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兄台看这事反响强烈可以蹭点流量,就写了一篇《东哥告诉我们,老板出轨,不会改变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所以造显卡的皮衣老黄出轨,你们也别指望能抄底什么》,提及当年的刘强东明尼苏达“出轨案”,想以此来说明,老黄这事对英伟达公司的影响不会太大。
结果,文章发出没多久,就收到了京东法务的律师函,理由是“与企业领导旧事强行并列、类比,人为制造关联”,“侵犯企业领导个人名誉”,还搬出了“民法典”,抬出了“清朗”行动。
一个写自媒体的,把当年沸反盈天的事又复述了一遍而已,又没有捏造事实、造谣中伤,咋就伤害到领导的个人名誉了?——涉及领导的话不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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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物的舆论边界在哪里?普通人可不可以转述公众人物的网络传闻,讨论公众人物,对他们提出质疑、发表批评?
二十多年前,有两个著名判例告诉我们:公众人物要接受人们的审视,对舆论批评的容忍度应当高于普通人。 一个案例是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权案。该报纸把球迷圈“范志毅涉嫌赌球”的传闻拿出来做调查报道,范志毅认为报纸损害了他的名誉,起诉了报社。法院最后判决,范志毅作为公众人物,对于媒体正当舆论监督过程中带来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驳回范志毅全部诉讼请求。该案在国内司法里较早明确提出 “公众人物” 概念。 另一个案例是余秋雨诉《北京文学》编辑萧夏林名誉权案。萧夏林在其文化评论文章里引用了当时文化圈里 “深圳送别墅给余秋雨” 的传言,用来支撑自己对余秋雨的文化批判。余秋雨认为这是捏造、诽谤,侵害名誉,起诉萧夏林。法院判决,虽然萧夏林没有充分核实相关传言就直接写进去,做法不妥,但不足以造成余秋雨社会评价降低,不构成名誉侵权。最终余秋雨败诉。 这两个案子的裁判思路都是:公众人物面对批评议论,容忍的阈值应该更高;采用坊间传言作为评论论据,也不等于恶意诽谤。 你享受了普通人得不到的万众瞩目、鲜花与赞誉,收获了声望、资源与红利,理所应当要承受随之而来的批评与质疑,拥有更高的容忍度。你不能只愿意接受掌声,拒绝接纳批评。 京东法务这两天估计忙坏了。不知道是不是N多人接到了京东的律师函。黄仁勋这件事,让很多人都联想到了同为商界大佬的东哥旧事,自媒体人把人人皆知的那事儿拎出来评价和议论一番,太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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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在阴沟里崴了脚是事实,别人拿出那点“旧瓜”调侃两句就调侃两句吧,别太敏感了,别反应过度,动不动让法务部门拿大棒子吓唬人,恐吓人家“别提我们老板”。你看人家英伟达多大度,没有跑来投诉下架老黄的帖子。 不知道我这篇文章发出去会不会收到一条警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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