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阳 | 尚古从今自一心——言恭达《抱云堂吟草》（第二辑）读后

言恭达著《抱云堂吟草》（第二辑）

线装书局 2026年版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认为言恭达先生“诗书一体，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恭达兄是一位优秀的传承者。书写自作诗词，是他的又一抹亮色。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恭达兄在这方面是突出的实践者。”于精通文史哲的言先生来说，在书法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中，尤其强调“诗书合一”与“文质彬彬”的传统文人精神。因此，他在书法创作中多以自作诗词为书写内容，这是胸中有万卷书的“积学所致”，也是他基于“以人文关怀为内核、以大美情怀为视野、以美境高趣为旨归”的诗性传统和家国情怀。继收录言先生120首自作诗的《抱云堂吟草》（第一辑）于2018年出版后，其精选41首自作词的《抱云堂吟草》（第二辑）于近日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这些自作词既彰显出言先生“守护文化灵魂，回归艺术本真”的艺术思想，也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大数据时代乃至全球语境下所表达的生活方式、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在延续第一辑文脉传承的同时，本辑词作在情感内容、语言风格方面具有鲜明特色。而且言先生以这些词作为书写内容，将词作与书法深度融合，达到了“词书合一”的美学境界，引发读者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共鸣。

一、情感内容：以诗词记录时代、关注民生，抒家国情怀

刘熙载《艺概》云：“文之道，时为大。”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创作都能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审美情趣，正是言先生所强调的“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中华诗词之所以能跨越千年永流传，在于它永恒的艺术魅力、普适的精神价值及深厚的文化承载，它从来不只是文字的排列，而是以情感的凝聚来写时代的事、抒人民的情，成为记录时代的最好载体。从先秦田间歌谣到当代诸如言先生之辈的诗词，其不只是文人雅士的闲情偶寄、审美游戏，更是记录时代、反映民生、抒发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成为时代最鲜活的底片。如先秦的《击壤歌》再现了上古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太平生活；陆游《诉衷情令》以其自身的坎坷经历融汇了对国家炽热的感情；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抒发了作者收复故土、统一祖国的爱国精神；毛泽东《沁园春·雪》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展现时代自信，等等。从文学的起源与传统功能来看，以诗词关注生活气象、传递民生民情、记录时代变迁、抒发情感人生等，穿越千年从未改变。早在孔子整理《诗经》时，就明确提出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指诗词可以抒发个人情感，“观”指诗词可以反映社会现实，“群”指诗词可以维护群体和谐，“怨”指诗词可以批判社会不平。言先生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所作的41首词，可“兴”可“观”，词作在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国家风貌过程中能够传递真善美，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

一是以观物记景的“小我”一己之情升华为“大我”家国情怀。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以小见大”或“借景抒情”，即通过对自然景象的细腻观察，抒发自我情感（小我），进而引申出关于人生与生命等普遍性哲学命题的思考（大我）。这种抒情超越了那种风花雪月的浪漫，也超越了那种歇斯底里的泄愤，转化为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关注，并从审美体验拓展至社会责任。例如，言先生的《沁园春·丁酉初日登金陵赏心亭放怀》《临江仙·乙未咏春》《齐天乐·丙申春讯》《水调歌头·戊戌感春》《满庭芳·姑苏虎丘游春》《菩萨蛮·勤园春色》等系列颂春的词作，其词牌或婉约或豪放，皆以规定的文字格律定格了春日盛景，令他陶醉并将由此引发的瞬间感受升华为永恒的人生感悟，正谓“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又如言先生在《卜算子·知青岁月》（之一）中通过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先是描绘了春日湖畔农耕场景，后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而难以言喻的情感：“七载风霜雨雪中，百感辞难道。”情感深沉的词句既赞江南美景，又难掩对那段蹉跎岁月的怀念，形成词作中独特的张力，使情感表达更有了真实的厚度，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知青岁月是民族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可以说，言先生以观物记景起兴，反映出时代的精神风貌与普遍的人性共鸣，在小我之情中蕴含着超越个体的大眼界、大格局和大情怀，最终让自我的情感体验、审美体验融合在日常生活中，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共鸣，沉淀成灵魂深处的底色。这也如诗论家蒋力余所称：“言氏之小令以极为清新简约之语言描写重大题材，叙事抒情高度浓缩，体现咫尺千里、余音绕梁之美感特征，为博大胸次、丰美情感之艺术表达。”

