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题《诗思录:和诗有关的若干问题及回答》,已刊发于《诗潮》第11期。
1、你的诗歌之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基于怎样一种机缘?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具体情况怎样?
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那时候我在四川南部一座叫安溪的古老镇子上初中。非常意外的是,我最初写的竟然是旧体诗。
其间的原因,是上初二时,我从父亲的一口老旧的木箱里,找到了一部上下卷的《唐诗选注》。
古人早有定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于是乎很自然地,我开始学着古人的调调写旧体诗——只是所谓的旧体诗。从格式上说,完全不懂平仄,最多只是押了韵,有一些不过关的对仗。
从内容上说,不外乎两个,一是歌颂伟大祖国,一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总而言之,和今天的老干体倒是相当接近。
多年后的今天,我偶尔还会写几首旧体诗,当然,与那时候相比,我开始严格按照平水韵的格律来要求。
在格律的严格约束下写诗,大多时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类似于戴着镣铐跳舞。但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字游戏,一旦沉醉其中,却有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与小得意。
初三,我从爱好文学的班主任那里第一次看到《诗刊》,也知道了贺敬之、郭小川和马雅可夫斯基,并开始学习做新诗。高中,我到另一座更大一些的、同样也地处沱江之滨的古镇赵化,镇子里有供销社开的一家很小的书店,在那里,我买到了人生的第一部诗集:四川诗人胡笳的《蝴蝶帆》。
同样也是从高一开始,我接触到了《星星》和《诗歌报》,当时的《诗歌报》还是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当然,更重要的是一本在当年影响巨大,对我影响尤其巨大的《朦胧诗精选》。
所以,我的诗歌写作其实是从对朦胧诗,尤其是从对北岛的学习与模仿开始的。我相信,这很可能也是我们那一代诗人中,许多人曾有过的共同道路。
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应该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四川南部一座中等城市的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专科学校,我学的是毫无兴趣的会计与统计专业。一本本厚厚的《高等数学》简直令人崩溃。
很多时候,老师在上面讲微积分、线性代数、数理逻辑,我在下面写诗,用一支粗大的黑色钢笔,在作业本上写诗。
那时,学校之外,我常去的一个地方叫王爷庙。那是百年前自贡盐业鼎盛时,自贡的盐商们祭祀江神的庙宇,画阁雕栏,掩映在高大的黄桷树的阴影里,偌大的大厅和曲径通幽的走廊,都辟成了供人休闲的茶馆。
我坐在窗前读书或写诗,我的脚下,是日渐消瘦的釜溪河,已经很难想象它当年千帆竞发万舸奔走的盛况了。江的对岸,是一面陡峭的山岩,上面有三个斗大的红字,据说是苏东坡的手笔:唤鱼池。
潜游水底的鱼,居然可以像家禽家畜那样唤将过来,这,其实就是古人的诗意了。与古人相比,现代人的诗意在不断地消解,就像釜溪河的水量在不断地减少。
2、发表处女作是什么时候?
高二那年,我和本县另一所中学的两个高三学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小学同学,另一个与我们家是世交),一起创办了一本诗刊,叫《三原色》。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自己装订,耗费一个通宵加一个白天,弄出了一本只有40来页的32开小册子。
《三原色》只出一期就夭折了,主要是家长反对,家长认为中学生就该念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弄什么诗歌什么文学都是不务正业,就像早恋一样耽搁学习,万万使不得。
我们把《三原色》寄给了国内一些诗人和刊物,后来,《中学生文学》主编赵建功先生从上面选了我两首诗,发表在《中学生文学》1987年7、8月的诗歌特大号上,那就是我的处女作。
两首诗,收到三十元稿费,吓了我一大跳,那时老师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元。拿到这笔稿费,我和一起办诗刊的那位世家兄弟一起,在小镇上找了家餐馆,恶狠狠地点了四五盘菜,喝了两瓶白酒,一结账,才几块钱。
3、就是说,你是从80年代后期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诗歌了,那也是中国诗坛最热闹最喧哗的文学至上时代,你如何看待那个时代?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吗?
