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贵州深山基层历练出的情怀:胡锦涛为什么总能走进百姓的心坎,他凭什么收获群众真心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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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的贵阳,骄阳滚烫,山地特有的湿热能把人从里到外蒸透。

就在这个夏天,一列火车从北京出发,穿山越岭,抵达了这座西南省会。

走下火车的,是一个42岁的年轻人,行李不多,随行人员不多,气质里带着一股子沉稳劲儿——这是长年在西北黄土地上待出来的气质。

他叫胡锦涛,刚刚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任,来接手贵州省这个在全国各省份中常年垫底的"穷摊子"。

他到任的第一天,第二天,干了什么,外界不得而知。

但到了第三天,也就是1985年7月24日,他收拾了行装,轻车简从,直接动身,向贵州西北方向出发了。

那里是毕节,彼时公认的全省最穷的地方,也是整个中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贵州是什么地方?

外省人有句顺口溜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对贵州山多、雨多、穷多的老印象,虽有些刻薄,却道出了实情。

1986年贵州的人均生产总值只有461元,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排名里,倒数第一,毫无悬念。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胡锦涛一脚踏进去,整整三年,走遍了几乎所有县市,深入到几百个村镇山寨调研。



【一】

要搞清楚胡锦涛为什么能跟底层百姓对上眼,先得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走到贵州来的。

1942年12月21日,胡锦涛出生在江苏泰县(今江苏泰州),祖籍安徽绩溪。

父亲是个茶商,家境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很重视子女教育。

胡锦涛从小成绩优异,读书这件事,他一直没让父亲失望。

1959年9月,年仅17岁的胡锦涛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那是全国顶级的学府,能考进来的,没有几个不是顶尖的学生。

他和夫人刘永清,当时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一对儿。

在清华,他是水利系出了名的高材生。

整整六年下来,除了一门功课拿了4分,其余全都是满分5分。

放到今天,这个成绩能让无数同龄人自叹不如。

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文艺骨干,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舞蹈队的团支部书记,这说明他不是那种只会埋头刷题的书呆子,人缘好、活泼、懂得跟人打交道。

1964年,胡锦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开始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为此推迟了半年毕业。

毕业后,他一度留校任教,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继续参加科研工作,同时担任政治辅导员。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学业轨迹而停下来。

1968年,特殊时期的浪潮席卷全国,大学里的正常秩序被打乱,胡锦涛在清华的工作也随之中断。

这一年,他收拾行囊,奔赴大西北甘肃的刘家峡水电站,在工程局房建队参加劳动。

刘家峡是什么地方?

那是黄河上游、甘肃永靖县的一处山沟沟,远离北京的喧嚣,远离校园的书香。周围是高耸的黄土山梁,脚下是奔涌的黄河水,每天的生活是体力活,是工地,是跟最底层劳动者打交道的日子。

一个清华高材生,就这么从校园走到了工地。

1968到1969年,他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劳动。

1969年到1974年,他在水电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先后担任技术员、秘书、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这一干就是五年多。

1974年起,他开始在甘肃省建委工作,先任秘书,1975年升任设计管理处副处长,1980年升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同年兼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

这段时间加起来,整整十四年。

从1968年到1982年,胡锦涛在西北黄土地上打拼了整整十四年。

他从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在基层摸爬滚打过、跟工人和农民真实打过交道的干部。这十四年,是他人生的底色。

西北的日子苦,但这个"苦"不是白吃的。

在工地上待过的人,知道普通工人过日子是什么滋味,知道一件事情真正落地是有多难;在甘肃基层工作过的人,见过黄土高原农民的生活,知道那片土地的贫瘠和艰难不是书本上的描述,而是真实存在的困境。

这段经历,悄悄地在他身上种下了一种东西——对底层生活的真实了解,以及跟普通人打交道时不需要刻意"放低身段"的自然感。

1982年,胡锦涛从甘肃调入共青团中央,历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到1984年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时年41岁。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从地方到中央,从基层到高层。

可就在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待了不到一年,历史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一站:贵州。



【二】

1985年的贵州,穷到了什么程度?光说数字可能没感觉,来看几个具体的情形。

就在胡锦涛上任的同一年,1985年5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记者刘子富走访了贵州省毕节地区赫章县河镇乡的海雀村。

这位记者走了两个村民组,11户人家,愣是没看到一户有炊烟的。

他翻开一户人家的蒸饭甑子一看——那个盛饭的木桶已经干裂,里面发霉了。

那是一家人用来蒸米饭的家什,因为实在没有粮食可蒸,就这么空着,烂了。

刘子富被这一幕震惊到了,连夜发出了一篇紧急内参,题目叫《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

这个标题里有两个词,读来让人心里发酸:一是"断粮",一是"无一人埋怨国家"。

整个海雀村,1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缺粮,人均年纯收入只有33元。

苗族大娘安美珍家里4口人,只有3只碗,全年缺盐断粮3个多月,连吃饱饭都办不到,哪里谈得上其他。

全村森林覆盖率只有4%,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高达20‰以上。

这里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再往大了看,整个赫章县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1985年全县总人口47.9万人,贫困人口37.3万,贫困发生率高达82.4%。

