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二十一,在镇上一家裁缝铺帮忙。大妹跑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条裤子收边,针还别在裤脚上。
她说,二姐,妈有了。
我抬头看她。她脸红着,不是跑的,是急的。
“你说什么?”
“妈有了。四十七了,又怀上了。”
我把裤子放下,针扎进指肚里,没觉得疼。外头太阳很大,铺子里闷得人喘不上气。大妹站在门口,影子斜在地上,像被人从中间折了一下。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空了一阵。不是没想过,是这些年想过太多次,已经不敢再想。我们姐妹十一个,从我开始记事,家里就一直在等一个儿子。大姐背过我,我背过三妹,三妹背过四妹,一个接一个,像山里的石头,怎么搬都搬不完。
大妹说:“爸高兴坏了,在院子里转圈,说这次肯定不一样。”
我冷笑了一声。大妹没接话。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从镇上走回去,要翻一道梁。天已经黑透了,月亮被云遮着,路是白的,两边黑压压的。我走得快,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喘气声。
院子里亮着灯。我爸坐在堂屋门槛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我妈坐在灶房的小凳子上,面前一碗水,没喝。
大姐在灶台边刷锅,一下一下,刷得很慢。三妹、四妹、五妹挤在西屋门口,谁也没说话。几个小的已经睡了,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芯子响。
我走进去,叫了一声妈。
我妈抬起头。她脸浮肿着,眼睛下面两道青。四十七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半。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爸在门槛上说:“你姐知道你妈有了?”
我说:“知道了。”
“这次不一样。”他说。
我看着他。他今年五十三,背已经有点驼了,可那会儿他眼睛亮得很,像年轻了十岁。他说:“你妈这个年纪还能怀上,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前头十一个都是闺女,这个肯定是儿子。”
我妈没说话。她端起那碗水,抿了一口,又放下。
大姐还在刷锅。刷子擦着铁锅,一下一下,像要把锅底刷穿。我走过去,想接她手里的刷子。她躲了一下,说:“不用。”
我看见她手背上全是裂口,指节粗大,像男人的手。她才比我大两岁,可从十岁起,她就没再念书。家里活多,妈一个接一个地生,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带大我,带大三妹,带大四妹,带大五妹。她自己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没出过这架山。
我站在她旁边,小声说:“姐,你咋想?”
她没抬头,只说:“我能咋想。”
锅刷完了,她把水倒进猪食桶里,拎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说:“妈这个年纪,生不生怕人。”
她没再说下去。我爸在门槛上听见了,说:“怕啥?谁家不生孩子?你妈身子骨好,能生。”
大姐没回头,拎着桶出了院子。
我跟着出去。她在猪圈边站了一会儿,没倒猪食,就那么站着。我走过去,看见她肩膀在抖。
“姐。”
她吸了一下鼻子,说:“没事。”
我知道她有事。她这辈子,从没说过自己有事。小时候我发烧,她背着我走了十里路去卫生所,回来天都黑了,她把我放炕上,自己蹲在灶房啃冷馍。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
那天晚上,她站在猪圈边,月亮从云里出来,照在她脸上。她眼睛红着,可没哭出来。
她说:“二妹,你说咱妈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没说话。
她又说:“生了十一个,还不够吗?非得把命搭进去,才算完?”
