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赢到厌倦，然后呢？

题图 ：《Happyend》

10月29日，北京发布《北京市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应用（2026年）蓝皮书》及典型应用场景清单。

作业管理、智能答疑、语言学习、智能教研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进入基础教育的典型场景；多角色教育智能体协同教研、AI赋能跨学科探究则被列入先导实验场景。与此同时，人机协同边界模糊、教学场景适配不足也被列为现实挑战。

AI正在改变学习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先后关系。

认识丁海斌是从他的画和他的学生开始的。1980年出生的他，爱穿海魂衫，身上有一种古早而久违的艺术青年气息。面对AI，他说：“不要关心技术，去关注每一个当下。”

这句话让我心生几分好奇。原以为这将是一场关于艺术教育的对话，我们或许会谈审美、创造力，谈绘画如何帮助孩子表达自己。随着交谈深入，我发现，丁海斌关心的事情比艺术教育更宽阔。一方面，他是一个教育经营者，他必须招生、转化、教学，必须在市场中活下来；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抵抗教育被简化为一场结果交换。他既在这个系统里谋生，又在这个系统内部质疑它。

一幅画可以在孩子动笔之前生成，一道题的解法可以在孩子思考之前出现。但得到一幅画，不等于经历了观察、选择和表达；知道一道题的答案，也不等于形成了见解。结果并不能替代抵达结果的过程。那些缓慢、笨拙、没有明确产出的经历，恰恰是一个人获得能力、形成判断、认识世界的过程。

丁海斌带着孩子走进荒野，去看那些不在课本里、也不由人安排的飞鸟。

• 二茶”是芥末堆的一个对话栏目。名字来自二窨茶，讲究慢一点，不急着出味。更多时候，是两个人坐下来，把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慢慢讲出来。

一、我们在教什么

左希：我看到你从2006年起追问一个问题：孩子学习画画，最终是为了什么？你说，当时问过一些教了二十多年的美术老师和专家，他们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丁海斌：是。我就追问这个问题。一个孩子为什么要学艺术？学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学到30岁、50岁、80岁，他从艺术里面要获得什么？如果他当不了艺术家，他学艺术干什么？有什么用？

左希：这其实是在追问教育的目的。我们习惯于把教育理解成一种有明确终点的训练，或者一项能带来可见回报的投资。

丁海斌：艺术是一个载体，一个入口。人的敏感性，人的觉醒，不一定非要通过艺术。你可能在磨剑，磨着磨着也能悟到这个东西；做数学做到一定高度，最后在一个维度上，是一致的。知，让我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但同时也会形成思维的惯性，失去其他的想象和可能性。艺术是通过已知通往心灵的无限自由。心灵的自由是知的跨越，是带着探索和实验看待一切。

左希：知识和技巧不是不重要，而是不能成为终点。你曾经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给你的启蒙是两个字：感受。

丁海斌：对。他要我从感受出发。老师要我把感受给画出来，回到真实的感受上来。后来，我沿着这条路，找到了方法。我的一个朋友说，“你看上去挺柔软的，很像面条，但是又很筋道”。他这个表达就很具有感受性。

左希：通常我们理解学习，会先想到知识、方法和训练，感受容易被放在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但在你的经历里，顺序恰好相反：不是先掌握技术，才有表达；而是从感受出发，慢慢找到方法。这让我想起了你对于学校教育的一些批评。你说，现在学校里的教育大纲非常明确、非常完美，却解决不了最基本的问题：“我敢画，我爱画”。

丁海斌：对。现在学校里面的教育，大纲非常明确，一点Bug都找不到，偏偏它是徒劳的。我敢画，我爱画，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所有的就都是“我为了你好，你多穿点”“我为了你好，你多吃点”。学生依然不喜欢。

左希：我理解你说的“敢”和“爱”，指向的是一种更基础的东西：孩子有没有可能从感受出发，愿不愿意主动接近一件事情，能不能在没有标准答案时，相信自己可以尝试。

丁海斌：我一个学生今年来看我，她十七年前跟我学画画。她说感谢我，说她之所以还可以真实地做自己，是受了我的影响。她毕业以后当了小学老师，但工作一年后辞职了。她说，我身上那种真实的状态影响了她，她也要以忠于自我的态度来生活。她学的是中文，但艺术并没有离开，她喜欢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从这一点来讲，艺术带给一个人的改变，并不是说要这个人变成一个从事艺术的人，而是影响一些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左希：我有时觉得，我们并没有真的看见一种新的教育诞生。我们只是让旧有的教育体系，接近拥有了近乎无限的算力。今天的教育有一套精密的调度系统，学习的目标、时间、水平都可以被分析和安排。海德格尔讨论过一种现代技术的观看方式，叫“座架”。它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机器或技术，而是指现代技术带来的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事物逐渐以可计算、可调用、可支配的形式呈现出来。当这种观看方式进入教育，我们会不会也习惯于把孩子理解成一组可以测量的数据、一条可以规划的成长路径？人们似乎愿意相信，凡是能被提前规划的，都可以被提前完成。