二是以词作记录时代宏大叙事，抒写时代正大气象。中华诗词不管是在自发阶段还是在自觉阶段，都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一直能够深度参与社会的发展与进程，同时也生动反映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每个时代的诗词作品都是这个时代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的体现，也是这个时代美学理想的彰显。诗的“兴、观、群、怨”揭示出中华诗词的多维属性：它不仅可以“言志”，更可作为“诗史”记录时代变迁与社会现实，如《诗经》反映周代生活，具有鲜明的记事功能。这正如言先生所识：“艺术的本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一种时代精神，是面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变革。”于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或许没刻意去关注、研究时代审美的倾向，但在他的文艺创作动机上，绝对会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何谓时代精神？它是“一个时代人民群众在文明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与人文情愫”（言先生语），体现了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在《抱云堂吟草》（第二辑）中，有以词言志抒怀，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精神升华的篇章，更有像史书一样真实记录时下规模宏大、意义深远事件的恢弘词篇。如：《卜算子·汶川地震救灾》表现出一个坚韧不拔、团结一心、顽强生存、史无前例的抗震救灾的伟大壮举，深刻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敬天爱人”。

《临江仙·题〈我的中国心>奥运长卷》将历史沧桑、民族气节与现代体育精神融合，概述了中华民族跨越百年的奥林匹克奋斗征程及民族精神的传承，再证“梦想成就未来，激情拥抱明天”。

《满庭芳·中国共产党百龄华诞感赋》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关键节点，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的崇高敬意和对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浪淘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以沉郁而激昂、缅怀而激励的语言回顾抗日战争的艰苦历程，礼赞民族英雄的不屈精神，并始终强调精神传承的现实意义：提醒世人在和平年代仍需以苦难为镜，守护民族的精神“铁骨”。

《水调歌头·溱潼会船节》记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溱潼会船节”万船竞发、旌旗招展、鼓声震天的景象，点明了节日追怀英雄、祈愿丰收、振奋精神的三重文化内涵，并为古老民俗注入时代气息。

上述可知，言先生的诗词艺术不仅是自我的言志抒怀，更具备了丰富的社会价值与公共属性，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传递公共价值、塑造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说，言先生在诗词创作中能够坚守“士以弘道”的价值内核，以扎根人民生活、回应时代之问为本，在守正创新中创作出兼具言志抒怀与多重公共价值、个体温度与时代厚度的词作，将成为历史的诗意见证。这也正如言先生所思考：

当今文学艺术，要体现它的人文性、学术性、时代性、包容性，要有博大的胸怀，要坚守我们的文化立场。这一理念意味着在当下的审美生活环境中，必须要体现时代的意义。唯有对现代的生活及人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在新时期中国楹联、诗词以及书法艺术的发展中，肩负起每个人的历史责任。因此，要赢得艺术创新的高度，必须要从国家文化战略思考，要抱有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并落实于每一位艺术家的个性生命之体验中。

纵观言先生的词作，或是走进自然、贴近生活的即景（事）抒怀、托物言志，或是承担“诗史”功能来记录抗震救灾、抗击疫情、建党百年、奥运盛会、世博盛典等重大时代节点，皆是以其数十年人生亲历为基础，跳出传统文人单一的自我抒情感怀的局限，让诗词成为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载体。这是“他满怀敬天爱人的家国情怀，关注时代与生活。因而，他的诗词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具有赤诚的爱国情和家国心”（丁芒语）。

释印肃《颂十玄谈·一色》云：“尚古从今自一心，何曾佛法怨知音。”言先生在诗词创作中已做到了“尚古从今自一心”，尊重并坚守古典诗词的格律之美、音韵之美及结构形式之美，这是“尚古”；能立足当代生活，注入时代真情，用传统文学形式表现当下的时代与生活，这是“从今”。不管是“尚古”还是“从今”，最终都进入到本心归一，即“一心”，强调词作要表现自我真实情感和个性，即“词中有人”。清代诗论家吴乔认为“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晚清黄遵宪又将其发展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皆是强调诗词创作必须要有真情实感、个性特征与人格境界。正是因为“词中有人”，言先生的每一首词作皆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采，并能物、情、采相生相融，蕴含着对求真、向善、寻美的美学追求以及对现实的关怀、对民生的感知、对生活的感悟、对时代的感恩、对传统的敬畏，无不体现出他在当下的文化实践、文化反省与文化创造中实现文化自觉。