我张了张嘴,还是没说出话。我那时候想,大姐不是不心疼妈,她是太心疼了。她比谁都清楚,妈这一胎一胎生下来,身体早就垮了。可她也比谁都清楚,爸不会听。这个家里,爸想儿子想了大半辈子,谁劝都没用。
我妈从灶房出来,站在院门口,朝我们这边看。她没走过来,就那么远远地看着。月光底下,她瘦得厉害,衣裳挂在身上,空荡荡的。
我忽然觉得,她其实也怕。她不是不知道危险,不是不知道这个年纪生孩子会要命。可她不敢说。她要是说了,爸会不高兴,村里人会看笑话,连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大姐把猪食倒进槽里,猪哼哼着拱过来。她看着猪吃食,说:“二妹,你回去睡吧,明天还得上工。”
我说:“我不困。”
她没再赶我。我们俩就那么站着,谁也没说话。夜风从山梁上下来,凉飕飕的,带着土腥味。
过了很久,大姐说:“我不怪妈。”
她顿了一下,又说:“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候,我妈在灶房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她塞进我兜里,说:“拿着,路上吃。”
我摸到鸡蛋还烫着,没说话。
她站在院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我走。我走出老远,回头看她还在那里。太阳刚出来,照得她整个人发白。
我忽然想,她四十七岁了,怀了第十二个孩子。村里人知道了,有人在背后说,高家这是不要命了。也有人说,高海贵想儿子想疯了。可我妈呢?她到底想不想生?她是真的信了爸那句“这次不一样”,还是早就认了命,觉得这辈子除了生,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二十一岁,觉得自己已经懂了很多事,可站在这件事跟前,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
走到梁上,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我家院子缩在山坳里,小得像个火柴盒。我妈还站在门口,已经看不清脸了。
我摸了摸兜里的鸡蛋,还是热的。
我心里想,这第十二个孩子,到底该不该来?我们这些当姐姐的,又该怎么面对?
没人告诉我。
我在梁上站了很久,才转身往镇上走。
那条路我走过无数回,可那天脚下发沉,像绑了两块石头。兜里的两个鸡蛋隔着布贴着肚子,一会儿就凉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起家里这些年的事。有些事原以为忘了,走到这一步,全翻上来了。
我爸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人。
我妈刚嫁过来那几年,听村里老人说,他也疼媳妇。山里日子苦,他下地回来,会顺手给我妈折一把野山花,插在灶房的破瓷瓶里。我妈生我大姐那年,他在产房外守了一夜,听见是个闺女,也高兴,抱着不撒手,说闺女好,闺女贴心。
可后来,话就慢慢变了。
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不清。也许是我二叔家生了儿子,我奶抱着孙子在院里晒太阳,逢人就说高家有后了;也许是村里分地,有人当着我爸的面说,没儿子,地将来留给谁;也许就是一年一年,我妈肚子鼓起来,瘪下去,再鼓起来,每一回生下来,都是闺女。
我爸的脸,就一回比一回沉。
生我的时候,他在门外听见接生婆说是个闺女,半天没吭声,蹲在门槛上抽了一袋烟,起身下地去了。那天他一直干到天黑才回来,没进屋看我一眼。这些是我妈后来跟我说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纳着鞋底,针穿过厚布,发出闷闷的声响,像叹气。
到了三妹、四妹,他连烟都不抽了,就站在院子里,背对着屋,听一耳朵,是闺女,扭头就走。
我妈坐月子,常常是自己爬起来烧火。大姐那时候还小,踮着脚够不到锅台,就搬个小板凳站在上头,给我妈熬米汤。米汤溢出来,烫了她的手,起了一串泡,她咬着牙不哭,怕我妈听见难受。
那时候她才几岁。
我记得大姐的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粗的。别人家的闺女,手是软的,她的手一年到头都是裂子。冬天红肿着,血口子一道一道,沾了水钻心疼。她照样洗衣裳,照样在冰碴子里搓尿布。家里妹妹多,尿布一盆一盆地洗,她蹲在河边,一洗就是半上午。
