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中国新闻网《长于李嘉诚光环之下的长和系“太子”李泽钜》、央视网《李泽楷:雄心勃勃》、央广网《李嘉诚首谈财产分配:长子李泽钜接管长和系》、财新网《盈动:高科技+财技+精英》、《证券时报》《电讯盈科:跌宕起伏的资本运作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张子强案判决书、光明网《世纪贼王覆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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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0日,香港中环,长江集团中心。
电梯门开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
九十岁的李嘉诚走得很慢,西装笔挺,背挺得也直。
这一天,是他卸任前主持的末一场股东大会,长江和记实业与长江实业一起。
会场里的灯很亮,记者的相机举得很高,快门声像下雨。
有人问他,舍得吗。
老人笑了笑,抬手指了指身边的长子。
“他做得比我好。”
这句话很短,短得像一句客套。
可台下的人都知道,为了这一句话,李家等了整整三十三年。
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叫李泽钜。
西装、眼镜、寸头,表情平静得像一块打磨过的石头。
他从1985年进入长江实业,到这一天接过主席的位置,走了三十三年。
而就在同一座城市里,另一栋写字楼中,还有一个人也在看这则新闻。
那是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
他没有坐在父亲的位置上,也没有站到哥哥的身后。
他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电讯盈科,自己的保险公司,自己的棋盘。
同一个父亲,同一个姓氏,同一座城市。
两个儿子走出来的路,却像是两本完全不同的账本。
一本记的是怎么守,一本记的是怎么赌。
坊间常说,李泽钜是“守业的太子”,李泽楷是“冒险的小超人”。
这话听着像标签,标签底下却压着三条真实的线索。
1986年那笔赫斯基能源的收购,1993年那场游艇上的谈判,2000年那场只用了十八天的并购。
三件事,三个年份,把一个家族的命运劈成了两半。
一半留在中环,一半驶向公海。
要说清这两兄弟,得从父亲给他们的两套“养法”说起。
同一个父亲,给一个儿子的是位置,给另一个儿子的是本钱。
位置教人守规矩,本钱教人闯江湖。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先交代一句,这里说的“李家”,是香港李嘉诚的家。
不是古代的门阀世家,也不是戏台上的传奇,是三个活生生的人,在三十多年里做下的一连串选择。
他们的选择里有运气,有算计,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看懂了这些,再回头去看今天很多家族企业头疼的接班难题,会清楚不少。
不打鸡血,也不下判决,只把三个人走过的路,一段一段摆出来。
摆完了,各人心里自有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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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一个父亲,两套养法
李泽钜生于1964年,李泽楷生于1966年。
两个人相差不到两岁,小时候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穿一样的校服,叫同一个人爸爸。
那栋房子的主人,是1928年出生在广东潮州的李嘉诚。
1940年,十二岁的李嘉诚跟着家人逃难到香港。
父亲早逝,他十四岁辍学,在钟表店当学徒,在塑胶厂做推销员。
1950年,他借了五万港元,在香港筲箕湾租下一间破厂房,办起长江塑胶厂。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
1979年,他收购和记黄埔,成了第一个拿下英资洋行的华人。
这段苦日子,在他身上留下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对钱的敏感,一分钱也要问它能不能生出第二分钱。
另一样是对风险的敬畏,他见过太多人一夜暴富,又在一夜之间清零。
他后来的生意,几乎都围着这两样东西转。
赚得慢,可赚得久。
这副脾气,后来原封不动地传给了大儿子。
做生意的人都爱讲格局,格局的底子其实是吃过多少苦。
没饿过肚子的人,很难明白“稳”字为什么值钱。
这段履历,香港人讲了几十年,讲到每个字都能背。
