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人民网转载《北京青年报》2013年6月28日《金庸回忆第一段婚姻含泪:是她背叛了我》;中国新闻网2004年3月8日傅国涌《金庸大侠的两次婚变内情》、2005年2月4日《“大侠”金庸的情感世界》;光明网《文摘报》2003年10月2日《金庸婚变内情》;光明网2026年11月3日《作为电影编剧的金庸》;《人民周刊》2019年12月31日《金庸的三段婚姻一场情》;界面新闻2018年11月3日《大侠小事,金庸先生远离公众视线的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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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8日,香港湾仔一家公立医院的病房里,一个六十三岁的女人停止了呼吸。
护士整理她的随身物件,想找出一个能来办手续的亲人。
皮包、身份证、一串钥匙、一点零钱。
没有电话本,没有写着家属名字的纸条。
死亡证明书上家属签字那一栏,末了由医院的员工代填。
她叫朱玫,又名璐茜。
1959年《明报》创刊,编辑部里只有她一个女记者。
《明报月刊》最难的几年,她每天从九龙家里做好饭,坐船送到港岛。
《华人夜报》开张,社长是她。
《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也是她。
她的前夫叫查良镛,笔名金庸。
1976年,她在离婚协议的第二页添了十几个字。
这十几个字,香港的报纸写了二十多年,写到那里就停住,前面一律加上“据说”两个字。
她的名字在香港报业史上出现得不多。
大多数人记得金庸的十五部小说,不记得《明报》创刊时那个唯一的女记者。
这笔账要从1956年那场婚礼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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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6年5月1日,她带着嫁妆走进一间没有本钱的报馆
1956年5月1日,金庸第二次结婚。
新娘朱玫,又名璐茜,香港大学毕业,英文流利,做记者,比他小十一岁。
那年他三十二岁。
1924年2月,他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查家是当地的书香门第,清代出过查慎行、查嗣庭。
抗战年月他辗转浙江、江西、湖南求学,1946年进上海《大公报》,1948年被派到香港。
1948年10月,他与杭州同乡杜冶芬在上海结婚,这段婚姻维持了四年,两人没有孩子,1953年离婚。
多年以后他七十四岁,提起这一段,眼里还有泪光,说了六个字:是她背叛了我。
1955年,他在《新晚报》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笔名金庸。
武侠这条路,从那时候起没有再停。
1952年夏天,他给长城电影公司写《绝代佳人》的剧本,主演是夏梦,1953年9月影片公映,编剧署名“林欢”。
1957年他正式进长城做编剧,月薪二百八十元港币,每部剧本稿费三千元。
他在那里认识了夏梦,也看着夏梦在1954年9月嫁给商人林葆诚。
香港报界把这段单恋讲了几十年,他本人从不提。
1956年他娶朱玫的时候,兜里没有几个钱,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
朱玫家里条件不差,父母想不通女儿为什么要嫁一个离过婚、手头拮据、成天念叨办报的男人。
她还是嫁了。
1959年5月,《明报》创刊,创办人是金庸和沈宝新,创刊号上开始连载《神雕侠侣》。
一份新报纸要靠武侠小说拉住读者的眼睛,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办报的本钱从哪里来,这笔账他算得没那么清楚。
香港报界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朱玫把自己的首饰全部变卖,凑出了第一笔钱。
创业那些年,报馆账上没钱,印刷费赊着,纸张欠着,家里的东西拿去典当。
熬夜赶稿要提神,两个人买一杯咖啡,一人一半。
她在报馆里跑采访、写稿、盯排版、算账、拉广告,一分钱薪水没有领过。
报馆里唯一的女记者是她,最早的女记者也是她。
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香港,报纸多得像米铺,一份新报纸要在里头活下来,比开一家新铺子还难。
《明报》创刊的时候,编辑部人不多,一间办公室,几张桌子。
报纸的骨架一半靠连载,一半靠社评,连载拉读者,社评立骨头。
金庸一个人写两样,剩下的事落到朱玫身上。
那个年代的香港大学,女学生本来就少,读完四年的更少。
她是港大毕业,英文好,见过世面,本来可以有一份体面的职业。
她把这份体面折进了报馆,换来一个“查太”的称呼。
家在九龙。
她每天做好饭,从九龙坐船过海送到港岛,等他吃完,再坐船回去。
