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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读者表示,喜欢看我写的文章,因为能够通过这些文章,看到真实的行政执法,而非是各种被粉饰过的内容。
既然大家喜欢,今天再跟各位分享一起真实的行政诉讼案件,看看被告分局在证据上又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法院对此是如何认定的。
1.案件背景
原告因治安违法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
提起行政诉讼后,我们在被告提交的证据中发现,两份笔录的制作时间竟然出现了重合。
第二份询问笔录的制作时间为:
2025年X月7日21:49—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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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询问笔录⬆️
处罚告知笔录的完成时间为:
2025年X月7日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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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告知笔录⬆️
先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两份笔录的性质。
询问笔录,是公安机关调查案件事实、收集违法证据的重要材料。
处罚告知笔录,则是在案件调查终结、履行相应审核程序后,公安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前,向当事人告知拟处罚内容及相关权利的程序性文书。
简单来说,正常的程序顺序应当是先完成调查取证,再履行处罚告知程序。
但本案中,根据被告自己提交的证据,在第二份询问笔录尚未制作完毕、案件调查尚未结束时,被告分局就已经履行完行政处罚告知。
这意味着,案件调查与处罚告知程序出现了明显的时间倒置。
在律师看来,这绝不是简单的文书时间记录错误,而是直接影响了原告陈述与申辩的实体权利。
也就是违法事实的调查尚未结束,被告分局就已经知道行为人要受到拘留的处罚了,那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该如何做到呢?
2.被告补正
面对这一问题,被告分局是如何处理的呢?
在证据材料的最后,办案派出所额外提供了一份《工作记录》,专门解释为什么两份笔录的制作时间会出现重合。
派出所的解释是:实际上,是在完成第二次询问笔录后,才制作处罚告知笔录的,只不过,询问笔录制作完成后,并未立即暂停记录,因此才导致两份笔录的时间出现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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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工作记录⬆️
对此,我们当然不予认可。
这份《工作记录》是由派出所自行制作,用来解释其自身执法行为是否存在程序问题,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执法行为作出解释。
虽然行政诉讼中,对于被告作出的合理解释,法律确实留有一定空间,但问题是:什么样的解释才算合理解释?
仅凭办案机关自己写下几行文字,就能够推翻其此前提交的两份证据所反映出的时间矛盾吗?
3.律师应对
其实,公安机关通过《情况说明》《工作记录》等材料,对原有证据进行解释、补充的情况,并不只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在刑事诉讼中同样十分常见。
大家可以自行检索相关关键词。
很多律师对这类情况可谓深有体会:原本证据存在程序瑕疵,办案机关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似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公安机关可以出具《工作记录》解释案件事实,那么,作为原告的公民,是不是也可以?
于是,我们同样让原告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对三件事情作出陈述:
被告执法过程中,是否对其使用了手铐;被告是否向其送达《证据保全决定书》及证据清单;被告是否向其送达鉴定意见复印件。
同样是针对案件事实作出的单方陈述,同样是由案件当事人自行形成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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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书面陈述⬆️
我们来看看法院是如何评价这两份材料的。
4.法院判决
在一审判决中,针对我们对被告《工作记录》的质证意见,法院认为:
“其他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能够证明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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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
而对于原告自己提交的情况说明,法院却认为:
“证据11实际系原告的个人陈述,不属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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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
看到这里,我想很多人都会产生和我一样的疑问:
同样是对案件事实作出的陈述,为什么被告分局自己制作的《工作记录》,就能够被认定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而公民自己提交的陈述,却直接被认定为不属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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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判决⬆️
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差异?法院对此作出不同判断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律师观察
这个案件最值得讨论的,恐怕已经不只是两份笔录的时间重合问题,而是行政诉讼中,政府机关的自我解释究竟应当受到什么样的约束。
有人可能会说,行政诉讼法允许被告对证据作出合理解释,法院采纳也有法律依据。
但我想说的是:法律允许合理解释,不代表任何解释都可以被认定为合理解释。
本案中,分局派出所自己制作的一份《工作记录》,就能够解释两份笔录之间的时间矛盾。
但在我看来,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是什么?
是执法记录仪录像。
就在今天,我们又收到了另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证据。
该案发生于2025年4月,距今已经一年半左右。但被告分局提交的证据中,除了书证之外,还包括2025年4月制作处罚告知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
这至少说明,公安机关的执法过程实际上有客观录像记录,而且相关录像能够保存相当长的时间。
本案发生于2025年9月,按照同类案件的情况,理应存在相应的执法记录。
既然有客观录像,为什么不提供录像,而要用一份办案机关自己制作的《工作记录》来解释?
我们不认可这种做法。
轻飘飘几行字,就想把原本存在的程序疑问解释过去,甚至让公民本应享有的权利因此受到影响,这显然不应成为行政执法中的常态。
最后,我想表达一个观点:
对政府的宽容度,应当低于对公民的宽容度。
公民违法犯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轻则行政处罚,重则刑事追责。
那么,政府机关呢?
政府的权力来自法律授权,执法人员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其执法行为更应当受到严格约束。
公民可以犯错,政府机关当然也可能犯错,但政府犯错,尤其是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执法行为,更不应该轻易被宽容。
法律给予行政机关作出合理解释的机会,是为了在客观事实确有特殊情况时,避免机械地认定程序违法,而不是给行政机关提供一条可以随意解释、事后补正的退路。
合理解释必须有合理的事实基础,而不是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了解释,就当然属于合理解释。
如果任何程序问题,都可以通过办案机关自己制作一份情况说明来解决;如果任何证据矛盾,都可以通过事后解释来消除,那么,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还有什么意义?
政府的执法权力越大,越应当接受严格监督。
对于政府机关,我们不应当给予比普通公民更多的宽容。
也希望一些执法人员和审判人员能够意识到:在工作之外,自己同样是普通公民,也可能成为行政执法的对象。
如果有一天,自己面临同样的违法情节,遭遇同样的执法程序,自己也选择通过诉讼维护权利,那么,是否能够接受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证据认定和裁判说理?
法律不应该因为执法者和普通公民身份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评价标准。
各位读者对本案的证据问题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也欢迎留言分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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