可很少有人注意,李嘉诚发达之后,对两个儿子的安排,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李泽钜是被当成“接班人”养的。
他念书念得规矩,斯坦福大学读完土木工程,回港就进了长江实业。
1985年,他二十一岁,从基层项目做起,跟着父亲开会、看地、算账。
会议室里,父亲谈一单生意,他坐在末席,不说话,只记数字。
散会之后,父亲会问他一句:这单生意,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这句话问了很多年。
李泽钜后来做事,先想的从来不是能赚多少,而是会亏多少。
这不是天生的性格,这是被一句一句问出来的习惯。
李泽楷是另一种养法。
他小时候性子跳,不爱坐会议室,喜欢拆机器、看电路。
中学还没念完,他就被送去美国。
在斯坦福,他读的是计算机工程,跟哥哥的土木工程隔了整整一座校园。
一个学的是怎么把东西盖起来,一个学的是怎么把东西连起来。
盖起来的东西怕塌,连起来的东西怕断。
这两种怕,后来成了两个人一辈子的心结。
1990年,他大学毕业回港。
父亲的意思很明白,回长江实业,跟着哥哥一起做。
他没答应。
他跟父亲要了一笔钱,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说要自己做电视。
那年他二十四岁。
一亿多美元,在1990年的香港,能买下半个中环的写字楼。
父亲给了。
这笔钱给得很有讲究。
它不是股份,不是职位,是一笔可以由他自己支配的本钱。
亏了,亏的是这笔钱,牵连不到长和系的账。
赚了,赚的是他自己的本事,也不用并进家族的报表。
这等于父亲给他划了一块试验田,田埂修得很高,水漫不出来。
外人只看见偏爱,没看见那道堤。
做父亲的心里有一本账,哪个儿子适合守,哪个儿子适合闯,他比谁都清楚。
这本账不写在纸上,写在每一次给钱、给位、给机会的分寸里。
不光给钱,还替他打通了牌照、卫星、频率这些关卡。
给长子的是一张办公桌,给次子的是一张支票。
办公桌教人守规矩,支票教人担风险。
一位跟李家打过多年交道的香港老记者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
他说,李嘉诚对两个儿子的期待,从来不是“都成才”,而是“各走各路”。
这话传到外面,被当成家族传奇的注脚。
放到生意场上,它其实是一套很冷静的分工。
家族企业最怕什么。
最怕两个儿子都盯着同一把椅子。
椅子只有一把,盯着的人有两个,家里就要出事。
李嘉诚的做法,是让一个人坐椅子,让另一个人去造自己的椅子。
这么一来,家里没有争位,外面多了一个战场。
两条路的分岔,不在某一张饭桌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埋下了。
一个从小被教怎么把东西守住,一个从小被教怎么把东西卖出去。
守的人学的是边界,卖的人学的是价格。
这两套学问,长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脑子里。
往后几十年,他们看同一份报表,看到的是两种东西。
一个看的是最坏能坏到哪儿,一个看的是最好能好到哪儿。
听着很体面。
可这套安排真正的代价,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显出来。
1996年,它先以一场绑架的形式,落到了长子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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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子的成人礼:赫斯基,和那场绑架
李泽钜真正被父亲“放出去”,是在1986年。
那一年,李嘉诚通过和记黄埔,拿出三十二亿港元,买下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二的股权。
这是一笔在当年被不少人摇头的买卖。
国际油价低迷,赫斯基连年亏损,加拿大的石油业正处在冬天。
花三十二亿去买一家亏钱的石油公司,图什么。
图的是地底下的东西。
油价的周期会转,地下的储量不会跑。
道理谁都懂,敢在冬天出手的人不多。
这笔交易还有一个技术门槛。
加拿大的能源资产,对外资有限制,李家需要一个能站到台前的本地身份。
二十二岁的李泽钜,就这样被推到了台前。
他办了加拿大身份,常驻那边,一间一间地谈,一条一条地抠条款。
谈判桌上,对面坐的是一群四五十岁的石油老手。
他话不多,问到数字就问到底,问到储量就要看报告。
有媒体后来回忆,那段时间的他,像个刚毕业的会计师,不像个来收购的少爷。
赫斯基这单生意,回报来得很慢。
油价的冬天又拖了好几年,账面上的亏损还得继续往里填。
那几年他学到的,不是怎么赚快钱,是怎么等。
等到油价回头,等到现金流转正,等到这笔资产从包袱变成底牌。
这种耐心,跟他后来管港口、管电网、管公路的耐心,是同一副心肠。
先苦十年,再年年收钱。
这套算法很笨,笨到很多人不愿意学。
可企业活得久,靠的偏偏就是这种笨。
这笔生意做成了。