正是言先生在诗词中做到了“词中有人”，作品有了蓬勃的活力和浩荡的生气，“一词一调，一段人生”，无不体现出他以寸草之心承家国之情——“阳光下感恩时代，文化中敬畏传统，民生里关爱大众”，确实做到了以“时为大”，体现了“文之道”。正如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峰所评：“赏之品之，倍感恭达先生词作根柢厚实，脉络幽远。写家国如黄钟大吕，耕艺海似昆山玉碎，明哲思若寒潭印月。每用典皆能化盐于水，时有创新却不失古韵。”

二、语言风格：“清、拙、厚、大”美学思想的一以贯之

言先生在《抱云堂艺思录》中说：

对于书画印，我的美学思想是追求“清、拙、厚、大”。“清”则古雅，去“浊”“俗”，显“逸”“静”，风规自远也；“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骼，真力弥满也；“大”则精深，去小家气，生至刚、至中、至正的大家气，品位高古也。

纵观言先生的艺术人生及在各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难发现，“清、拙、厚、大”美学思想是其统摄各类审美认知和艺术创作的美学总原则，形成有机统一的审美标准。因此，他在诗词语言风格方面，从创作到审美形成了完整包容的“清、拙、厚、大”美学体系。

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诗歌风格分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二十四类，生动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的风格特点。我们以此借鉴关照言先生“清、拙、厚、大”美学思想，根据性质相近的风格特征，大致可认为冲淡、典雅、洗炼、自然、含蓄、超诣、飘逸等近于“清”；劲健、疏野、清奇、委曲等近于“拙”；沉着、高古、悲慨、实境等近于“厚”；雄浑、豪放、精神、旷达、流动等近于“大”。南宋严羽将诗歌风格概括为“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清代刘大櫆深受严羽对诗文风格划分的影响，认为“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其“雄”近于“沉着痛快”，其“逸”近于“优游不迫”。之后的姚鼐在刘大櫆等人文论基础上，将文学风格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那么，“优游不迫”“逸”“阴柔”近于“清”，而“沉着痛快”“雄”“阳刚”则近于“拙、厚”，最终皆归于“大”。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认为“重”是深沉厚重的思想情感，“拙”是质朴自然，“大”是大视野、大情怀，并强调要将“大”暗隐于“重、拙”去实现，“大”是其最高的理想和追求。言先生深受诸多古诗词美学特点的影响，并对其进行挖掘和延展，认为当代中国书法、绘画、篆刻、诗词等传统艺术当以“清、拙、厚、大”为尚。

一是“清”。老子提出“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审美标准，“清”的审美意识最早可追溯于此，后庄子承续发展为“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强调恬淡清丽之美。至魏晋，“清”正式确立为文学审美范畴，东晋陶渊明在田园诗中所追求的生活意趣也是以虚静恬淡为思想内涵，并形成“玄、远、清、虚”的美学追求。唐代司空图进一步将“清奇”“冲淡”纳入《二十四诗品》审美体系。到了宋代的苏轼，则将“清”作为诗词的核心审美追求并落实到创作实践中。言先生在尚古的基础上又能“从今”，对“清”的美学概念阐释道：“大凡人文艺术中，清雅为上，神逸难得。清者，清雅、清远、清虚、清厚、清劲、清蔚、清畅……”他认为“清”作为诗词风格，所指的语言清新自然、格调高雅淡远等，主要源于作者精神情志上的萧条淡泊、闲和严静，“中国文人向来以‘心淡’‘形散’为清高，文人所表现出的散淡，是通过一种闲适、舒缓的生活节奏，来细嚼生活品质，省悟人生的文化之相。”（言先生语）正是他为人之“清”，犹如陶渊明所谓的“素心人”，不为沉浊所污，不为欲望所缚，因此其诗词“清辞丽句，时时错出”，清水芙蓉般的语言有着真情实感、不矫不饰，以自然之风而得“自然英旨”，清丽而有风调、清逸而又质朴。正如诗论家蒋力余所评：“读其词稿，风神萧散，格调清逸，宛如天翠之浮空，明霞之秀野，霜天之自由，梅竹之清华，吉光片羽，沁人心脾。”