那是一个永远也不会重来的时代。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很难想象文学在当时的影响力。
毫不夸张地说,上世纪80年代,一个著名诗人,他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与今天最当红的影视明星相比也毫不逊色。在物质相对贫乏的80年代,对精神的追求被天经地义地放到了最重要位置。
可惜那时我太年轻,还是中学生,未能真正地恭逢其盛。我只记得一些与我有关的比较细小的经历,虽然不足以管窥全貌,但也能说明某些问题。
我老家富顺,历史上多出文人,向来有富顺才子之说。老一辈的,像刘光第,陈铨,郑必坚;当代诗人,像张新泉,白渔,朱先树,李加建,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这个地方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尤其三四十年前。
我开始参加县文协的文学活动时还是中学生。大概是1988年,著名作家郑义(他的母亲好像是富顺人?或者其父母与富顺有某种缘源,记不清了)讲课,满满一屋子人,室内坐不下,外台阶上也挤了不少人。
我中午喝了几口酒,听着听着打起了瞌睡,后来被一个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
大学时,我开始参加自贡市文联的一些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在一所盐商的老宅子里开了五天笔会,参会者多达百余人,写诗的最多,分成两个组。六个人住一间屋子,吃得很一般,但天天讨论诗歌,为诗歌争得面红耳赤,几乎就要老拳相向。
这种笔会是要收费的,其他人都可以回原单位报销,我没单位,我还是学生。无奈之际,富顺文化馆一个姓李的老师得知后,连夜赶回富顺向馆长报告,意思是说聂作平有才华有前途,毕业以后,可以把他要到文化馆做文学辅导,他现在开会的费用,能否由文化馆报销?馆长很开明,马上就同意了。
当时,因为我会写诗写文章,已经有其它两家更大的单位要我,但我还是决定回老家去文化馆编那张四开四版的《富顺文艺》。
不巧的是,毕业之几个月,县上一位领导的哥哥从外地调回来,把这个位置占去了,我只得怏怏地去一家待遇其实更好的企业作秘书。
4、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自贡师专,参加中文系的诗歌朗诵会,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用很好听的普通话念一首其实写得不怎么样的诗。灯光朦胧,音乐舒缓,女生身材修长,黑头发像瀑布。
朗诵会间隙,我们站在走廊边上,看着楼下稀落的灯火聊天,她歪着头,眼睛扑闪扑闪的,让我有一种想拥抱她的冲动。
后来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来往,但随着毕业,各奔前程,失去了联系。算起来,她年岁也不小了,从热爱诗歌的青春少女,到为生计为家人奔波的中年妇女,狗日的时间就是这么残酷无情。
5、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你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我只去过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和城郊的另外三所高校,一所是自贡师专,一所是自贡教育学院,一所是四川轻化工学院。
很有趣的是,现在这三所高校和我就读的职大一起,大杂烩似地乱炖在一起,改名四川轻化工大学了。
去师专和教院,有时候是为了参加诗歌活动,更多时候是为了找写诗的朋友喝酒。
师专和教院毗邻,有一条上百年历史的宽不盈丈的小街,街两旁有许多小餐馆,我们就坐在幽深的店堂里就着花生米和猪耳朵喝一块多钱一瓶的盐都高梁酒。兴之所至,也念几句诗。这是我们和旁桌那些光膀子的工人最大的区别。
轻化工学院在城郊,我去过两次,却不是为了诗歌,是去帮人打架。
中学时代,我就喜欢拉帮结派,听说打架比过年还高兴。帮谁打架也忘记了,只记得打了架下来,被帮的人摆了一桌子酒菜请我们吃喝,那种成就感,就像写了一组牛逼的诗一样。
我在这三所学校认识了一些写诗的学生,他们大多数后来都不写诗了,有做生意发了财的,有走仕途当了官的,也有穷困潦倒的,更多的不知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
说句大实话,我大概要算当年那批一起写诗的朋友里走得最远的了,写作竟成了我终生的事业和混饭吃的本领。
6、毕业之后,你分到了一家工厂,那时也是你写诗最勤奋的时候,那应当属于青春期写作吧?后来,你两次从自贡到成都,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诗歌也在发生变化,你现在怎么看这些经历?它和诗歌写作之间有无某种内在的关联?
