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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李庆霖“告御状”前后
来源:党史博览2001年第10期
作者:翁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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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中,李庆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知青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李庆霖的一封信而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
李庆霖一夜成大名,一朝遭唾弃,壮哉?悲乎?
李庆霖这个名字,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十分陌生的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全国800多万上山下乡知青不公平待遇和困难命运,《人民日报》称他为“反潮流英雄”。客观而公正地说,李庆霖当年的斗胆举动,也颇有点英雄的气概。然面,意外的成功和随之而来的机遇,不仅改变了他个人和当知青的儿子生活状况,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潮流下,也把他推向了荣誉和权势的峰顶,也是他人生悲剧的开始。
困境之中,李庆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中学的校长,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受到降薪降职处分,然后调到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当普通教员。1968年,他儿子李良模初中毕业后,按照当时对中学毕业生的政策,李良模到莆田县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
水办大队是个穷山村,当地衣民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举目无亲的知青生活自然就更加困难。李良模借住在贫下中农的房子里,一年的口粮只有湿杂谷200来斤、10斤左右小麦和200来斤鲜地瓜,而且上山下乡3年多没有分过红,李良模一年中有半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要跑回家吃黑市粮。儿子的吃饭、穿衣、治病、住房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李庆霖,让他一筹莫展。另一个儿子又将初中毕业,还要不要再走哥哥的路?若不去上山下乡行不行?更叫李庆霖心里感到不平衡是,有权有势有后台有门路的人,一个个走后门招工、招生、招干,那么,他这个曾经是右派分子的穷教员的儿子,在山区农村还会有出头之日吗?于是,李庆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经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二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来斤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玉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招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去了,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惟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时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于在务农实践中碰到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的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味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李庆霖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知青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因李庆霖的一封信而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
李庆霖的这封信,在当时向中央乃至向伟大领袖反映问题的信件多如牛毛情况下,毛泽东他老人家竟然看到了,而且认为信中反映的问题应当予以重视。毛泽东指示中央派出几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作调查研究,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所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所反映的要严重得多。毛泽东在听取了调查组汇报后,于1973年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并且寄去了300元钱。信的全文如下: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等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哪个家庭没有孩子?有孩子去上山下乡的家庭,占全国城镇家庭总数90%以上。随着以毛泽东和李庆霖两封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发[1973]21号文件向全国的传达,李庆霖在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红极一时的神秘人物,对他的身份和来历的各种各样的版本不胫而走,而且传得神乎其神、有板有眼。然而,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4年4月24日,在福建省省、市青年纪念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一周年大会上,李庆霖谈了他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后经过:“自我先摸一下政治的底: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都没有问题;清队中把我打成什么,是派性的问题,最大一条是自己还不是党员。询问人冢,都说只有党员才能给中央主席反映意见,普通老百姓可以找政府。我想,虽然我不是党员,但全国近8亿人口,我是8亿人民的一分子,我就用这个资格向毛主席反映问题,难道不可以吗?……最后橫下一条心,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1972年12月中旬,我给毛主席写信的腹稿都已经准备好了。20日这一天,一个人关在学校里动笔写信,搞得十分神秘,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怕意外事情发生。因为事先思想准备充分,这封信只花了两个多钟头就写好了。一口气写了近2000字。写完后没有留底稿,就拿到邮局去邮寄……”
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么出人意料的简单!李庆霖没有找门路(他也没有门路可找),更没有通过什么内线转手或层层上呈,他只贴8分钱的邮票就告成了“御状”,令人难以相信,但又确确实实就是这么直接。李庆霖的这种成功似乎很偶然,但在偶然中又包含着必然。
当时,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存在问题确已相当严重。
起初,部分知识青年确是怀着满腔热血响应号召去上山下乡的。他们在农村传播文化和科学知识,和当地的农民一起艰苦创业,同时也在接受“再教育”中锻炼、提高了自己。但是,这场运动更多的是带有强迫命令的形式,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出发,甚至大动员和大批判相结合,给知青家长施加诸如办学习班、停发工资等压力。可以说,在上山下乡知青中,自愿的少,被迫的多。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带着什么样的思想情绪去、能有多大的收获可想而知。知识青年在穷苦的山区和农村,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和农民打成一片,大多数并不好好劳动,有的甚至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动不动就跑回家悠闲几天,又成为农村和城镇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城镇已不欢迎他们,各地农村也不可能长久地欢迎他们。他们得不到社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甚至受到歧视、刁难和打击,有相当数量的女知青在农村遭受侮辱和强奸,又更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立、反抗的情绪。这种矛盾,在李庆霖写信“告御状”的时候,已经是相当的普遍和突出。特别是对招工、招生、参军中的走后门现象,更加深了知识青年和当地农民、当地政府及至整个社会的矛盾,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毛泽东发现了这些问题和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所以,才有了给李庆霖的回信,才有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的同情和安慰,才有了解决知青问题的21号文件。此后,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知青问题的新政策,提出了6条解决知青实际问题的办法,加强对知青的工作、生活的管理,严惩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坚决杜绝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知青和社会的矛盾。
这一切,应该说李庆霖是有大功劳的。他为己也是为民请命的信起到了作用,并且有了初步效果,使中国800多万知青和千千万万的家庭受到了益处,因此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这样,他被称为“反潮流的英雄”,甚至有人叫他“李青天”,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庆霖一夜成大名,一朝遭唾弃,壮哉?悲乎?
李庆霖在一夜之间红得发紫,立刻被当时红色浪潮推上了政治舞台。
1974年4月25日,《福建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李庆霖同志的反潮流精神》的社论。社论写道:“李庆霖同志实践了毛主席的教导,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反映了他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和向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开展进攻的高度路线觉悟、毛主席对李庆霖同志的反潮流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要向李庆霖同志学习,揭开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直接把李庆霖推到了和共产党省委斗争的对立面。
李庆霖却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是有意识地接受了这一点。“四人帮”一伙出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意识到李庆霖的社会影响有很高的利用价值。于是,李庆霖“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了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攻击省委主要领导和周恩来总理。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1月14日,李庆霖被捕入狱。1979年6月18日,福建省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李庆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押送到崇安县劳改队接受劳动改造。1988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李庆霖在劳动改造中表现,为其减刑为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
注:2004年2月,李庆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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