二是“拙”。老子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若屈”“若拙”“若讷”皆说明至善至美的事物不是表现在形式上，而是一种独立于物质之外的本真状态，主张蕴藏内敛而返璞归真、顺其自然，体现出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核心思想。诗词之“拙”是朴拙，一种无意经营、率性自然的质朴状态，源于老子“大巧若拙”的观点。诗词之“拙”，核心是追求自然质朴、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也是超越“熟”与“巧”之后的更高阶段，因此重在自然，顺乎自然，自然的才会有天成之趣、奇逸之美、酣淳之味。言先生认为“拙”的美学思想是“‘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也”。因此，他的诗词，乃至其书法艺术皆是“由拙而工，返工入拙，工而后拙”，经历着“生而后熟，熟而后生”“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修炼，不尚华丽修饰，不尚浮华轻巧，而进行本真的回归与坚守。正是因为“拙”，言先生的词作给人渊深质朴有奇崛的感觉，如词句“礼乐启东南，弦歌云水涵”（《菩萨蛮·秋谒言子墓》），拙朴自然、率真虚旷而有老辣劲健之风，有着司空图所谓的“劲健”“疏野”“清奇”“委曲”等近“拙”之美。言先生关于“‘拙’则朴浑，无作气，胜于巧，熟笔易得，生拙难求，气韵生动”的审美追求正谙合了“以巧进，以拙成”之古代诗论。

三是“厚”。说到言先生诗词“厚”的美学特征，即“‘厚’则沉雄，去浮滑，强骨骼，真力弥满也”，体现出宏大空间感与蓬勃生命力，以及精神饱满、恣肆奔放、浑然天成的审美境界和精神力量，正谓“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司空图）。美学家宗白华认为“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体现了“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是艺术心灵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如言先生在词作中通过引用历史人物或事件，将个人情感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以此产生厚重的情感。如词句“文星垂北斗，道脉春秋寿。千载仰高丘，大同颂九州”。（《菩萨蛮·秋谒言子墓》）以缅怀先哲、追思言偃夫子来表达对中华文明道统的敬仰以及对大同盛世的美好祝愿。以“道脉春秋寿”强调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以“千载仰高丘”表达对高尚精神的崇敬，最后落脚于“大同颂九州”，表达对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赞美。再如词句“地坼万山崩，多少生灵丧。臂作穹窿娘托举，稚子生还望”，（《卜算子·汶川地震救灾》）这是言先生将个人悲喜与社稷安危系于一体，沉重有力地描绘了汶川地震发生时山崩地裂的惨烈景象，以及母亲用身体托举孩子获救的经典感人事件。读后令人潸然泪下，感慨母爱的厚重在于既能化作绕指柔情，又能承受千钧之重。同时，那场灾难中舍身救人、坚守使命的大爱已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如此有着主流价值观、弘扬正能量和人性光辉的词作，在思想深度、情感浓度、历史积淀及艺术表现力上都具备了超越时空的厚重感。综上可知，言先生词作“厚重”之体现，如清代贺贻孙关于诗之“厚”的阐述：“神厚、气厚、味厚。”“神厚”乃诗词蕴含的思想深度与人格力量，是为精神内核；“气厚”乃诗词呈现的气象与生命力，是为气势格局；“味厚”乃诗词具有深厚隽永的韵味，是为意蕴深远。言先生词作的厚重，让我们感受到他忠于生活的人文关怀是那样真切！

四是“大”。诗词之“大”，不只是大在数量、体量，更在于其承载的精神重量，体现出来的大格局、大情怀以及艺术表现上的气象万千。言先生认为：“在诗书的天地里，唐宋文化为何达到如此高度？因为它的大格局、大气象、大精神，才有如此大美境界。它绝不是技巧的高下，而是诗人书家心中深藏的那份宝贵的民族情感与人文关怀！”何谓大格局、大气象、大精神、大美境界？对标言先生的词作，可以理解为：

