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杨
运用“种族”这一概念开展研究本身困难重重:学界普遍认为,种族划分不具备科学依据,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产物,但各类种族化话语早已渗透社会,无法回避。该难题早已超越概念界定的范畴,深刻影响着个体身份建构与人们日常的社会交往模式。人类依据表型特征(即肉眼可见的外在差异化标识)划分种族、片面抬高外貌体征的划分地位,然而学界已形成共识: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的生物学种族定义缺乏事实依据、纯属谬误。
正如菲尔・科恩所言:
“种族……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产物,而非依托实证形成的社会分类;它指代一系列被凭空想象出来的遗传特质,借助笼统的族群谱系差异,固化并合理化现实里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阶层格局。”
尽管如此,黑白族群间存在本质性、固有差异的观念根深蒂固、难以根除,人们习惯性地把特定的心理特质、身体特征与智力禀赋生硬绑定到不同“种族”身上。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附着在种族观念之上的整套认知体系,使得“种族”一词的内涵义与外延义纠缠难解,被禁锢在一套饱含价值评判的二元对立体系之中。在这套符号体系里,黑色是邪恶、污秽、异质外来者的强烈符号;白色则象征良善、纯粹、本土常态与正统标准。
不能简单归因于“黑色附带大量负面引申含义”,就认定非洲族群被打上劣等标签,但黑与白这套二元符号体系已然牢不可破,助推殖民者从道德层面合理化出于经济目的的黑奴奴役制度。非洲人的肤色成为决定性标签,“黑色”从象征层面的引申含义,转变为指代族群的字面定义:身为黑人,就等同于天性邪恶、性欲亢进、道德败坏、先天劣等。
倘若仅从经济学视角,分析蓄奴种植园主与新兴商业资本家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的辩护说辞,无法厘清18、19世纪形成并延续至今的错综复杂的种族问题。阿尔贝・梅米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序言中写道:
考察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生存状态便不难发现,被殖民者遭受的屈辱与客观上的被奴役处境,绝不止于经济层面。即便是最穷困的殖民者,在自我认知与现实地位上都凌驾于被殖民者之上,这亦是殖民特权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揭示经济在所有压迫关系中的关键作用固然重要,但殖民压迫还具备除此之外的多重特质。
种族主义的制度化、为支配地位提供背书的各类“科学论证”,其发展程度早已超出维系经济体制所需的限度,弗朗茨・法农也认同这一观点。
塑造大众种族差异刻板印象的信息来源纷繁多样,相关观念的演变脉络错综复杂,加之历史遗留问题与当下各类政治议题彼此勾连,因此我们无法用一套条理工整、逻辑连贯的理论,完整阐释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何以长期存续、并深度融入社会肌理。种族主义不能简单归咎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或是个体偏见中的某单一诱因;它是上述各类因素相互交织缠绕的复合产物,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受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与现实经济诉求左右。
15世纪之前,不列颠民众对非洲古邦知之甚少,流传的有关非洲的“知识”大多源自神话与荒诞不经的旅人奇谈。“善良/白色”战胜“邪恶/黑色”是圣经艺术反复出现的母题;而黑人纵欲、心智幼稚、生性邪恶的刻板形象,部分源头便出自《圣经》。彼时解释黑人肤色最通行的圣经说辞,源自含的诅咒传说:含窥见醉酒裸卧于帐中的父亲,上帝便降下诅咒,令其后代生而为黑肤。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雏形、黑奴制与针对非洲及其他族群残酷经济剥削的合理化依据,正是由恐惧、蒙昧、神话与民间传说杂糅编织而成。
