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以色列国会议员宣誓入职，吟唱国歌，阿拉伯议员却集体离场抗议

导语｜以色列第26届议会开幕，120名议员完成效忠宣誓。国歌《希望》响起时，多名阿拉伯政党议员集体离场，本-格维尔当场质问贾巴林向谁效忠。19个阿拉伯席位正处组阁博弈中心，一场礼仪冲突被推成忠诚问题。

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2026年11月10日，以色列第26届议会开幕，120名议员完成效忠宣誓。仪式接近尾声，《希望》国歌响起，多名来自阿拉伯政党的议员离开会场，随即引发其他议员的指责。原本用于展示国家团结的典礼，再次暴露出以色列政治中最难处理的矛盾：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忠诚，能否放在同一套规则之下？

▲ 2026年11月10日，耶路撒冷，阿拉伯政党议员出席以色列第26届议会开幕仪式。

这一幕之所以刺眼，在于宣誓与离席紧密相连。议员刚刚承诺效忠国家，随后就拒绝参与国家象征仪式。在不少犹太选民看来，这种行为构成明显的政治挑衅；对部分阿拉伯议员而言，参加议会与认同国歌，却属于两个可以区分的问题。双方对同一行为的理解，从起点上就存在分歧。

本届议会中，共同名单获得11席，联合阿拉伯名单获得8席，两份阿拉伯主导的名单合计掌握19席。不过，现场也出现另一种选择：联合阿拉伯名单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留在会场，站立但没有跟唱。相关报道还记录了该党犹太裔议员约阿夫·塞加洛维茨的在场。这种差别说明，如何回应国家象征，阿拉伯政党内部同样存在不同路线。

会场的敌意在国歌响起之前已经显现。共同名单领导人优素福·贾巴林宣誓时，本－格维尔高声质问：“他向谁效忠？哈马斯吗？”议长奥哈纳随即制止干扰。国歌环节出现离席后，本－格维尔等人又向艾森科特阵营喊话：“你们的伙伴在哪里？”一次礼仪冲突，由此直接转化为对潜在执政联盟的攻击。

▲ 2026年11月10日，联合阿拉伯名单领导人曼苏尔·阿巴斯在奏唱以色列国歌期间留在议场站立。

《希望》的歌词，为理解争议提供了关键线索。它以“犹太人的灵魂”为主体，表达对锡安的眷恋，以及犹太民族在故土获得自由的愿望。这首歌承载着犹太民族长期流散、迫害与国家重建的历史记忆，因此具有远超普通政治口号的情感重量。公开离席，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这种集体记忆的拒绝。

但对部分拥有巴勒斯坦民族认同的阿拉伯公民而言，这套叙事难以完整表达自身经历。他们拥有以色列国籍，可以投票、参选、担任议员，却不认为以犹太民族为中心的歌词能够代表自己。国歌争议因而触及一个长期问题：国家的民族属性，与非犹太公民的归属感，如何协调？

▲ 2026年11月10日，共同名单领导人优素福·贾巴林在议会开幕仪式上宣誓，其间本－格维尔插话，引发争执。

这种身份困境可以解释抗议的背景，却不能消除其政治代价。批评者最直接的质问是：既然进入国家议会、使用公共资源并参与国家决策，是否也应给予国家象征基本尊重？尤其在战争与安全焦虑持续影响社会的环境下，离席很容易突破普通政策争论的范围，被上升为忠诚问题。

从制度上看，议员必须作出的效忠声明，承诺的是忠于以色列国家并忠实履行议会职责。完成宣誓与参加国歌演唱，是不同的行为。争议由此进入法律要求与政治期待之间的空间：履行法定程序，未必就能满足多数选民对公共忠诚的期待；多数人的愤怒，也不能直接替代制度判断。

阿巴斯的选择，显示出处理这一矛盾的另一种可能。站立而不跟唱，既保留个人身份立场，也维持对国家仪式的基本礼貌。从政治效果看，这为跨阵营合作留下了余地。相较之下，集体离席更容易向本方支持者展示立场，却也为反对合作的人提供了鲜明画面。

这也不是首次出现类似场景。2019年议会就职仪式上，阿拉伯政党议员曾在国歌环节离场；2015年，共同名单领导人艾曼·奥德选择留场、站立、保持沉默。多年间反复出现的不同处理方式说明，争议具有持续性，而阿拉伯政治人物也始终拥有表达立场的不同选择。

本次冲突格外敏感，还因为19个席位正处在组阁博弈的中心。此次选举后，原执政联盟各党合计获得53席，其余主要反对党合计48席，两份阿拉伯主导名单则掌握19席。无论是争取稳定多数，还是推动议会领导层调整，与阿拉伯政党如何合作，都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 2026年11月10日，“我们的家园”党领导人阿维格多·利伯曼在议会宣誓。当天，他针对阿拉伯政党议员离席事件，质疑与这些政党合作组阁。

参与这种合作，也有不同层次：可以直接加入联合政府，可以提供外部支持，也可以围绕具体议案协调投票。这些方式对应的责任、承诺与政治成本并不相同。一场国歌风波，却可能让复杂谈判被压缩成一个简单问题：这些议员是否值得成为伙伴？

本－格维尔的喊话，正是在提高这种合作的成本。艾森科特等人若推动合作，就必须向自己的选民解释，为什么能够与在国歌环节离席的政治力量共同决策；若因此放弃合作，可用于组阁的空间又会缩小。象征性冲突因此产生了实际议价作用。

阿拉伯政党也面临相应压力。强硬姿态可以强化支持者的认同，但要改善社区治安、住房、教育和公共服务，就需要在议会谈判中取得具体成果。假如象征性抗议持续损害合作空间，最终承受代价的，也可能包括期待实际政策改善的本方选民。

对犹太政党而言，同样存在选择。要求所有议员尊重国家仪式，具有广泛的情感基础；但如果把不同程度的保留、沉默和离席统统归入同一种敌意，就会削弱区分合作对象的能力。阿巴斯留场与其他议员离席之间的差别，恰恰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后续真正需要观察的，是各党如何把这场争议带入谈判：是否将国家象征问题列为合作条件，是否提出共同认可的公共行为规范，以及能否围绕安全、预算和公共服务形成可执行的协议。议会里的喊话可以迅速划清阵营，政府运作却需要持续作出共同决定。

国歌响起时，议员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进入议会之后，他们仍须面对同一套预算、法律和安全问题。如果国家认同的分歧不断被用于否定合作资格，而身份抗议又不断压缩妥协空间，以色列组阁就会反复陷入同一个困境：席位已经分配，国家仍难形成共同决策。

本文作者：以色列飞飞　首发平台：腾讯新闻（2026-11-11）本文为原创作品，已由权利人授权在本平台同步发布，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用于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