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底的灯
——读王永威《文脉印记》
我初识王永威,是在几年前。我奉报社领导之命,前往博物馆采访身为馆长的他。他刚好招待客人,正在谈事。我在他办公室外面,一边溜达,一边欣赏墙上的书法美术作品。不知不觉等了半个多小时,我实在等不住了(还有其他采访在排队),便去敲他的门,等于是强行帮他“撵客”。他的客人也不生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当是开州一位很有名气的儒商),微笑着让我插队。采访结束,他送了我一堆书。这都是他的个人著作。我一出门,就想到四个字:“著作等身。”
都在开州这座小城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此后,我在各种场合见到王永威,他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平时话不多,沉默寡言,但一提到开州的文化,他眼睛就亮了,变得滔滔不绝起来。韦处厚、李宗羲、陈昆、吴朗西,这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在他嘴里连珠炮一般蹦出来,如数家珍。我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开州人,有些名字我甚至是第一次听见。孤陋寡闻之至,让我在他面前多少有些惭愧。怎么办?那就多跟他见见面,多请教学习,总是会有所收获的。
我想,有文化的人,总是喜欢悄咪咪地干大事。这不,就在几个月前一次见面时,他无意中透露,已经完成了一部写开州人文的书稿,正在出版社审读,即将付印。我大吃一惊。在这个作家出书比男人生孩子还难的时代,他居然又出书了!而且不是自费出书!我心里多少有点羡慕嫉妒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小小的期待。他出书了后,总得送我一本签名本吧?
秋天进入尾声的一天夜里,总算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王永威的新书《文脉印记》正式出版了。坏消息是,他发给我的是PDF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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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印记》
实事求是地说(王永威口头禅),这段时间真有点小忙。这周终于有点时间,有空来拜读这部《文脉印记》。翻开目录,全书分为三辑,即“文脉”“印记”“风华”,44篇文章,从汉丰置县写到红岩英烈,从盛山十二景写到龙珠茶的炒制手艺。我心想,好家伙,这是把整个开州的历史和现状翻了个底朝天。
人们常说:“一步一个脚印。”王永威这部书真是走出来的。字面意思上的“走”。
书里到处是脚底板磨出来的痕迹。《赖氏家规碑》那篇,他跟着文物普查队的小龙去竹溪镇,看小龙拿手电筒贴着石碑底座往上推光,光束扫过“道光二十七年”几个字,笔画凹槽里浮起细密的青苔绒毛。旁边一个“五保户”老人蹲着吃南瓜饭,听完碑文说:“随分自尽?就是各人尽各人的心嘛。”又说儿子在广东打工,村里搞了个App,回来一趟攒积分换米换油,儿子问“折腾这些干啥”。王永威没借这个场景去升华什么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他就让老人把话说完,低头继续扒饭。你读了什么滋味,你品,你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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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印记》
开州这地方,汉丰湖底下沉着老城,岸上立着新城,中间隔着一层水,也隔着一层记忆。王永威写湖边的老人划船到湖心洒酒,说“城在水下,祖宗在水下,树也在水下”。那杯酒洒下去,酒花在湖面上开了一下就散了,像一盏灯被水吞掉之前最后亮的那一瞬。他还写移民搬迁时有人把老屋门环卸下来揣在怀里,后来挂在新房防盗门上,“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门环也是灯,一盏照着旧家的灯,挂在陌生的门上,亮还是亮的,只是照不着原来的地方了。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老觉得王永威干的事,说穿了就是往湖底扔灯。那些沉在水下的城、那些被忘掉的人、那些磨平了的碑文,本来都黑着,他一个一个摸过去,给每样东西点一盏小灯。灯不大,光也不强,但亮着和黑着,到底不一样。