“种族”这类专门话语场域的诞生,有赖特定历史节点各类条件的凑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最初数十年,是理解各类种族观念如何深度嵌入英国与西欧自我认知的关键阶段。而早在17世纪,对欧洲白人而言,肤色已经被视作人的本质属性。人们借肉眼实证观察得出种族差异的“凭据”,将黑皮肤与理性思维能力缺失画上等号。
把人类按“种族”划分视作一种科学分类方式的观念兴起于18世纪,彼时科学逐渐成为阐释“真理”的权威话语:
秉持理性的科学家以中立、客体化的疏离视角,开辟出一套把人剥离主体性、仅视作肉身客体的理论空间。肉体一旦被客体化,研究者便能带着冷冰冰的科学距离,对其拆解、归纳、分门别类、划定层级。
18世纪存在一处鲜明悖论:一个口口声声宣扬平等是普世道德准则的时代,奴隶制、种族压迫与种族屠杀却大行其道。平等理念与强权奴役之所以能够并存,根源在于:启蒙哲学家虽表面推崇平等、自由、博爱,但这套权利只适用于被他们划定为拥有理性的群体。人为构建的理性标准,将西欧以外族群、底层无产者、无财产人群以及女性统统排除在外。因此,除尚处在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强权之外,定义差异重要与否的话语权,以及通过观测差异制造专属“知识”的能力,共同构筑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理论根基。
桑德・L・吉尔曼的研究同样揭示:黑人纵欲成性、进而威胁白人贞洁伦理这类刻板观念,逐步和女性情欲的相关论述绑定,尤其被拿来对应女同性恋者、底层妓女等在当时被视作“性越轨者”的群体。由此可见,阶级、社会性别、性取向与种族差异共同构成一套交织的观念体系:身处这套体系中心的白人资产阶级男性被当作天然的规范范本,鲜少受到审视;而被划归为“他者”的各类群体,其身份却不断遭到质疑、探查与管控。
多位女性主义研究者指出:
颅骨学(头盖骨形态研究)是伪科学种族主义的重要推手,也固化了带有种族偏见的审美标准。相关研究肇始于18世纪,约翰・布卢门巴赫最先提出相关理论,在其划分里,高加索人种的颅骨形态被奉为最优审美范本。荷兰解剖学家彼得・坎珀并不认同布卢门巴赫的颅骨研究方法,他提出:面角越大、前额越高、脑容量越大,个体就越聪慧、样貌也越俊美。在针对非洲族群面角的对比研究中,坎珀再度沿用动物性、类人猿的类比逻辑,声称“黑人与猿类族群在外貌上高度近似”。
戈德堡提出,19世纪的审美标准已经和财富、种族深度绑定:
在古典美学体系中,美貌是一种资产,拥有美貌直接决定人的本体价值,一如古典经济学中财物的占有决定物品效用……欠缺古典审美定义下的“先天美貌”,便等同于贫困;如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论调,容貌上的劣势被归咎为个体自身的过错。至18世纪晚期,美貌被细化为一系列种族生理特征:白皙肤色、直发、平颌、颅骨的形态与尺寸、匀称的身体比例等等。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依托性别、种族、阶级差异搭建起的层级秩序完成系统化建构,各类等级体系彼此缠绕、密不可分。
对早期欧洲白人入侵者而言,非洲人最直观醒目的特征便是深色皮肤与衣着单薄的躯体。仅凭后者,白人便武断认定非洲人性行为放纵、无法管控自身性欲,和野兽别无二致,因此劣于已然开化的白人族群。早在奴隶制鼎盛期到来之前,16世纪就已显现对跨种族婚恋的排斥心理,1578年乔治・贝斯特的一段记述便是佐证:
“我亲眼见过一个黑如煤炭的埃塞俄比亚人来到英格兰,他迎娶英国女子后诞下一子,孩子通体肤色和生父一样漆黑……由此可见,黑色源于此人身上某种先天的特质侵染,这种特质根深蒂固,纵使依托当地气候、承袭母亲白皙肤质也无法更改,故而肤色黝黑不能归因于地域环境。”
至18世纪中叶,欧洲社会盛行一种观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与欧洲白人分属不同物种,并非同一物种下的不同亚种。这种物种划分至关重要:一旦某一族群被划定为异类物种,黑白两性结合便被视作大忌,人们还臆想此类结合无法繁育具备生育能力的后代。18世纪末,黑人常常被贴上性变态的标签;自然选择理论被曲解挪用,用来佐证:优等的白人族群一旦和黑人等劣等族群混血,自身血脉便会遭到不可逆的败坏。
“无论白人男女都笃信黑人性欲旺盛,这套偏见在18世纪演变为根深蒂固的固有成见,被用来非议、嘲讽跨种族联姻。这一传说流传之广、受众之多,是塑造黑白两族对立观念最关键的诱因之一。”
十八世纪晚期爱德华・朗留下两段评述,直观体现跨种族性关系在当时激起的强烈情绪,以及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差异三者间的交织关联:其一,“底层白人女性格外贪恋黑人,背后缘由不堪言说”;谈及种族混血时,朗沿用病理化论述,将跨种族结合称作:“一处恶毒凶险的毒疮,其毒素四处蔓延,最终让家家户户都深受侵染”。在他笔下黑人女性同样饱受恶意抹黑:“听起来固然荒诞,但在我看来,霍屯督族女性就算嫁给红毛猩猩做丈夫,也算不得蒙受屈辱”。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也把黑人女性与猿类绑定,声称她们性欲失控、时常与大猩猩发生性行为。这种将黑人同野兽形象挂钩的叙事,是伪科学种族主义反复出现的固有论调,长久延续。