十岁那年,她念书念到三年级,我爸把她的书包收了。
“女娃家,识几个字够了。”我爸说,“家里这么多口人,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当大姐的,得搭把手。”
大姐没争。她把书包里那半截铅笔头取出来,藏在炕席底下,后来我见过她偷偷拿出来摸。她念书是用功的,先生说过她聪明。可从那天起,她就再没进过学堂的门。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来挑水。那桶比她人还高,她挑不动满桶,就挑两个半桶,一步一晃,从井台挪回家。挑完水烧火,烧完火喂猪,喂完猪给妹妹们穿衣裳。一个一个穿,一个一个梳头。轮到她自己,常常胡乱抹把脸,天就大亮了。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还嫌她管得多。她让我带妹妹,我不耐烦,跟她顶嘴,说你又不是我妈。她听了,愣在那里,半天没说话,转过身去继续干活,肩膀一抽一抽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有多伤人。
她确实不是妈,可她干的,全是妈的活。
妹妹们谁病了,是她背着去卫生所;谁的鞋破了,是她就着油灯纳新的;家里断了顿,是她去后山挖野菜,挖回来先紧着小的吃,自己喝菜汤。有一年冬天,五妹夜里发烧,外头下着大雪,路都埋了。大姐把五妹裹在棉被里,背着往卫生所跑,十几里山路,她深一脚浅一脚,摔了好几跤,手磕在石头上,流了血,她护着背上的五妹,自己怎么摔的都不吭声。
五妹退了烧,她那双手冻得发紫,肿得像发面馍。
我们姐妹之间,就是这么互相拽着长大的。大姐拽我,我拽三妹,三妹拽四妹,一根藤上的瓜,谁也离不了谁。夜里睡觉,一铺炕上挤七八个,你压着我的腿,我枕着你的胳膊。冬天冷,就挤成一团取暖。谁有半块糖,舍不得吃,拿回来分成几份,一人舔一口。
说起来,外人都羡慕,说高家这么多闺女,热热闹闹,多有福气。
可他们没看见热闹底下压着什么。
压着的是大姐的书,是我妈的身子,是我们一个一个被提前掐断的童年。
我爸想要儿子,这个念头像一块石头,压在全家头顶上。他不是不疼我们。逢年过节,他也会给我们买点吃的;谁病得重了,他也着急,蹲在墙根不说话。可他那点疼,总是隔着一层。隔的那层,就是“你要是个儿子就好了”。
三妹小时候淘,像个小子,爬树上房,胆子大。有一回她跟着我爸下地,帮着搬石头,干得满头汗。我爸难得笑了,摸着她的头说,可惜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能给我搭把手。
三妹那天回来,躲在屋后哭了很久。
从那以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干活更拼命,像是想证明什么。可她再拼命,也变不成爸想要的儿子。一个孩子,再怎么好,也好不过那个没出生的“带把的”。这种滋味,没尝过的人不知道。它不是打你骂你,它是天天在你耳边、在你眼前,让你隐隐约约明白:你不够好,你从生下来就差了一口气。
我念书比大姐多几年。我爸本来也不想让我念,是我妈顶着,说二丫头想念,就让她念。我妈这辈子顶我爸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这是一回。我也争气,考上了镇上的裁缝铺学徒,好歹学门手艺,能自己挣口饭吃。
走的那天,大姐送我到梁上。她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头是几个煮鸡蛋,还有一双她连夜纳的鞋垫。鞋垫上绣着歪歪扭扭的花,针脚密密的。
“到了镇上,”她说,“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我说:“姐,你也该为自己想想。”
她笑了一下,那笑比哭还难看。她说:“我是大姐。”
就这三个字,把她这辈子都装进去了。
我到了镇上,才知道外头的世界是什么样。我看见别人家就一个闺女,当宝贝似的养着,供她念书,给她扎红头绳。我也看见有的人家,没儿子也照样过日子,男人女人一起下地,老了靠闺女,也没见天塌下来。
那时候我心里头,头一回冒出个念头,把我自己都吓着了。
我想,我爸坚持了半辈子的那个理,会不会从根上就是错的?
儿子真就那么金贵?闺女就真的不算人?我们十一个,活生生的十一个,会哭会笑、会疼人会干活的十一个,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没影的儿子?