“大格局”是指诗词中所承载并传递出来的人文思想、人生境界与胸襟气度能够超越个人得失、日常琐碎的局限，有着胸怀天下的极致表现、进退有度的处世智慧和积极进取的豪迈气概。如言先生词句“麦光凝大化，笔底泻鸿篇”（《临江仙·法国抱云堂吟草书法展》）极具古典韵味与艺术张力，“凝大化”以物我合一暗示其创作心境的高远与虚静，“泻鸿篇”是说其笔下流淌出气势磅礴的宏伟篇章。总体来看，这句词不仅是对书写材料（麦光）与作品（鸿篇）的赞美，更是对中国书法“道法自然”“文以载道”精神的诗意表达，这是一种大格局的呈现。

“大气象”是诗词中极具感染力的审美风格，强调境界恢弘、格局开阔、情感充沛，兼具生命张力与家国情怀，如《新唐书》称王丘“气象清古，行脩絜，于词赋尤高”，王国维称李白“纯以气象取胜”等。纵观言先生词作，莫不如此。如他在《临江仙·题〈我的中国心〉奥运长卷》中开篇即云：“书卷劈开千尺浪，凤龙浴火昆仑。”意境宏大，气势磅礴，尽显昂扬气象。再如词句“风骨铸，斥方遒，震神州。聚来星斗，浩气昭彰，光耀千秋”。（《诉衷情·〈军魂颂〉书法展》下阕），所表现出来的豪迈气势正是光明俊伟的大气象，主要来自他的大格局，也是义理的正大。

“大精神”是诗词以“诗言志”为内核，承载着中国人的价值观、理想与人格力量，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人无精神则不立，诗词亦是如此，如清代刘大櫆所说：“文章者，古人之精神所蕴结也。”在言先生看来，诗词是人精神的家园、支柱与升华，也是凝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力量，他说：“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是当代文艺的传统根基和立身之本。当下要提倡正大气象，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因此，他的诗词，或如《诉衷情·〈军魂颂〉书法展》《临江仙·题世博长卷》《蝶恋花·东京抱云堂吟草书法展》等“以词论书”的自作词，或如反映抗震抗疫、奥运盛会、建党百年等题材的词作，皆能表现出自我的精神风貌，表现出时代精神风尚，唤起读者的艺术感觉和文化思考。

读言先生词作可知，具备了大格局、大气象、大精神的诗词作品自是进入到不用言说而通达万物的大美境界。他曾感慨道：“追求崇高、走向完美，这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终身的求道轨迹与文化理想，也是他艺术发展的必然之路。”

三、词书合一：情感与形式融通，词意与哲思一体

在诗人丁芒的眼里，言先生为“书家本色是诗人”的典范，他兼具书家和诗人的身份与素养，其书法蕴含诗意与人文品格，往往实现了诗（词）书合一，辞翰双美，共同彰显出“清、拙、厚、大”的美学思想。诗论家蒋力余认为“言恭达乃艺界诗人、诗界艺人，艺境饱蕴诗情，诗情深寓书境，此乃词作之鲜明特色”。《中华诗词》杂志主编高昌对此也是赞誉有加：“其精书善诗，才光四射，照人眼目。噫！天下之大，人才之众，然翰墨与诗章兼美者，试问当今书坛，复有几人哉？言公以书法蜚声于世，为艺林所推崇久矣。至若其诗词造诣，亦颇足心仪，耐人咀嚼。”

传统的书法欣赏往往是和阅读文本同步进行的，好的书法作品通常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属性。首先是文本内容有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卓远的见识、高雅的境界、动人的文辞，这样才会引发书家的书写欲望，进入“心手相应，物我两忘”的书写状态，从而“将诗书融会贯通，畅其胸臆，散其怀抱，以己之感直抒性情”（言先生语），创作出既有笔墨语言又有人文内涵的精品力作。书法史上那些传世经典无疑是文本内容与书艺表达互为载体，在艺术美感上相互生发，激发出 1+1＞2 的神奇效果。言先生对此举例说明：

王羲之的《兰亭序》是一篇记录当时一次盛大“雅集”活动的文章；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是一篇悼念亡侄、感人泪下的祭文；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记录了宋代佛学和书法的时代关联。这些作品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紧结合，是书家亲身经历和自作的诗文，也是传统文脉和时代情愫的有序结合。他们均给传统的书法艺术赋予了新的生命，绵延不已。

