在各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深刻地体现了“联合体”的精神实质,即通过共同的政治目标和组织生活,将来自不同地域的、最广大的工农群众锻造成一个具有共同政治目标、为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坚强革命集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是“联合体”思想在统一战线领域的延伸,以阶级联合与阶层联合整合了近代中国分散的社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联合体”从革命目标转化为制度化的建设内容。中国共产党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合作社联合体”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基本国情,将合作制理论转化为全国范围的制度化实践。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循序渐进,依托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级递进模式,将亿万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劳动集体所有制“联合体”,这是列宁合作社思想在中国规模化、本土化的重大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于满足现实生产生活需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的科学构想,成为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统筹工农业发展、推进全民所有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联合体”思想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实践探索,不断丰富着其理论内涵,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得以具体实现。这种精神在军事领域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毛泽东强调了两个“团结一致”,从根本上讲是实质性的一体融合,这正是“联合体”精神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依靠高度的组织化实现个体力量的整合凝聚。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共同体”话语因其契合全球互联互通、依存共生的时代特征,逐步从学术概念上升为重要的政治表述。在民族领域,中国共产党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依托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从法理与制度层面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系列共同体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不同时期的实践探索,共同构成了“联合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谱系,也为新时代的理论飞跃积累了丰富的制度资源和实践经验。

(三)改革开放的丰富拓展

“联合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联合体”这一经典术语,但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和谐等重大理论创新中,持续丰富着“联合体”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态。

邓小平对“联合体”思想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与对“共同富裕”的构想中。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经典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深层呼应。如果说“联合体”规定了未来社会的最终形态,那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则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向这一目标提供了现实路径。“共同富裕”的提出,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一终极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之间,架设了一个可操作的阶段性目标。与此同时,邓小平关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战略判断,以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的外交主张,内在地包含着对全球性“共同体”建构的早期探索,为后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先声。

江泽民进一步拓展了“联合体”思想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历史阶段的自觉把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质是在“必然王国”中探索“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路径,既充分利用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又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规制其负面效应。这使“联合体”理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获得了新的实践形态。江泽民提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等主张,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进一步拓展了“联合体”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时代化表达。

胡锦涛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中,深化了对“联合体”思想的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一脉相承;“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联合体”所要求的“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的具体展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质上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在当代社会发展阶段的系统性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国内社会建设的指针,其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追求。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更将“和谐”从国内领域延伸到国际领域,明确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联合体”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再一次时代化推进,为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直接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共同富裕”确立阶段性目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现实路径,再到“和谐社会”构建系统形态,“和谐世界”拓展国际维度,“联合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呈现清晰的推进逻辑。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联合体”的理解和运用,始终在与时俱进中深化,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丰富,为新时代“共同体”理论的系统化飞跃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

(四)新时代的理论飞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体系中,“共同体”与“联合体”本就存在深刻的互文关系。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区分“虚幻的共同体”与“真实的共同体”,到《共产党宣言》确立“联合体”思想,再到《资本论》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未来社会形态是一脉相承、一体两面的。“联合体”可以说是“共同体”的科学表达和终极形态。

进入新时代,“联合体”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承续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共同体”理念,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分明的“共同体”思想体系。在民族领域,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奠定精神根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倡导“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回应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在社会治理领域,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全球安全领域,倡议“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呼吁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共同体”理念,贯通了内政与外交、发展与安全、人与自然、现实与虚拟空间,实现了从马克思“真实共同体”经典思想到新时代“共同体”理论的系统化、创造性发展。在这一完整谱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从“虚幻的共同体”迈向“真实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的最前沿,是“联合体”终极理想在当代国际关系领域的阶段性实践形态。

从词源语义看,“联合体”以“体”字收束,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和制度实体的理论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以“体”字落底,在构词法上承接了这一概念传统。“共同”与“联合”的语义在文本中具有深层关照,“共同”侧重存在状态的同一,“联合”侧重主体行动的协作,揭示了两者内在的贯通性。而“人类命运”的嵌入,则构成了新概念的独特理论增量,既指全球化时代人类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又唤起共同责任伦理,更以“各国人民”为主体,超越阶级话语,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共识最大公约数。

从内在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处于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漫长历史过程的前端,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分阶段、递进式实现的特征。二者共享同一个价值原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表达。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简单等同于“自由人联合体”,亦非与之割裂的外交话语,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是“联合体”思想在当代全球治理中获得的中介形式和现实阶梯。

从现实价值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变局,对马克思恩格斯“联合体”思想的历史性飞跃与创新性发展。一是从终极理想到现实目标的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规定,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属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描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民族和国家依然存在、阶级对立尚未消灭的全球化时代,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和全球性问题的现实纲领,通过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承接终极理想,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当代获得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二是内涵的全方位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过去单一的政治经济联合的国际关系,从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等全方位丰富内涵,系统回应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其中五个“坚持”与五个“世界”内涵的完整阐述,使“联合体”思想从生产关系维度扩展到文明交往、生态保护等更广阔的领域。三是方法论的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深厚底蕴,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等思想相结合。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又汲取了中华文明处理差异与统一关系的丰富智慧,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和谐,在承认多样性中构建统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方法论的生动运用,也是“两个结合”在“联合体”概念演进中的集中体现。

结语

“联合体”概念的百年演变,既是一部概念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规律的集中示范,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启示。一是坚守价值逻辑,以人的解放为不变内核,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属,这一核心价值经历概念的内涵丰富与外延的一脉相承,使“联合体”区别于一切维护剥削制度的社会理论,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二是恪守唯物史观,始终以现实历史条件为理论基点,尊重客观规律,将“联合体”从道德理想提升为历史科学命题,使之从抽象的人性预设转变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三是彰显“两个结合”的文明融通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义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源底色,又承载了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充分体现中华文明在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中所蕴含的丰富智慧,使“共同体”话语具有了超越西方话语叙事的文化感召力。从这一意义上说,“联合体”思想从空想家的天才猜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论证,经苏俄的实践探索,再到中国百余年的创造性转化,始终在回应时代课题的实践中持续深化,获得了愈加深厚的历史规定性与时代内涵。由此可见,“联合体”不是静态的终极蓝图,其中国化时代化历程是植根于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历史必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获得了具有民族形式和国际视野的当代表达,是“两个结合”在理论创新层面的生动实践。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马克思“真实共同体”的思想谱系中,构成了“自由人联合体”终极理想在当下历史阶段的中介形态,其既是远大理想的时代投射,也是通向这一理想的实践阶梯。

(载于 《观察与思考》2026年第11期 )

【作者: 赵明锴、辛向阳。其中 辛向阳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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