尽管社会舆论公开鄙夷跨种族情爱,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女奴之间的肉体结合却十分普遍,且绝大多数黑人女性均非自愿。受种植园生产生活模式裹挟,黑白、男女之间的畸形性关系被制度化,受到律法与社会风俗的双重庇护。
受多重错综复杂的现实因素制约,白人女工与奴隶主太太,始终无法看清自身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下遭受的压迫,和黑人女性因奴隶制承受的苦难同根同源。在种族主义思想的灌输下,白人女工被刻意引导,自认相较于同为受剥削者的黑人女工拥有天然优越地位。
管控黑奴的相关法令对两性行为管束严苛,黑白之间的身体接触受到法律严密限制。在公共话语里,唯有品行败坏的女性才会爱慕黑人男子成为主流论调,出身优渥、恪守礼教的白人女子同黑人发生关系被视作天方夜谭。通过划定白人女性与黑人交往的性边界,白人男性实现了对白人女性情欲的掌控。不少白人主妇目睹自家丈夫肆意占有、凌辱黑人女奴后,转而以残暴手段虐待身为私人财产的黑奴泄愤。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外加种植园建立起的性别、种族等级秩序,从根源上瓦解了受种族、阶级、父权三重压迫的女性结成同盟的可能性。
对于白人上层男性权贵,占有黑人女性是自身特权;但普通白人雇工与仆从若和非洲女性相恋,则会被视作背弃自身种族出身与与生俱来的白人特权,因此白人仆役普遍被明令禁止同黑人女性产生情爱纠葛。除此之外,为杜绝跨种族诞下的子嗣继承白人生父财产,各国专门出台法条:只要生母身为奴隶,无论生父身份贵贱,孩子生来即为奴隶。而整套系统性矮化黑人的思想体系,早已为这类立法筑牢意识形态根基。
长久以来,“原始族群”始终和纵欲滥交画上对等符号,这类刻板偏见叠加对种族混血的深层恐惧,使得白人对黑人的焦虑大多落脚于性层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这种焦虑落地为制度化管控:社会强制监察黑人的情欲与生育,严防其与白人发生性关系。当各类差异被固化在“他者”的定义之中,种族间的情欲交融便失去正当的表达空间,仅能被诠释为侵害与越界。
人们担忧种族混血会玷污白人血统、损耗白人族群先天优越性,这套恐慌根植于不同种族血脉天生相异、混血百害无一利的固有认知,也正是这套思想,催生了大批白人对跨种族性关系的排斥与惊惧。
若说十八世纪早期经验科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研究者热衷于整理秩序、构建生物分类体系,那么同样需要注意:经验科学的崛起抬高了视觉实证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巩固了殖民主义者带着审视目光进行观测的支配权力。凝视权的背后内嵌着定义事物、划分类别的支配力量,而这种权力直接决定了谁拥有凝视他人的资格、谁能够回看对方。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人体的医学与科学观测日趋常态化,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依托凝视与解剖开展研究的特权正式成型。
在十九世纪欧洲大众的刻板认知里,非洲男性天生性欲旺盛、生殖器官尺寸异于常人已是既定“常识”,黑人男性的生殖器官频频沦为科研样本。黑人女性的身体构造同样勾起主流医学界浓厚的猎奇欲,对其躯体的活体检查在当时蔚然成风。这类科学研究的核心观测对象是黑人女性的生殖器,在彼时的理论中,外生殖器被视作她们性欲亢进、性特质反常的外在具象表征。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当时学界普遍将女性外生殖器视作反常之物:研究者强行把黑人女性被判定为过度发育的生殖器官与第二性征,同女同性恋者、底层妓女所谓的纵欲越轨特征绑定在一起。臀部肥大、生殖器突出、乳房松垂这类身体特征,全都被贴上畸形、病态的标签。由此,黑人女性异于白人的身体构造,沦为原始情欲的外在烙印;这套生理污名将黑人女性的性特质全盘病理化,把她们塑造为潜藏的性威胁。