我不敢拿这话去问我爸。问了,他会骂我,会说我翅膀硬了,懂个屁。在他的理里,香火是天大的事,没儿子,这家就断了,他死了都没脸见祖宗。这理是他从小听到大的,是村里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早长进骨头里了。你跟他讲道理,就像跟石头说话。
可我也没法恨他恨得彻底。
他下地干活,是真拼命;他省吃俭用拉扯我们,也是真的。他被人戳脊梁骨,被人背地里叫“绝户”,那种屈辱,我小时候也见过。他越是被人笑,就越憋着一股劲,非要生个儿子出来,把这口气争回来。到后来,他要的已经不只是儿子了,他要的是一个说法,一个能让他在村里抬起头的说法。
只是这说法的代价,全压在了我妈和我们身上。
我妈这辈子,几乎没消停过。刚出月子,肚子又大起来。她的身子像一块地,被翻来覆去地种,从来得不到歇。她落下一身的病,腰直不起来,阴雨天浑身疼,可她还是咬牙撑着,生孩子,带孩子,下地,做饭,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
我有时候看着她,会突然害怕。
我怕我长大了,也变成她那样。嫁一个人,就把自己整个交出去,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给不了就觉得是自己的罪。生不出儿子,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然后一胎接一胎,把自己熬干。
我在裁缝铺里,夜里躺在硬板床上,常常想这些。我跟自己说,我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可真到了我妈怀上第十二胎,我站在家里,看着她浮肿的脸,看着大姐裂口的手,我才明白,有些东西不是你说不要,就能躲开的。它在你家里,在你血脉里,在你从小到大呼吸的空气里。
我能做的,好像就只有站在梁上,回头望一眼,然后接着往前走。
那天我走到镇上,天已经擦黑。裁缝铺的灯亮着,师傅在里头踩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传出来。我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
我把手伸进兜里,那两个鸡蛋早凉透了。
我攥着凉鸡蛋,心里头反反复复,还是那个没人能回答的问题:这第十二个孩子,要是再来一个闺女,怎么办?我爸会不会还不死心?我妈还能不能撑住?我们这些当姐姐的,是不是又要多一个妹妹要拉扯,多一份罪要受?
可我转念又想,万一呢?
万一这一胎真是个儿子,我爸遂了愿,我妈是不是就能歇了?这个家,是不是就能松口气了?
我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了一跳。我这才发觉,连我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中,盼着那个还没出生的弟弟。好像只有他来了,我们这十一个姐姐受过的那些,才算有了个着落。
这才是最让我心里发凉的地方。
我站在裁缝铺门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师傅抬头看见我,招手喊我进去。我应了一声,把鸡蛋揣好,抬脚迈过门槛。
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妈四十七岁,肚子里怀着第十二个。往后的事,我那时候一件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十一个姐妹的日子,不是旁人一句“有这么多姐姐,真幸福”,就能轻飘飘盖过去的。
那幸福底下,垫着我妈半条命,垫着大姐的一辈子,也垫着我们谁都没说出口的、那些委屈。
我回到裁缝铺后,日子照旧。白天踩机器,晚上睡硬板床,手上一道道线痕,心里却总也静不下来。
过了几天,大妹又托人捎话来,说我妈吐得厉害,吃不下饭,脸肿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我爸倒是高兴,见人就说这回准是个小子。村里人都说,高海贵这回可算熬出头了。
我听了,心里像塞了团棉花,透不过气。
又过了些天,我请了假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我妈坐在灶房前择菜,动作慢得很,择两下,歇一下。大姐在院里洗衣裳,一大家子的衣裳,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妹妹在屋里屋外跑,有的写作业,有的帮着扫地。
我爸不在,下地去了。
我蹲到我妈跟前,喊了声妈。她抬头看我,眼睛肿着,嘴唇干得起了皮。她说:“回来了。”
我说:“妈,你这身子,不能再折腾了。”
她没接话,低头接着择菜。菜叶子在她手里翻来翻去,半天择不下一根。
我压着声说:“都十一个了,还不够吗?你今年四十七了,不是二十七。这胎要是有个好歹,你让我们这些当闺女的怎么办?”