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写湘西。沈从文也没靠什么宏大史料,他是在沅水边上来回走、在吊脚楼下听人说话,把水手、军官、货郎的日常一点点收进眼睛,才有了《边城》里那座茶峒和那条渡船。茶峒是个小地方,可因为有人蹲下来看过、听过、记过,它就成了中国文学地图上绕不过去的坐标。王永威蹲在麻柳乡的崖壁前辨认道光年间的捐资名录,蹲在汉丰寨的石阶上看一洼积水里倒映的云,蹲在龙珠村的茶地里等老茶农把手掌悬在叶面上方一寸判断露水够不够。这跟沈从文在沅水边上的姿势,其实是一个姿势。都是在给沉下去的东西点灯。
第三辑“风华”里几十号人物,从唐代柳公绰、韦处厚,到清代李宗羲、陈昆,再到近代王润波、吴朗西,跨度一千多年。我很清楚,写历史人物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贴标签(鄙人也有这毛病)。清官一身正气,遗老冥顽不化,烈士义无反顾。王永威不这么干。他写柳公绰,不光写“立诛之,寇亦引退”的威风,也写他在盛山石室里用竹露磨墨,写他妻子韩氏给儿子做熊胆丸,儿子苦得眼泪往上涌却“从不吐出,只是更用力地攥紧笔杆”。白天在城头杀人立威,夜里在山中磨墨读书,家里还有个逼孩子吃苦药丸的媳妇。一个“铁面刺史”就这么有了烟火气。那碗熊胆丸的苦味,像一盏灯,照着柳家父子后来的路,也照着开州人骨子里那股“吃得苦”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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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印记》
他写谢临春,开州最后一位进士,辛亥革命后自号“采薇僧”,拒绝在民国做官。王永威没急着褒或贬,老老实实写这个人的拧巴:骂着民国,吃着民国的米;身在空门,放不下尘世的执念。临终前他让弟子把窗户都打开,风吹进来翻动诗稿,他手指在床沿敲着“三长两短”,竟像当年传胪大典的鼓点。这个细节让人心里咯噔一下。你可以不认同这个人的选择,但你没法不承认,王永威把他写活了。谢临春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拧巴,死了倒干净了,可王永威偏要把他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吹一吹灰,让他再亮一下。
这种写法,让我想到余秋雨当年在《文化苦旅》里干的事:把历史散文从书斋里拽出来,让写作者走到现场,用自己的脚量,用自己的体温去暖那些石头和木头。余秋雨写的是大地方、大人物,王永威写的是小城、小人物,但底子里的规矩是一样的:写作者得“在场”。余秋雨让读者记住了敦煌和王维,王永威至少能让读者记住开州有个韦处厚,在盛山写过十二首诗,韩愈读了都想“弃百事往而与之游”。都是摸到黑处,点一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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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今开州区)老城全景
历史写作的爱好者写作时,总爱面面俱到。王永威很懂得“留白”。写南雅大佛,特殊时期有人把炸药绑在佛颈上引爆,佛首炸开一道裂痕。然后呢?然后他写:“农民照常在佛脚底下种红薯,小孩照常爬上去掏鸟窝。”“有农民犁地时挖出几片金箔,洗干净后贴在灶王爷像上,他们以为那只是一般的金纸。”就这些,没了。他不拍桌子,不写“令人痛心疾首”。但读到这儿,心里自然有东西堵着。大佛裂了,可佛脚下的日子还亮着,红薯照长,灶王爷照贴,这也是一盏灯,寻常日子的灯,风吹不灭的那种。
王永威不爱讲什么“文化使命”“文脉传承”之类的大词。他聊的都是具体的:哪块碑上的字快磨平了,哪个寨子的老人还记得民国时候的事,哪座桥的桥墩上还留着纤绳磨出来的槽。他写书大概也是这样,一篇一篇地写,一块碑一块碑地看,一个人一个人地访。三年下来,攒成了这本五百多页的东西。
书的后记里,他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这本书是给这片土地的一个交代:欠那些无声遗迹一次倾听,欠那些远去先贤一次回望,欠这片土地上千年不绝的文脉一次郑重其事的梳理。又说:“这是我的来处,是我血脉里抹不去的印记。”这两句话搁一块儿看,意思就清楚了:他不是替别人写,是替自己写;不是完成什么任务,是把心里搁了多年的一件事给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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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新城
开州新城确实漂亮大气,汉丰湖的夜景确实好看。灯一亮,水面上金灿灿的。但王永威想让人看的不是那些灯。他想让人看的是湖底下的灯。是水底下那座城里亮过的灯,是城里面那些人点过的灯,是灯照着的那些快被忘干净的名字。那些灯在水底下亮着,岸上的人看不见。可有人看见了,还一盏一盏记下来。于是,就有了这部沉甸甸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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