赫斯基后来成了长和系在海外的一台印钞机,油价回升的那些年,它贡献的现金流,比很多香港本地项目都稳。
这一单,让李泽钜在家族里站稳了脚。
也让父亲确认了一件事:这个儿子,能扛事。
能扛事的人,往往也能忍事。
1996年5月的一个傍晚,李泽钜下班回家。
车开到半路,被几辆车前后夹住。
下来的人手里有枪。
他被拖下车,蒙上眼睛,捆起来,塞进另一辆车。
绑他的人,叫张子强。
这个名字,九十年代的香港没人不知道。
他劫过押款车,抢过金铺,胆子大到手上有枪就敢跟整个香港警察系统叫板。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香港首富的儿子。
张子强开出的价码,是二十亿。
据后来的报道,他甚至亲自上门,身上绑着东西,坐在李嘉诚对面谈。
李嘉诚没有报警。
他很清楚,这种事情一旦惊动警方,儿子的命就悬了。
他答应筹钱,只求人平安。
钱可以再赚,人不能出事。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
说的时候很容易,做的时候要拿十亿现金去换。
那一夜,李家动用的不只是钱,还有几十年攒下来的关系和人脉。
这些东西平时看不见,关键时刻能救命。
最终的赎金,是十亿三千八百万港元。
现金,一车一车地装,按对方指定的地点交出去。
人放回来了。
据当年香港媒体记者的回忆,李泽钜回家之后,第二天就出现在了办公室。
西装换了,脸色还没换回来,人已经坐进了会议室。
没有人敢问他那一夜是怎么过的。
他自己也从来不提。
1998年,张子强在内地落网,同年被判处死刑。
案子结了,李家人没有对外说过一句话。
有些东西是结不了的。
比如一个人在黑暗里待过的那几十个小时。
他把太太和四个孩子挡在新闻之外,这不是冷漠。
这是一个丈夫和父亲最本能的做法。
外界只看到他的沉默,看不到沉默底下压着什么。
很多年后,他做决策时的那份谨慎,还是从那一夜里长出来的。
从那以后,这个人的照片越来越少,采访几乎没有,太太和四个孩子的信息被牢牢挡住。
外界说他低调。
低调这两个字,太轻了。
一个被绑过的人,对“风险”这两个字的理解,跟坐在空调房里看报表的人,完全不是一个物种。
他不是胆小。
他是亲眼见过,什么叫不可逆。
钱亏了可以再赚,项目砸了可以再做,人被绑走的那一夜,没有任何一招能补救。
这种记忆,会渗进一个人的每一次决策里。
后来他管着几千亿的资产,签字之前问的第一句话,还是那句老话。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而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头,他的弟弟正在做一件完全拧着来的事。
那位弟弟的字典里,最坏的结果,往往被写成一笔“值得试一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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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子的第一桶金:把电视台当期货卖掉
1991年5月,香港,卫星电视开播。
那一年,李泽楷二十五岁。
办公室是租的,团队是自己拉的,信号打上卫星,覆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年时间,观众涨到两亿两千万。
卫视做的是泛亚洲的生意。
新闻、娱乐、财经,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往外送。
卫星转发器按年租,节目按小时烧,团队按国家铺。
这门生意在赚钱之前,先得把钱大把大把地扔进去。
它拼的不是创意,是谁的资本更厚,谁更能熬。
李泽楷手里正好有一笔厚资本,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姓氏。
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让他在亚洲的媒体圈里,起步就比别人快三步。
快三步是好事,也是麻烦。
在九十年代初的亚洲,这是一件很新的事。
那时候的电视,还是天线和有线缆的世界。
一个年轻人,直接把节目打到了天上。
外人看到的是风光。
真正的看点在1993年7月23日。
那天地中海的阳光很烈,游艇停在海上,李泽楷与默多克面对面坐了两个小时。
对面是干了半辈子传媒的老手,手里握着报纸、电视台、电影公司。
这一边是个二十七岁的香港年轻人,手里的资产才刚跑顺。
两个小时之后,交易敲定。
九亿五千万美元,卫视卖给默多克的新闻集团。
李家最初投进去的钱,是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一进一出,赚了七倍多。
这笔钱,香港媒体后来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超人的第一桶金”。
这件事被人反复讲,不在赚了多少,而在卖的时间点。
1993年,亚洲的卫星电视还在往上走。
再养几年,用户还能翻,估值还能涨。