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自贡一家大型企业上班,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秘书。
我居住在厂区的一座农民的三合院里,院子里堆放着几十根粗大的木头。太阳晴好的秋天和冬天,我常坐在木头上晒太阳,想象着远方的事物和诗。
两年后,在那里,我写下了后来获得《星星》诗刊诗歌大赛最高奖的《灵魂的钥匙》。这组诗第一批次写了五首,也就是获奖那一组。之后,余勇可贾,又陆续写了十几首。那一年,我25岁。
我在那组诗里所关注、所思索的那些大师,无疑都是一个青年心中的泰山北斗。在青年心中,对大师的关注和思索肯定有一种代入感。这种代入感带来的是一种全身酥麻的激动。
我想,或许那也就是写作的激情与快感。非常遗憾的是,随着年齿增长,这种写作的激情与快感却慢慢消失。所以,我的诗歌作品开始减少。
1997年时,我的人生遭遇了一次低谷,却意外地迎来了诗作的另一次高峰。之前一年,因著名诗人张新泉先生举荐,我从自贡借调到成都的《科幻世界》做编辑。
那时,诗人兼报告文学作家谭楷是这家杂志的副总编,他打电话给我时,有一句话让我很兴奋,他说,我们不仅在选一个编辑,也是在选接班人。
怀着做接班人的梦想,我拖家带口从自贡迁徙成都。人算不如天算,因为种种原因,借调一年期满,我却没能如愿由借调变调动,更没成为接班人,而我曾经服务的那家工厂,一些领导出于中国式的报复之心,坚决要求我回去。
于是,我只得黯然回到自贡,回到工厂。并且,非常郁闷的是,由于工厂某个领导的报复,我不能再做秘书,而是下放车间做工人,凭借汗水换取每个月那薄薄的几张钞票。
前途无望,经济拮据,心情苦闷,偏偏在这种低谷中,诗情却如暗潮涌动。几个月,我写了大概二十多首诗。
我能感觉得到,诗歌如同黑暗屋子里开的一扇窗户,虽然它无法助你逃离黑暗之屋,却能让你在黑暗中看到一缕光,感受到一阵从外面吹进来的微风。
所以,如果说诗歌有什么功用的话,我想它的第一个功用就是给诗人自身一种抚慰。诗人会因一首得意的诗作而有一种成就感、沉醉感。
尽管这种成就感和沉醉感对外人来说毫无意义。但在这种成就与沉醉中,诗人承担的世俗苦痛却能得到暂时性减轻与遗忘。
1999年,也就是我第二次迁徙成都——这一次没有人借调我,更没有人许诺当接班人,我自己把自己“调”到了成都,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从那时起,诗歌在我的写作中完全退到二线。那一年,我30岁。
诗歌之所以退居二线,让位于散文随笔或其它文体,其原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
主观上说,随着社会阅历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诗歌是一种有局限的文体,有许多东西是它不能表达或者不能很好表达的。
同时,它也是一种藏拙的文体。它不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甚至也不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更高的思想层面(当然,大诗人除外)。
因此,当面对生活有更多的思考和更多希望表达的东西时,诗歌呈现出的是一种短板。我必须选择其它体裁,而诸种体裁中,最自由、最灵活,同时也最能深入浅出的无疑是随笔。
从客观上说,我要养家糊口,而一个显百易见的事情是,即便中国的几大诗歌刊物每个月都给你发表一组诗,你也无法让一家人活下去。我得写作诗歌以外的其它体裁,才能换回一家人的丰衣足食。
7、你如何看待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新诗只有百余年历史,和旧体诗不同,新诗更多的影响和营养来自西方诗歌。我的短板和最大遗憾是不懂外语,无法读懂汉字以外的其它任何文字。
对于译诗,我向来抱有很深的警惕。这就好比用现代白话翻译古典诗歌,尽管可能传递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却无法表达意境,更无法让人体会到诗歌最精微最本质的魅力。
我想,把其它文字的诗歌翻成汉语,无论翻得多么信达雅,其实都已经严重走样。翻译的过程或许就是真相流失的过程。
早在三十年前,我还年轻,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通过五年左右的自学,真正掌握从小学就在学习,却总是不得要领的英语。我甚至还曾表示,只需要五年,或许我就可以翻译。
然而造化弄人,为生计奔波,英语的自学大概只坚持了不到半年就烟销云散。如今,我已不再幻想能有阅读英语诗作的可能。
除了朦胧诗,对我的诗歌写作真正产生过影响的,其实是中国古典诗歌。我无法直接向洋人学习,又不愿意通过翻译之手向洋人学习(那种感觉类似于吃别人咀嚼过的馍),我只能向古人学习。
向哪些古人学习?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依据的完全是自己的好恶。我阅读最勤奋,最如饥似渴的年代是大学期间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眼界的突然打开,艺术世界第一次变得如此清晰且伸手可触,阅读不仅是下意识的工作,更是每天必须的个人兴趣。
我喜欢的中国古典诗歌,依年代远近而论,首先是《诗经》,我要学习它的质朴,中国人童年时期的放达与直抒胸臆,以及对自然万物的亲近。
其次是曹操,这个帝王级别的中国名人,他以帝王的身份,却时常写下一些普通人的忧愁与欢悦。
