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系列解读：修正草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本文作者：王馨仝

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适用率迅速上升，已成为刑事案件的主要处理方式，具结书也随之成为大量案件中最关键的一份文书。但具结书的签署也存在不少问题：量刑协商难以真正展开，当事人往往陷入“给什么签什么，不签就更重”的两难境地。

11月6日公布的修正草案全文中，与认罪认罚直接相关的修改集中在四处：第174条具结书的签署（草案第37条）、第190条法庭审理中的辩护意见（草案第40条）、第201条量刑建议的采纳（草案第45条），以及第81条逮捕时社会危险性的考量因素（草案第20条）。条文改动不多，方向是把认罪认罚从“签署结果”拉回到“形成过程”，把量刑的最终决定权交还法院。

一、条文对照

此外，2026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修订了《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2026年《指导意见》），原高检发〔2019〕13号文件同时废止。理解本次修改，需要把两者放在一起看。

二、修改解读和相关问题

（一）法院采纳量刑建议，先要“审理查明”

现行法第201条的结构是“一般应当采纳＋但书”，实践中容易形成一种理解：法院原则上照单全收，只有发现明显问题时才不采纳。草案把采纳的条件正面写出来：法院经审理查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符合法律规定，量刑建议适当的，才“一般应当采纳”；原来的五种除外情形，改为“应当依法作出相应判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向燕教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这一修改使量刑的最终裁判权回归法院。

（二）具结书：有辩护人的，辩护人在场；签署过程录像

现行法规定具结书“应当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签署”，实践中出现过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检察院却安排值班律师见证签署的情况。草案明确有辩护人的应当由辩护人在场，没有辩护人的才由值班律师在场，这一顺序写进法律后，委托律师可以据此要求检察院提前通知其到场。

签署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可以明确几个问题：检察官是否完整告知了罪名、事实和量刑后果；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是否在场、是否实际提供了帮助；当事人是在什么状态下签字的。

但条文录的是“签署具结书过程”。真正影响自愿性的，往往是签字之前的环节：检察官如何告知量刑建议、是否以“不认就从重”施压、律师有没有时间与当事人单独沟通。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针对的是听取意见的全过程，法律层面的范围反而比部门规定窄。录像能否随案移送、辩护律师能否查阅，草案也没有规定。建议后续审议至少将录像范围扩展到听取意见和量刑协商的全过程。

（三）律师可以提异议，但只是“记录在案并附卷”

在一些案件中，值班律师被当作“签字见证人”，律师对量刑建议提出不同意见，会被认为是“不配合认罪认罚”。草案在审查起诉阶段规定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认为无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院提出，检察院应当记录在案并附卷；在审判阶段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但辩护人认为无罪或者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可以提出意见，法院应当听取。辩护人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发表独立意见，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需要看到的是，审查起诉阶段的规定只是“记录在案并附卷”，检察院对律师意见是否采纳、为什么不采纳，没有说明义务。异议附卷的实际作用，主要在于法院审查量刑建议是否适当时，可以看到辩方曾经提出过什么。律师提出异议时，应当尽量具体到情节和幅度以及相应参考案例，让附卷材料对法院真正有用。

（四）逮捕考量：从“认罪认罚”到“认罪表现”

现行法第81条第2款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问题在于，审查逮捕通常发生在侦查阶段，此时既没有量刑建议，也没有具结书。按照2026年《指导意见》，“认罚”在侦查阶段表现为“表示愿意接受处罚”，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才表现为认可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实践中，有的侦查机关会让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确认书，或者在讯问笔录中表态“认罪认罚”；部分地方的试点规定也要求公安机关在第一次讯问时出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记录在案并附卷。但在这个阶段，罚什么、罚多重都还不知道，当事人所“认”的罚并没有具体内容。连怎么罚都不清楚就要求当事人表态接受，再以此评价其社会危险性，并不合适。

草案将“认罚”改为“表现”，以“认罪表现等情况”作为考量因素，表述更为准确，也更贴合这一阶段的实际：审查逮捕关注的是当事人是否如实供述、是否真诚悔罪、是否退赃退赔、是否取得谅解等可以核实的认罪表现，而不是一个尚未成形的“认罚”。由此也可以得出，当事人在侦查阶段没有表态“认罚”，或者此后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不签具结书，都不应当直接等同于认罪态度不好。律师在审查逮捕和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可以据此提出意见，把重点放在这些具体的认罪表现上。

（五）审查起诉阶段最难的一道题：签，还是不签

坦率地说，这是笔者近年办案中感受最突出的问题，也是草案基本没有触及的问题。

“协商”实际上是单方给出。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提出一个量刑建议。辩护律师可以提出意见：事实认定有出入、应当认定自首或者从犯情节、退赃退赔应当多减、同案量刑不平衡。但意见采纳到什么程度，基本取决于承办检察官的判断。多数情况下，检察官不会书面说明量刑建议是怎么算出来的，也不会书面回应律师哪些意见被采纳、哪些没有、为什么。