老报人嘴里“夜半渡口”的背影,说的就是这对夫妻。
1959年,长子查传侠出生,《明报》也在同一年落地。
这个孩子跟这张报纸同岁。
家里四个孩子,两男两女。
长子查传侠十一岁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被父亲夸过好几回。
父亲写武侠,儿子写文章,母亲管报馆、管孩子,外头看着齐整。
齐整是给外人看的,齐整底下是什么,只有那张饭桌上的人知道。
1959年到1968年这九年,《明报》从一份要赊印刷费的新报纸,做成了香港报摊上站得稳的一份。
这九年里,朱玫生了四个孩子,管着一个部门的采访,还要算报馆的账。
《明报》的社评每天一篇,署名查良镛。
一个人一天写一篇社评,写了三十多年,这件事在香港报业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做到。
他的小说一部接一部被改成电影,版税从纸上变成银幕上的钱,家里的日子宽裕起来。
宽裕起来的日子,也最容易看出两个人合不合。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里,“查太”这个名字时常出现,有时写“查社长夫妇”,有时写“查社长、查太”。
《华人夜报》创刊,她去做社长;后来《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也是她。
她不是挂名的太太,是报馆里真管事的一个人。
她的记者生涯比金庸早。
1950年代初,她就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写稿,采访、翻译、编版都做过。
那个年代的香港女记者一只手数得过来,她做的时间比同辈都长。
《明报》创刊后,报馆人手一直紧。
记者、编辑、校对、发行,一个人顶几个人用。
她白天在外头跑,晚上回来改稿、拼版,遇上印刷出问题,还得守到天亮。
《明报》的编辑部那时只有十几个人,一张长桌,椅子。
几把
会议开在下午,讨论的是明天的头版、社评的题目、连载的进度。
她坐在桌边,记完事,散会后还得去盯印房。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了一篇《“明月”十年共此时》,文里有一句:“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那时候《明报》已经稳居香港大报之列,明报王国粗具规模。
这篇文章写完的第九个月,长子死了;同一年,这个家散了。
二十三年。
从1956年那场婚礼,到1976年那份协议,她把这二十三年全投在了这张报纸和这个男人身上。
到1970年代,《明报》已经不是一个报馆,是明报系:《明报》《明报月刊》《明报晚报》《华人夜报》,一份主报加几份子报,各有各的读者。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风行,1972年他写完《鹿鼎记》封笔,把十五部作品的首字凑成一副对联。
报馆的生意、小说的版税、外头的名声,都到了顶。
家里的位置,她还在那个位置上。
只是那个位置越来越像一个职务。
她管的事越来越琐碎:报馆的账、子报的人事、家里的开销。
一个人把力气分成两半用,两半都不讨好。
她的名字从来没有上过报头。
报馆里的人记得她管什么:管人、管账、管那些老板不愿意出面的琐事。
1970年代明报系扩张,子报一家一家办起来,她在《明报晚报》挂着采访主任的名,实际做的事比名片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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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角英皇道:十元小费,一间跑马地的屋子
1960年代,《明报》从一份靠武侠连载拉销量的新报纸,做成了香港有分量的知识分子报纸。
连载拉读者,社评立骨头,金庸一个人占了两头。
报纸往上走,家里往下走。
两个人都是要强的性子,一个外柔内刚,一个锋利直接。
创业的年月,外头的压力大,两个人朝一个方向使劲,吵完还能过;《明报》站稳了,外头的压力小了,两个人身上的棱角就对上了。
编辑部的事、报纸的方向、家里的开销,样样能吵,吵到伤了男人的自尊心。
《明报》的社址在北角英皇道。
他每晚回报馆写社评,写累了,就到附近一家餐厅喝杯咖啡。
他是那里的熟客。
那间餐厅在英皇道一带,白天做写字楼的生意,晚上做报馆的生意。
灯光不亮,桌距很近,客人说话都压低声音。
一个男人在这里坐久了,伙计会记得他喝什么、坐哪张台。
北角那一带,报馆、印刷厂、餐厅、酒店挤在几条街上。
油墨味从早到晚不散,排字房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金庸在那条街上走了十几年,从《明报》创刊走到明报系成型。
餐厅里的伙计认得他,报馆里的同事也认得他。
那天他坐下,一个年轻的女侍应走过来,问他是不是金庸。
他说是,随口聊了几句。
结账的时候,他额外给了十元小费。
以当时的物价,十元不是一笔小数目:1970年代初,香港一个工厂工人的日薪不过十几元,一碗云吞面几角钱,十元抵得上普通人家几天的开销。