然后是杜甫,他对现实的关注与体察,以及技巧上的浑然天成,都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最后是李商隐,他的作品无疑是古典诗歌中的朦胧诗,歧义、多解、指向不明,却饱含深情地指向幽暗的人性。
究其实质,诗歌如同其它姊妹艺术一样,都是一种关怀,一种对于虚无、对于痛苦、对于无常人生的关怀。
至于关怀的力量,既不必拔高,也无法贬低,它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存在。一首诗,它首先关怀了它的创造者,即诗人本身;然后,它像水中的涟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那些有幸和它相逢的读者或多或少的关怀。诗歌本身,也因为这种关怀而有了存在的意义。
有人说,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那么,套用一下,没有在深夜被一首诗打动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8、你主编过一本《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在90年代曾经有过较大影响,说说这个选本的情况吧。
这个选本的起源是四川省作协的一次笔会。时间是1997年,地点是大巴山深处的南江县。
当时,我与早就神交已久的龚学敏、蒋雪峰第一次见面,倾盖如故,天天喝酒神侃。其间,忽然想出一本合集作为我们友谊的见证。
最初的想法是出一本四川省青年诗人作品选,后来觉得太过小气,觉得还是把目光放到全国范围更牛。于是,经过一番策划,决定编一本全国性的青年诗人诗选,在为诗集取名时,我想到了第四代诗人,并决定用它作书名。两年多以后,这部诗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出版社是不愿意出诗集的,怕亏钱。当时我和四川文艺社有许多合作,加上作为责任编辑的吴鸿在中间努力,出版社同意了,但提出不能给稿费。事实上, 这部书后来加印过多次,出版社不仅没亏,还有赚。
9、你早年的诗歌大多可以归入抒情诗这个领域,文辞优美,富于思辩,近些年的作品则有一些变化,那就是题材上更关注现实,准确地说是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其中有两首诗,被某导演看中,正在改编为电影,诗歌改电影,据我所知,好像是前无古人的事,你对此怎么看待?
是的。我近年的诗歌比较关注现实,关注底层人的生活,一些作品,因为直面现实直面底层,显得不那么和谐,不那么诗意和优美,甚至是反诗意的。
我一直以为,当代诗歌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现实,与现实严重脱节,诗人沉浸于唱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或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中。杜甫、白居易、陆游那种现实主义的传统,那种对生活的强烈关注,早已被视作不舍时宜而抛弃。我愿意重拾这个传统。
被改编成电影的那两首诗,就是写底层的,而且由于有些血腥和负能量,这两首诗至今只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推送过。导演就是从公众号里阅读到并认定它有改编为电影的潜质的。
但改编的过程并不顺利,完成剧本之后,一直处于待开机状态。
10、当今诗坛非常热闹,评奖不断,诗会不断,你如何看待这种热闹?
我很少参加诗会,也不主动参与评奖。这种热闹其实与诗歌无关,而是与物质条件的飞速提升有关。有了钱,要评个奖或是搞个诗会,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至于评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这个反倒没有人过多关注。就像一个诗会,主办方请来一些著名或准著名诗人,喝几天酒,说几句话,活动就圆满了,至于它是否真的和诗歌有关,反而无从考究。
所以,物质发达了,诗人也跟着沾光。至少,现在开诗会,酒喝得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好得多了。
11、你说过你现在很少甚至几乎不读现代诗,那你现在主要读什么?什么时候诗读得多?
20多岁在自贡做小秘书那几年,是我读书最认真的,其中阅读量最大的就是诗歌。那时候买书远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诗歌的阅读途径,其一是各家诗歌刊物,我坚持订阅《诗刊》《星星》《诗歌报》《诗潮》《诗神》《绿风》,每一期都会从第一页认真地读到最后一页,看到好作品,还要抄到一个硬皮笔记本上。
其二是各种诗集。其中,从书店能买到一些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的作品;另外就是各地诗人寄赠的诗集,这自然良莠不齐,但我几乎都会认真阅读;其三是各种民间诗刊诗报。
那几年过去后,我便很少认真地读现代诗了。到现在,除了在偶然情况下,几乎不再读诗。
现在我的阅读算是五花八门吧。历史是一直都比较关注的,不敢说以二十四史为日课,但因为写作需要,因为精神需要,历史的阅读前些年下过比较深的功夫。此外,像地理、科幻、植物、天文、经济这些和诗歌乃至文学关系都不大的东西,也是手边常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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