整个毕节地区,1985年有6个县被国家列为贫困县,贫困乡622个,贫困人口413万多人。

人口密度突破了每平方公里200人,文盲半文盲约占总人口的50%。

1985年6月,刘子富的内参刊发于《国内动态清样》第1278期,迅速引起中央高度关注。

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作出了重要批示,他在批示里写道:"有这样好的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的警告……请省委对这类贫困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就在中央决定将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书记之前,习仲勋专门找他谈过话,特别提到了毕节,说这个地方很落后、很贫困,群众生活很艰苦,希望他到贵州后多加关注。

这句嘱托,胡锦涛记在了心里。

就这样,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嘱托,1985年7月,胡锦涛正式到任贵州省委书记。

他到任的第三天,是1985年7月24日。

就是这一天,他没有在办公室安顿行李,没有先在省城摸清楚整体情况,而是直接动身,轻车简从,奔赴毕节地区,包括赫章县在内,开始了他在贵州的第一次深度调研。

从贵阳到毕节,当年的路不好走,山路弯弯绕绕,坑坑洼洼,车一路颠得不轻松。

但这段颠簸,恰好是贵州贫困面貌的一个侧影——连路都修不起,日子能好过到哪里去?

胡锦涛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记,到了毕节地区各县,实地摸排贫困情况。

他看到的东西,和刘子富内参里写的,没有太大出入——某些村寨里,他亲眼见到的场面,比文字描述的还要触目惊心。

那一次走访,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从此后他多次专程返回毕节调研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



【三】

在贵州工作的三年里,胡锦涛走遍了贵州几乎所有县市,深入到几百个村镇山寨调研。

这句话不是宣传语,是有具体时间、地点、人物可以核实的。

1986年4月5日至7日,胡锦涛第二次亲赴赫章县调研,走访了古达、青山、妈姑、财神等地。

时任赫章县政府工作人员徐发荣后来专门回忆,胡锦涛多次到县里调研,走遍了赫章县的九区一镇——赫章县本是一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山区县,要走遍九区一镇,意味着要去的地方,有很多是当时公路都未必通达的偏远角落。

原贵州省省长王朝文曾回忆起跟胡锦涛一起下到基层的场景:胡锦涛刚来贵州不久,就下到基层去调研。

毕节地区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计划生育工作十分困难,超生多生现象比较普遍,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而当地农民为了吃饱饭,大量毁林开荒,水土流失极为严重,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连年的毁林开荒给毕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破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

这三个问题缠在一起,像一根解不开的绳子,越勒越紧:人多了,就要开荒;开荒了,生态就坏;生态坏了,粮食产量就低;产量低了,人就更穷;越穷就越要多生孩子,图个劳动力和养老……

这个死循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毕节地区,把几百万人死死地套住了,代代相传,看不到出路。

胡锦涛没有急着给出答案,而是把问题摸得更透一些,再把思路理清楚。

在上任半年后,他针对贵州的客观实际及自身的调研所见,提出了"造血"的扶贫做法——贫困地区不能仅仅依靠救济,还要发挥主动性,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在这一思路推动下,贵州省抽调大量干部充实基层,开展了大规模扶贫行动。

这个"造血"的说法,今天听来是一句简单的概念,但放在1980年代,当时扶贫的主流做法是"输血"——给钱给粮给物资,哪里穷就往哪里堆,送完了算完事。

胡锦涛提出要"造血",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方向:让贫困地区自己有能力产生价值,而不是永远等着别人来救济。

这期间,他还在贵州做了一件"小事"——推动了一场新闻改革。

1986年9月,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编委写了一份"关于改进会议报道的意见"。

胡锦涛支持并批转了这个意见,省委办公厅同步下发通知,明确要求省内电视、广播等媒体,也按照改进意见一并执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种动辄大版面、大篇幅报道领导开会、领导讲话的惯例,要改了。

对于很多地方官员来说,媒体上少了自己的"风光",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胡锦涛却支持了这项改革,他早就深谙百姓心理,从贵州起,就不惜牺牲自己的"风光"以带动他人。

在贵州任省委书记时,他还有一个被清华校友们记住的细节:他在某个星期天,步行去拜访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同学——就是走过去,一个人,不带车队,不带随行人员。

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做法有些"不按套路出牌",但对胡锦涛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刻意而为之的事,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正是这三年,贵州的山山水水,烙进了他的记忆里。



【四】

这三年里,他把毕节的沟壑走了个遍,把赫章的九区一镇踏了个遍,把那些连炊烟都升不起来的山村,一个一个装进了心里。

贵州的穷,他是真见过的,不是从报告里读来的,是用脚丈量出来的。

就在这一年,一件让贵州各界期盼已久的大事终于提上了日程——毕节试验区的建立。

这个构想,早在1987年8月,胡锦涛再次到毕节地区调研时,就已经开始酝酿成形。

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和他一起走遍了各县、各乡,对那里的贫困、生态破坏和人口膨胀的三重困境有了一致的判断。

1988年初,胡锦涛正式提出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构想,提出要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

1988年4月,他专程赴北京,邀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代表省委省政府发出邀请,请求各方智力和资源支援毕节。

贵州省人民政府随后于1988年5月26日,正式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报告。

就在所有的工作都推进到关键节点的时候,一份调令悄然而至……

这份调令意味着,胡锦涛即将离开贵州,前往另一片更难啃的硬骨头。

毕节试验区能不能在国务院批复后顺利推进?

那些他亲眼见过的、吃不饱饭的老百姓,还等不等得到这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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