这些流传下来的经典书作，无不是文辞优美的佳构。正是文字内容与书艺内涵极为丰富，有文有墨，翰墨生辉，成为千古流传的文墨合璧之典范。言先生认为：“诗书艺术创作的心理体验是书家诗人的心灵与人类精神交融，是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双重感悟。因此，一件书法的文字内容决定了作品的人文内涵，它是艺术语言与视觉图式感人的前提。”他知行合一，躬身入局，常常“以我书，写我思”，其书法创作多是写自己有感而发的诗、词、赋及自撰联句。如《人民画报·2018言恭达艺术特刊》收录了他48件书法作品，其自作诗词联句达40件。再如他于2024年应邀在“中国传统艺术巴黎交流展”中展出的33件精心创作的甲骨文、金文、楚篆、秦篆、汉隶、魏碑、章草、行书、大草等多种书体作品，其中有29件为自作诗词及自作诗联。

已出版的《抱云堂吟草》第一辑、第二辑共收录言先生近年来自作诗词241首。纵观这些诗词，有抒写家国情怀和时代精神的，有抒发人生志向和文化理想的，有记录社会重大事件的，有记述亲朋、师友和同道交往的，有描绘祖国大好河山的，或抒情、或言志、或写景、或咏物、或叙事、或说理，各有所寄，令人各有所得。显然，言先生书写这些自作诗词在当下书法创作中更有现实意义，以诗词、书法记录时代、关爱时代，已超越这个时代大多数书法家。他以自作诗词作为文本内容进行书法创作，是在积极响应“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号召，也是他在践行中国书法审美品格要具备笔墨性、诗性和时代性的“三性合一”美学理念。近十余年来，言先生遵循“文章合为时而著”的原则，经常以时代重大事件或具有代表性的时代切面进行诗词创作，并作为文本内容进行巨幅长卷书写。如：

2020年，言先生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进入关键之时创作《满江红·白衣天使出征》一词并书写成大草长卷，捐赠给江苏省人民医院，作永久性纪念。以词赋和书法的艺术形式为时代抒怀，记录这场抗疫战斗，可谓“大书特书”。此作一经传布后，收到全国各地诗词学家及爱好者的唱和词作三百余首，后结集出版。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张玉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原院长姚喜双等分别以此词为蓝本进行配乐朗诵并广泛传布。

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言先生“以艺术铭记历史、以创作传承精神”的使命担当，自作词并创作《浪淘沙・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草书长卷。其词既延续了古典诗词的雅正传统，又融入了时代精神的厚重感；其书凸显篆籀笔法的清拙厚大、淳朴高古，浑然天成。或以史入词的文本内容，或形质具妙的笔墨语言，皆彰显出抗战精神的内涵。以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与文化传统，完成了一次历史记忆与艺术表达的深度融合。

2026年，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溱潼会船节”举办之时，言先生创作了《水调歌头·溱潼会船节》一词并书写成隶书长卷捐赠给江苏泰州姜堰区人民政府，永久存放于姜堰美术馆。作品以精湛的造诣、生动的意象，浓缩升华了会船节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古老的会船驶进现代人的审美视野，让水乡的民谣与文人雅词产生了深刻的共鸣。

书家本色是诗人，强调在书法之外另有一个崇高而广阔的素养、情怀和境界，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识和宽广的视野，更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非凡的感受力。言先生以诗人的赤诚与浪漫、书家的儒雅与风骨，创作出有着深邃思想、悲悯情怀和人文担当的诗词，并以长卷的形式书写出来，旨在以笔墨记录社会变迁、书写时代精神。通过“诗性的回归，书道的穿越”实现了诗（词）书在同一个艺术空间的和谐共生，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成为“笔墨当随时代”语境下现代形态艺术的代表性样式，为当代诗（词）书合璧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典范。

余论

《抱云堂吟草》（第二辑）是言先生艺术人生的生动记录，更是当下大数据时代中人文精神的真实资料，为后人解读这个时代提供了珍贵的文本依据，用言先生的话说：“我们今天的创造是让百年后的人们发现这个时代的经典。”因此，《抱云堂吟草》（第二辑）的价值已超越诗词本身。

（作者彭庆阳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