学界执着于从体表寻找性反常的特征,并以此佐证整个族群与生俱来的劣等属性,这也折射出黑人女性在符号体系中的复杂定位。在近代科学话语里,黑人女性身处种族、阶级与性别三重差异的交汇点。依照白人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和自身生理、身份范式差异最大的群体,便成了一切异类特质的终极符号,被用来统摄所有“非标准化”特征。这套针对女性身体构造的偏见,也让拆解种族与性别身份建构交织的难题变得格外棘手:非洲女性生殖器被认定的生理畸变,既被当成全体女性潜在生理缺陷的佐证,又被牢牢绑定在黑人独有的种族劣等标签之上。
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国民整体健康与合乎规范的性行为紧密绑定,性行为管控由此成为社会医疗卫生改革的核心抓手。彼时各类情欲表达被视作本质污秽,乱伦、滥交、娼妓制度等工人阶层中的越轨行径,被当成该阶层天生道德堕落的实证。尤其在当时的论调里,女性纵欲堕落是破坏底层良善贫苦民众道德操守的重大隐患。
任何来自境外的人口涌入都被视作侵害本国国民健康的疫病入侵,这一认知大量体现在以人体患病作喻的修辞之中。外来族群、性少数群体常被冠以“传染源”“祸患”“病体”“瘟疫”等污名化词汇。这套健康/病态二元划分标准,贯穿阶级、性别、种族、性取向与心智水平各个维度。譬如非洲人仅凭肤色就被打上负面标签,19世纪早期,黑人肤色甚至被歪曲为遗传性麻风病所致;到19世纪晚期,梅毒这种性传播疾病又被杜撰成由非洲传入英国的麻风病变种。借由这种病态与性欲的捆绑叙事,非洲黑人女性被钉上纵欲放荡、败坏血脉的标签,沦为族群衰败的载体化身。
优生学说影响力广泛,其理论话语深入英国主流政治圈层。1910年,英国成立多家官方机构,旨在实现英格兰白人种族的体质与道德改良;彼时大量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与费边社会主义者纷纷信奉优生理念,H.G.威尔斯、朱利安・赫胥黎、萧伯纳、玛丽・斯托普斯等知名学者均是优生学的拥护者。第四章将结合20世纪大众对跨种族婚恋的公共舆论,详述这套思想如何渗透民众认知、长期左右社会价值取向。
对于19世纪中后期日益壮大的地方行政、技术与公职科研人员群体而言,优生学为他们支配弱势群体、划定底层行为准则、左右无权者人生走向的管控欲披上了科学外衣。这批新式官僚与医务从业者依托所谓“基因天命论”,合理化自身的监管、管控与治理行为。
种族概念的关键作用在于:
它成为社会危机的具象投射载体,整个社会受系统性危机冲击而滋生的各类恐惧、矛盾与焦灼情绪,全都能顺势转嫁到种族议题之上,用委婉的说法,借此“疏导化解”社会矛盾。
优生学的发展正是上述规律的典型体现,正如菲利普・艾布拉姆斯所言:
优生学者深陷19世纪末整体性意识形态危机。他们囿于生物学知识体系,试图用生物理论解释经济与社会乱象,将遗传学规律套用于人口统计数据,继而炮制出种族退化迫在眉睫的恐慌论调。
艾布拉姆斯认为,这场思想危机根源在于劳动力过剩引发的资本主义体系动荡。
将特定群体病理化,本质是在社会中划出一条优劣分界线,通过标签化区隔,缓解统治阶层的信心危机、负罪感与失控焦虑。
对白人男性而言,白人女性兼具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属性,身份位置摇摆不定:二者依托共通的种族身份,能够巩固白人男性的自我认同;但女性与生俱来的情欲他者特质,又会动摇、打乱这份身份认知。时至今日,在电影领域掌握凝视特权的主体仍以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为主;黑人女性因不断勾起白人的性焦虑与阉割情结,在银幕叙事中长期被刻意边缘化、戏份稀缺、形象地位低下,这是一种制度化的“惩戒”。从形象表征层面来看,黑白女性都因情欲特质难以被白人完整界定而产生联结,但相较于黑人女性,白人女性气质始终占据叙事前台、享有表征优待。
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手握定义、凝视、管控与通过细密审视消解他者神秘感的各项权力,在这套权力庇护下,他们将自身潜意识里躁动、纷乱、难以驯服的心理阴影,投射至黑人、工人阶级或是女性身上,由此催生了围绕权力、掌控欲、男性雄风与依附关系的种种深层焦虑。黑人女性因而遭受现实与符号层面的双重惩处:既被视作引诱白人堕入种族血脉衰败的祸源,又因承担黑人族群繁衍的角色背负污名。
从内涵表意来看,黑色符号和“污秽”绑定,情欲同样被贴上肮脏标签,二者叠加形成了“黑人性欲污秽放荡”的固有观念。在电影创作中,反常、越界的情欲特质往往被转嫁到种族他者身上:譬如《蒙娜丽莎》(1986)里的黑人妓女、《街头的火焰》(1961)中邀约凯西参与三人性行为的黑人年轻女性,都是这类符号的具象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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