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卖了。
为什么。
他压根没把卫视当成“事业”,他把它当成一可以定价的资产。
资产和事业,区别就在一个字:卖。
事业是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卖。
资产是栏里的牲口,价到了就出手。
他把卫视养肥,等的就是一个肯出高价的买家。
默多克来了,价到了,他就卖了。
这笔交易干净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会买的人多,会卖的人少。
他后来所有的本事,都是从这个“卖”字上长出来的。
资产的任务,是在价格最好的时候换成筹码。
这就是他和哥哥最根本的差别。
李泽钜想的是,这东西三十年后还在不在,还在不在我手里。
李泽楷想的是,这东西今天值多少钱,明天能不能卖得更贵。
一个是农民,看的是地力。
一个是猎人,看的是行情。
谁都没错。
两块地,长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拿着这九亿多美元,他没有存起来,也没有去买楼。
1994年,他成立盈科拓展集团,自己搭台子。
1999年,他拿到香港数码港的独家开发权。
这块地的事,当年在香港闹得很大,政府批地、企业开发,舆论骂声不少。
他把这块地装进一家公司,再借“得信佳”的壳上市,取名盈科数码动力。
上市当天,股价像被点了火。
几个月之间,这家公司的市值冲到两千亿港元上下。
数码港那块地,当年在香港吵得很凶。
政府批地,企业开发,舆论骂它官商勾结,立法会里也吵过好几轮。
他不太回应,埋头把项目往前推。
他擅长把政策、概念、资本这三样东西,拧成一股绳。
这股绳在牛市里是滑轮,能把市值吊上天。
到了熊市,它就是绞索。
同一件工具,两种用法,全看风往哪边吹。
风什么时候转向,没有人告诉他。
那时候的香港,人人都在谈互联网,谈新经济,谈“眼球值多少钱”。
茶餐厅里,出租车里,办公室里,人人都在讲股票。
有人辞了工作去炒科技股,有人把房子抵押了去买基金。
整座城市像被灌了酒。
在这种气氛里,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几乎是无敌的。
一个还没把业务跑通的公司,凭一个概念、一块地、一个人的名字,就能值两千亿。
李泽楷最厉害的本事,是把“未来”讲成一个当下就能标价的东西。
投资人买的不是现在的利润,买的是他嘴里的那个明天。
这套玩法,在潮水上涨的时候,就是点金术。
问题在于,潮水总有退的时候。
免费的部分讲到这里,两个人已经站到了各自的位置上。
一个在长江集团中心,管着一叠又一叠的现金流。
一个在中环另一头,手里攥着一家市值两千亿、利润还没跟上来的公司。
两条路一直平行着走,井水不犯河水。
到了2000年2月,们撞上了同一件事。
那件事,把李泽楷推到了他一生的最高点。
也把他推到了悬崖边上。
2000年2月,香港的空气中全是钱的味道。
那一个月,新加坡电信正在谈一件事,收购香港电讯。
香港电讯是香港本地电话、宽带、固网的老大,英国大东电报局手里的老牌资产。
买下它,等于买下香港的通讯命脉。
谈判一直在推进。
半路,杀出一个人。
李泽楷公开表示,盈科数码动力也要买。
一家靠概念撑起两千亿市值的公司,要去买一家百年老店的香港电讯,钱从哪来。
借。
他找到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牵头,组了一个一百二十亿美元的银团贷款。
其中九十亿美元是一年期,利息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高出一截,管理费和手续费另算。
这是一笔真正意义上的“过桥贷款”。
桥的这一头是盈动,桥的那一头是香港电讯,桥底下是悬崖。
十八天。
从正式出手到击败新加坡电信,只用十八天。
2000年2月底,大东电报局选了李泽楷。
亚洲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并购,落在一个三十三岁的香港人手里。
第二天,全港报纸的头版都是他。
“小超人”这三个字,从此不再是一个外号,成了一个符号。
那几天,他的身家被媒体算到天上,说是逼近他的父亲。
一个儿子,用了十年,把自己做到了跟父亲并肩的位置。
故事讲到这儿,像是一个完美的励志结局。
可生意场上的账,从来不在成交那天结清。
那一百二十亿美元的贷款,要还本,要付息,一年为期。
买回来的香港电讯,每年能挣的钱,是固定的、缓慢的、可预测的。
花的是借来的快钱,买的是一个慢生意。
这中间的缺口,得靠一个东西补。
那个东西叫股价。
只要股价在高位,缺口就能用增发、用换股、用资本运作填上。
股价一旦掉下来,缺口就变成了一道裂缝。
他买下的不是一家公司,是一张必须靠上涨来兑现的欠条。
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签完字之后的第十天,纳斯达克指数摸到了它历史上最高的一根线。
那根线之后,是整整两年的下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