“不签”的代价。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不愿签署具结书的，检察机关通常会认为当事人不具备认罪认罚情节，起诉时提出一个明显更重的量刑建议；案件到了法院，法院又往往倾向于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当事人面对的选择于是变成：签，接受一个自己认为偏重、但已被告知“没有调整空间”的建议；不签，面临一个更重的建议，而且大概率被采纳。这种情况下，“自愿”二字的分量是要打问号的。

对此，有几个基本规则需要明确。第一，不签具结书不等于不认罪。当事人如实供述、承认主要犯罪事实，只是对量刑建议有异议的，依照《刑法》第67条第3款仍然成立坦白；自首、立功、退赃退赔、赔偿谅解等情节，也不因未签具结书而消失。第二，前后两个量刑建议的差额应当有边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号）规定，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不签具结书后的量刑建议，如果超出了“取消认罪认罚从宽”所能解释的幅度，多出来的部分实际上是在惩罚当事人行使异议权。第三，审判阶段仍然可以认罪认罚，2026年《指导意见》规定审判阶段认罪的，从宽幅度可以适当缩减，而不是一律不予从宽。

草案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间接的：录像只覆盖签字，律师异议只附卷，第81条的修改只解决羁押层面的压力。结合实务，笔者对草案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量刑建议应当书面说理，写明基准刑、各项从宽从重情节及其调整幅度，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单独列明，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已有说理要求，可以上升为法律。二是律师意见的处理情况应当书面反馈并随案移送。三是当事人未签具结书的，起诉时的量刑建议与此前拟议建议之间的差额，原则上不应超过认罪认罚对应的从宽幅度，超出部分应当说明新的事实和理由。四是明确当事人未签具结书的案件不属于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享有第201条“一般应当采纳”的效力，法院应当依据事实、证据和量刑规范独立裁量，而不是在“签了的建议”和“没签的建议”之间二选一。

（六）反悔、上诉与抗诉

2026年《指导意见》规定，被告人反悔导致从宽量刑明显不当的，检察院可以抗诉。这一规定有其合理性，防止“先认罪拿从宽、再上诉拿二审”。但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当事人在一审后发现认罪并非真实意愿，或者发现量刑建议遗漏了情节，因担心抗诉加刑而不敢上诉。

草案第48条在第237条中增加规定：检察院认为一审判处的刑罚过重而抗诉的，二审仍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这一修改堵住了“为被告人利益抗诉反而加刑”的漏洞，但没有涉及认罪认罚案件中因被告人上诉而引发的抗诉。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抗诉应当限于“反悔导致明显不当”的情形，不宜成为对上诉的普遍威慑。

（七）共同犯罪中的量刑平衡

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人员可能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条件认罪认罚。较早认罪的被告人往往掌握的信息最少，签下的量刑建议反而可能与其地位作用不相称。法院在审查量刑建议是否“适当”时，应当把同案人员的量刑放在一起比较。

三、几点实务建议

关于量刑意见。书面提出，具体到情节和幅度，附类案判决；依据草案第37条，要求检察院将律师意见记录在案并附卷，并尽量要求检察官说明量刑建议的计算依据。

关于具结书签署。已委托辩护人的，提前告知检察院，要求由辩护人在场签署；签署前与检察官充分沟通，并提前向当事人释明其权利义务以及签与不签的后果，使其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后作出决定。

关于前后量刑建议。当事人最终未签具结书、起诉时量刑建议明显加重的，庭审中可以将审查起诉阶段拟议的建议与起诉时的建议进行比较，论证超出认罪认罚从宽幅度的部分缺乏依据；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请求法院依据事实和量刑规范独立裁量。

关于庭审。被告人认罪认罚、辩护人有不同意见的，依据草案第40条发表独立意见；审查起诉阶段未签具结书的，审判阶段仍可以表示认罪认罚并请求从宽。

关于当事人签署前应当弄清的事。认的是哪些事实，不只是罪名，还包括金额、次数、后果、身份和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认罪认罚不降低证明标准；量刑建议怎么算的，包括基准刑、各项情节的调整幅度、罚金和是否适用缓刑，外籍人员是否附加驱逐出境；选择了什么程序；反悔和上诉的后果。签与不签，最终由当事人决定，律师的职责是让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后果的前提下作出选择，不是替当事人选择，也不是简单地“劝签”或者“劝不签”。

下一篇讨论证人出庭、讯问录像与非法证据排除。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6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81条、第174条、第190条、第201条、第237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26年修订），2026年4月30日印发，2026年7月17日公开发布。

[5]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规定》，2021年12月印发，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6]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2021年12月印发。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号）。

[8]新华社“新华视点”：《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新华网，2026年11月2日。

[9]《深圳市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第11条。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文中草案条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11月6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为准。文中涉及作者代理案件的部分，已作匿名化处理。

王馨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在英国伦敦国际刑事、国际商事大律师事务所、黎巴嫩特别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特聘专家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公益法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员，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技能培训项目导师，曾作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司法部主办“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集训。著有《说服法庭：讼辩高手进阶指南》，法律出版社，ISBN：9787519764821；合著《刑事辩护教程》涉外刑事案件的辩护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1345009。

王律师具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刑事诉讼经验，深耕重大复杂经济犯罪、涉外刑事诉讼、职务犯罪、互联网犯罪白领犯罪及企业合规业务领域，所代理的多起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