女侍应追出去要把钱还给他,说他是文人,靠写稿吃饭,挣钱辛苦,这钱她不能收。
她叫林乐怡,洋名阿May。
那一年十六岁,比他小二十九岁。
她是越南华侨,一家人迁到香港,父母不善谋生,十六岁的她出来做侍应养家。
那一批越南华侨,多是1950年代从海防、西贡一路南下来的,到香港落地,语言不通,本钱不多。
这样的人家,孩子早早出来做事是常事。
餐厅的活重,站一天,脚肿,工钱按日算,收工的时候数着零钱回家。
此后他在跑马地租了房子。
对外说在报馆写稿,稿子写好交给一个后生,让后生去跑马地取,再送回编辑部。
他每晚回馆写社评的习惯没有变,人却很少出现,稿子天天到。
1970年代初,他的武侠小说已经在整个华人世界传开,东南亚的报纸抢着连载,香港的读者追着看。
一个把小说写到这个份上的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
名气对四十多岁的男人是资产,对十六岁的女孩是一堵墙。
她抬头看的那个男人,跟她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二十九岁。
那几年朱玫还在报馆上班,《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是她。
她每天照样出门,照样看版,照样管着四个孩子。
家里那位丈夫说在报馆写稿,稿子天天到,人却不常在。
她起疑的地方不在稿子上,在人上。
十几年的夫妻,一个人几点回家、身上什么味道、说话时眼睛看哪里,另一个人最先察觉。
朱玫起了疑,追问那个送稿的年轻人,取稿的地址在什么地方。
后生扛不住,说了。
朱玫跟着去了跑马地,那个秘密摆到了桌面上。
跑马地那间屋子租了多久,外面没有确切说法。
能确定的是,朱玫发现之后,这件事就摆到了桌面上,再没有退回去的余地。
1970年代的香港报业,最不缺的就是名人私事。
一份报纸要卖,靠的是连载、马经、狗经,还有名人的婚丧嫁娶。
一个办报的人自己成了同行笔下的料,这件事在圈子里传得比新闻还快。
有人替他瞒,有人等着看,有人把这件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说了几十年。
朱玫没有把这些话说给报纸听。
她的处理方式,是坐下来谈条件。
这段旧事里最刺人的不是年龄,也不是那十元钱。
十七年前,她卖掉自己的首饰,换来《明报》的第一笔本钱;十七年后,另一个女人住进跑马地的屋子,花的是她陪他熬出来的钱。
她陪他过的是报馆账上没钱、印刷费要赊、一杯咖啡两个人分的日子。
她把自己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女记者,活成了《明报》不领薪水的合伙人,活成了他身后那个不出声的人。
他功成名就之后,要的是另一样东西:年轻的崇拜,轻声细语的顺从,一个不会跟他争、不会跟他吵、只会抬头看他的人。
这段日子维持了多久,外面没有确切的说法。
朱玫发现的时候,跑马地那间屋子已经租了一阵。
一个男人把稿子交给后生去取,等于把这个秘密交给了报馆里最不起眼的人;报馆里没有真正的秘密。
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选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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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76年10月,那个家到此为止
1976年,《明报月刊》十周年。
那篇文章登出来十个月之后,这个家散了。
那年他五十二岁,她四十一岁,这段婚姻二十二年。
一个家从1956年走到1976年,中间隔着一次创刊,十七年的报纸,四个孩子。
1976年10月,美国传来消息:长子查传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宿舍里自尽,不满二十岁。
关于这个孩子的死,公开的记述有两个版本。
傅国涌写金庸的传记时记下一种说法,说这件事与父母离婚有关;另有报道说他与女友争吵,一时想不开。
两种说法都见于当年的文字,两种都解释不了一条十九岁的命为什么会在那个月断掉。
这个孩子十一岁开始发表文章,文笔被父亲夸过。
他到美国读书,家里供着。
他也劝过父亲,没有用。
母亲脾气急,常跟父亲吵,他跟母亲的关系也算不上好。
一个父亲对长子的期待,常常比对自己还重,期待重,压得也重。
金庸赶到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
回到香港之后,家里的事情照旧要办:报馆要出,版要签,社评要写。
一个人在最痛的时候,手边的事情不会停。
此后很多年,他读佛经。
他后来在采访里说,一生最痛的事是丧子。
这话他说过不止一次,讲来讲去,讲的是别人的因果。
孩子的死没有让这个家重新合拢,反把两个人推得更远。
当年的记述里,夫妻两个都觉得对方该为孩子的死负责,心里的那道坎谁也过不去,隔阂一天比一天深。
一个家走到这一步,剩下的只有手续。
1976年《明报》的日子过得顺,销路、广告、印刷样样往上。
香港也在往上走,股市在涨,市面在旺,廉政公署成立才两年。