我妈手停了一下,还是没抬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你爸想要个儿子。”
“他想要,你就拿命去换?”
我妈不说话了。灶房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她起身去灌水,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不知道她是在哭,还是累得喘。
晚上,我爸回来了。吃饭的时候,他又提起这胎。他说:“我跟人打听了,这回反应跟以前不一样,准是个小子。”
我忍不住说:“爸,妈这个年纪,生孩子是要命的。你就不怕她出事?”
我爸把筷子一放,脸沉下来:“你懂什么?你妈怀都怀上了,还能不要?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前头十一个都是闺女,这回肯定不一样。”
“要还是闺女呢?”
“不可能。”他说得斩钉截铁。
“万一呢?”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慌,随即又硬起来:“没有万一。你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妈一直没吭声。她端着碗,小口小口地喝汤,眼睛盯着碗底,像要把自己藏进去。
第二天,邻居王婶来串门。她坐在院里,一边嗑瓜子,一边跟我妈说话。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听见。
“玉珍啊,你这身子骨,可得当心。四十七了,不是闹着玩的。”
我妈笑笑,没说话。
王婶又说:“不过话说回来,要真能生个小子,你们家也算圆满了。老高这些年,不容易。这村里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要是个小子,看他们还说什么。”
她顿了顿,压低声音:“可要还是个闺女,那可就……”
她没往下说,只叹了口气。那口气里,有同情,也有看热闹的意思。
我在屋里听着,手里的针线活停了。我知道王婶不是坏人,她说的是实话。可这实话像根刺,扎得人心口疼。
晚上,我睡在大姐旁边。她翻来覆去,我知道她没睡着。
我小声说:“姐,你说妈这胎……”
大姐沉默了很久,才说:“我不知道。”
“你怕不怕?”
“怕。”她说,“可我怕的不是生男生女。”
“那你怕什么?”
“我怕妈撑不住。”她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也怕这个家,为了一个儿子,把什么都搭进去。”
我没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
大姐又说:“其实我有时候想,要真有个弟弟,是不是就好了?爸就不闹了,妈也能歇了,别人也不会再戳咱家脊梁骨。可我又想,凭什么呢?我们十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成了一个儿子的铺垫?”
她说完,翻过身去,不再吭声。窗外的月亮很亮,照进来,落在她瘦瘦的背上。
我睁着眼,想了很多。
我想起小时候,村里人见了我们姐妹,总爱说:“高家真是有福气,这么多女儿,将来一个女婿半个儿,老两口享福咯。”可转过头,又有人嘀咕:“再多的闺女,也是别人家的人。”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我们明明是爹妈生的,怎么就成了“别人家的人”。后来我懂了,在这个地方,闺女从生下来那天起,就被算成了要走的。儿子才是根,是留在家里续香火的。
可我们谁也没走远。大姐没走,我也没走。我们都在这个家里,扛着,忍着,盼着那个从没见过的弟弟,能把我们从这种日子里救出来。
多荒唐。
我们十一个,居然要指望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来证明我们不是白活的。
我闭上眼,听见大姐的呼吸慢慢匀了。她睡着了,眉头还皱着。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恨这个孩子。不管他是男是女,他还没来,什么都没做。可我也没法像我爸那样,把所有的盼头都压在他身上。他若是个弟弟,这个家或许能松一口气;他若又是个妹妹,我们这些当姐姐的,也不会少疼她一分。
可我妈呢?
她还能不能撑过这一关,谁也不敢说。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们家就悬在这么个问题上。没有人知道答案。我爸不知道,我妈不知道,我们十一个姐妹,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每次回家,都会多看一眼我妈的背影。她走路越来越慢,腰越来越弯,像一棵被风吹了半辈子的老树,不知道还能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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