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广泛流传的十座城市名单中,不仅涵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承担政治统筹与经济科技枢纽功能的一线重镇,以及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洛阳、徐州、太原、沈阳等内陆支撑节点,甚至还包含了一个平时在全国版图中稍显低调的三线城市鞍山。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与诸多大城市并肩,核心筹码在于它作为“中国钢都”的重工业底气。在长期的极端战时状态下,钢铁是制造坦克、火炮乃至舰船等军事装备的最基本原料。
守住鞍山与邻近的装备制造重镇沈阳,本质上就是保住国家工业造血与后勤补给的物理命脉。然而,现代国家之间的终极防御体系,早已不局限于物理空间上城池与资源的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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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私人利润与公共利益发生剧烈冲突时,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机构进行干预,商业逻辑极易将整个集体推向灾难边缘。她甚至将资本主义比喻为一个充满能量却具有潜在自毁倾向的婴儿,必须由政府承担起全天候的照看责任。
二零零八年那场几乎摧毁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国家力量在最后关头下场救市,才勉强避免了更具毁灭性的生存危机。在西方体系内部,针对这种权力天平的倾斜,也存在截然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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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西方国家,选举周期常常被大企业的巨额政治捐款所深度裹挟,政策极易呈现短视化倾向,政客们习惯于过度承诺而难以兑现。相比之下,中国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找到了更加稳固的支撑点,构建了一种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相互协同的三柱结构。
在这个精密运作的体系中,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是市场创新的主体,外资企业持续接入全球贸易网络,而国有企业则在政府的调控下,去承担那些回报周期长、投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的兜底性重任。
依靠这种以国家五年规划为牵引的长期主义体制,中国不仅在现代历史上成功将八亿人口拉出绝对贫困的泥沼,更建成了占全球总里程百分之七十的高速铁路网,以及同样占据世界七成份额的5G通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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