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商人名叫唐纳,原名马季良,1914年出生于江苏。父亲曾在津浦铁路系统担任翻译,早年去世后,他被过继给伯父。家庭变故来得很早,却没有磨掉他的读书兴趣。中学时期,唐纳便向报纸投稿,文字锋利,观察也很细。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压到每个有志青年的面前。唐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和进步青年讨论国家出路。1932年,因组织遭到破坏,他前往上海避险,并考入圣约翰大学。
上海给了他另一条道路。唐纳为报纸撰写电影评论,后来进入电影界担任编剧,还因相貌出众出演过影片。那时的电影圈看似与政治相距很远,报刊、影业和文化社交场,却连接着各类人物,也提供了接触社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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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唐纳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记者和编辑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他曾在国民党控制的报社任职,利用版面发表进步言论,推动舆论向抗日和民主方向转变。与许广平等文化人士的合作,也使他在上海文化界逐渐有了影响。
文章的立场越来越明显,风险随之而来。有关方面注意到报纸版面中的倾向后,唐纳离开原先的报社,转入《文汇报》工作。局势恶化后,他还曾找到准备前往延安的中共代表团,请示之后的工作安排。
这段经历说明,唐纳并不是后来才接触隐蔽工作的普通商人。他熟悉新闻出版,懂得怎样把握文字分寸,也能在复杂关系中判断身份和立场。对地下工作者来说,这些本领有时比公开职务更重要。
在香港期间,唐纳参与推动有关方面与《文汇报》的合作,并参与创办香港版《文汇报》,担任总编辑。他与潘汉年相识后结为异姓兄弟,随后继续在隐蔽战线上承担任务。潘汉年长期负责相关工作,唐纳由此进入更深层的联络网络。
1948年,唐纳奉派前往海外,与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陈润琼会合。陈润琼的父亲曾任国民党高级外交官,她本人又长期接触国际事务。两人后来赴法国结婚,并育有一女。唐纳一家定居巴黎,经营中餐馆,生活表面上逐渐恢复平静。
可这家餐馆并不只是谋生场所。华侨圈、外交人员、商界人士和各国来客经常出入,经营者能够听到许多普通人接触不到的消息。唐纳熟悉新闻界,又有海外生活经验,妻子的家庭背景还使他更容易进入某些社交场合。这样的条件,在特殊年代具有实际价值。
多年以后,唐纳回国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锋芒毕露的编辑。1978年,在中调部安排下,他秘密抵达上海,与分别近三十年的老友夏其言见面。夏其言发现,唐纳说话谨慎了许多,过去那种直来直去的性格几乎看不到了。
夏其言曾邀请他到家中做客,唐纳却显得犹豫。朋友问:“多年没见,为什么连家里都不肯去?”唐纳只说:“这次回来,有些规矩要守。”话不多,却足以说明他的身份和任务仍然不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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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上海之行,他没有广泛会见旧识,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即便看电影,也是在住处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曾是他年轻时熟悉的天地,如今却只能隔着一段距离观察。上海新闻界和电影界有不少老朋友,但真正见到他的,始终只有极少数人。
不久后,他在北京受到叶剑英接见,罗青长陪同在场。会见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留下的主要是一张合影。合影本身没有透露谈话内容,却让外界意识到:唐纳在海外经营餐馆只是公开身份,真正受到重视的,是他多年积累的特殊经历和隐蔽工作关系。
1983年,国家安全部成立,相关工作逐步进入新的组织体系。1985年,在有关方面安排下,唐纳携妻女再次回国,先住在上海,随后前往北京,并停留了较长时间。这次行程同样低调,公开资料留下的细节并不多。
唐纳晚年仍居住在法国。1988年,他因肺癌在巴黎去世。一个曾写电影评论、做报纸编辑、参与地下联络的人,后来以餐馆老板身份生活海外,又以极少人知晓的方式返回故土。正因为身份层层叠加,1978年那次接见才显得格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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