老板家里出了事,编辑部的人照常上班,谁也不好多问。
事情摊开,是在跑马地那间屋子里。
金庸提出离婚。
那间屋子后来在香港的报纸上被写过很多次,写它在一栋旧楼的某一层,写他在那里进出了多久,写朱玫是怎么知道的。
说法各不相同,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那一年他五十二岁,她四十一岁,两个人在一起二十二年。
朱玫脾气急,这是老同事都提过的一点。
她跟金庸吵过很多次,吵的都是报馆的事、孩子的事、钱的事。
一对夫妻把日子过成合伙人,吵架也像开会。
她答应得很快,条件只提了两条。
第一条,补偿要给足。
四个孩子,长子在美国读书,另外三个还没成年,学费、生活费、往后的开销,一路管到底。
第二条,她说出来的时候,屋子里几个人都没有接话。
她没有在钱上再多说一个字。
那一年两个人手里有什么,很清楚。
明报在往上走,他的版税一年比一年多,香港最赚钱的报纸之一在他名下。
她手里的东西不多:四个孩子,一份协议,一个已经不爱她的丈夫。
一个手里什么都没有的人,跟一个手里什么都有的人谈条件,能谈成,靠的不是感情,是对方急着要一个结果。
她看准了这一点。
四十一岁的女人,二十二年的婚姻,一个刚死在美国的儿子,三个还没成年的孩子,这些加起来,换成了两页纸。
金庸答应得很快。
他要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结果,谈判桌上的每一条,他都点了头。
离婚手续办完,他娶了林乐怡。
婚礼很简单,请的人不多。
那份协议有两页。
第一页写的是钱,四个孩子的开销,一笔补偿。
第二页只有十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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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十几个字,她咽了二十二年
离婚之后,朱玫搬出了原来的房子。
三个孩子陆续被她送出国,一个都没有留在香港。
她自己在中国香港和英国之间来回,英国那边有亲戚,住一阵,再回来。
香港的记者托人带话,想做个专访,她一概回绝。
她的日子过得很窄。
窄到旁人替她算账:一个陪丈夫白手起家的女人,末了拿了一笔钱,住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不请客,不出席,不接受访问。
香港的社交场上,她的名字从此消失。
邻居只知道那户人家安静,不多话,不见客。
香港的报纸没有停止写这件事。
每逢金庸有新书、有新头衔,旧事就被翻出来重讲一遍。
写到后来都绕不开那两页协议。
第一页的内容,圈子里大致都知道:一笔补偿,四个孩子一路的开销。
第二页的十几个字,没有人拿到过原文。
当年的报道一律用“据说”开头,写完再加一句“传闻”。
罗孚是金庸在《大公报》《新晚报》时期的老同事,也是把朱玫招进报馆的人。
他说过一句话:“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这话的分量在于说话的人:两边他都熟,讲的是圈子里的公论,不是一个人的怨气。
金庸自己说过另一句:“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一个男人把话说成这样,等于承认自己在她那里已经没有位置。
她情愿独立,四个字,把二十二年关在了门外。
这二十二年里,她没有写过回忆,没有接受过访谈,没有让任何一个记者把话筒递到她嘴边。
她把那页纸收得死死的,收进自己的日子里,收进1998年11月8日那间病房,没有留下一句注解。
1976年那份协议签完,她四十岁出头;1998年她病倒,六十三岁。
中间这些年,她把日子过成了一条直线:起床,买菜,做饭,睡觉。
找过她的人不少:记者、旧同事、想替她立传的人。
她一次也没有应。
替她说话的人很少,骂她的人很多。
骂声一年一年往下传,原文一次也没有露过面。
一个人被议论二十二年还不开口,旁人只能自己去猜,猜出来的东西一年比一年重。
香港的文人圈里有一种说法,讲她这一手是“自己得不到,也不让别人得到”。
这话传得最广,也最省事。
说这话的人不必去看1976年的账本,不必去算一个四十一岁的女人手里还剩几张牌。
那一年她手里剩下三样东西:三个没成年的孩子,一份刚签的协议,一支笔。
对面那个人手里握着报馆、版税、名声,还有一个十六岁等着进门的女孩。
账面上,她什么都没有。
她偏偏在那页纸上写下了一句话,让对面那个人停了笔。
那句话十几个字。
写完,一个十六岁进门的女孩的一生,就定了一个方向。
二十二年后她死在病房里,这句话还留在纸上。
纸在哪儿,没有人对外说过。
要读懂那十几个字,得先把1976年秋天这户人家的账一笔一笔摊开;摊到那一页,那行字会让所有人明白,她为什么连一句解释都不肯留下。
1998年之后,她的名字只出现在讣闻和旧闻里。
写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写的内容大差不差。
香港的记者后来写她,常用一个字:倔。
这个字里有敬意,也有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