二、教育者的边界

左希：一旦做教育培训，会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你认为怎样的教育是好的，但家长未必这样认为。你怎么应对这种分歧？

丁海斌：在教育选择上，我无法指导一个人去选择某一种教育体系。每个人的家庭环境，父母性格、工作、认知都是不同的，每个人只能自己选择。

左希：这句话背后有一种克制。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家庭的选择当然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教育需要，真的完全来自家庭自身吗？伊里奇在《去学校化社会》中讨论过一个问题，制度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建立的，学校、课程、考试、评价，都有它们产生的现实理由，但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反过来定义人的需要，并让人依赖于制度提供的服务。

丁海斌：老师被量化以后，老师也来不及去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学生的好处是什么。他已经被量化得焦头烂额地去准备这些东西，所以他同样野蛮地去量化孩子。整个下来以后，能感到社会中人的选择越来越单一化了，不敢做出太大的选择，因为一选择就会脱离那个标准，脱离被规定的标准就更危险。人更实际，更功利了。

左希：你说的这个过程很值得注意。老师先被放进一套评价体系里，也就很容易把同一套标准带到孩子身上。量化不再只是外部的管理方式，成了一种日常的教育习惯。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教育者并不站在制度之外。教育者可能有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服务提供者，需要面对市场、家长和现实经营。你在这些年里，有没有逐渐意识到，自己也身处这套制度之中？你是怎么处理这种关系的？

丁海斌：其实你无法改变一个不想改变的人。我现在会很谨慎和家长的沟通，一个人想改变的时候再给他说，不想改变就不要去说，说多了反而给双方造成很大的创伤和痛苦。有人想学简笔画，你别再阻拦了。再多说简笔画是有害的，说考级对孩子有创伤，对方痛苦我也痛苦。所以我的家长都是筛选过的。一看你不符合我，不要来折磨我，因为他来了以后，会让大家的体验感都差。

左希：这似乎是你这些年发生的一个变化，不再执着于改变别人，而是承认自己有能力的边界，也有意愿的边界。但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者的边界难以简单划定。你既不能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别人，也不能因为别人不理解，就认为自己可以完全退出这场关系。

丁海斌：中国绘画里面有一个说法叫作“计白当黑”。事物本有的黑白不能成为限制。我引导学生不用在乎事物本有的黑白，而是在画面中重新创造一种关系，建立一种新的黑白秩序，也便最大程度地获得了自由。

左希：这已经不只是绘画了。在一个标准越来越密集的环境里，一个人能不能意识到，眼前的规则并不是世界本身？他能不能在理解规则之后，建立自己的秩序？但还有一个问题，当孩子建立了自己的秩序，他会不会又被这套秩序限制？一种曾经帮助他获得自由的方法，会不会在后来变成新的标准？

丁海斌：禅学里面有个典故，叫“因指见月，得月忘指”。我们通过手指，才能发现月亮，但是不能一直盯着手指，月亮才是我们关注的重心。我们需要回到本体上来，那个本体就是法性。

我在拜访艺术家石虎先生的时候，先生谈到，当我们获得一个法门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抛弃这个法门，而不是沿着它往前走，要去寻找新的法门。当我们又获得一个法门的时候，这个法门也要去剖析，我们还要去寻找另外的法门。当我们获得了很多法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已经会七十二变了，那就是所谓的无法了。石涛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当法与主体合一，人就回到了根本的自由。

左希：从“计白当黑”到“得月忘指”，再到“无法而法”，这里面有一种递进：先是重建秩序，然后不把这套秩序当成终点，甚至连自己建立的秩序，也始终可以被审视。教育者可以提供一扇门，可以传授一种方法，却不能替学生规定门外的世界，更不能要求学生永远沿着自己走过的路前进。

三、经验如何形成？

左希：你讲过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小时候，家长不会安排你每天该做什么，你会自己喂蚂蚁、爬墙、扔土块。这些事情看起来没什么目的，也没人告诉你该从中学到什么。

丁海斌：小时候，家长管我的方式就是放我一个人在家里。弄一个蚂蚁观察，找一个馒头喂给它，一会儿找个狗，一会儿爬墙。人在这种过程中学习，这种丰富性是全然打开的。

左希：你举的这些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是先有一套完整方法，再由孩子按照方法完成任务。喂蚂蚁，不知道蚂蚁下一步会做什么；扔土块，也不是先把距离、角度和力度全部计算出来。孩子在行动中得到反馈，再调整下一次行动。

丁海斌：整体是个假象，不要去管它，盯住一个地方看，像走山路一样，认真对待当下你脚下的那块石头，你自然能登上山顶。

左希：很多时候我们太急于知道要去哪里，反而忽略了正在经历什么。斯蒂格勒论证技术与人的关系时说，技术不仅延伸人的能力，也可能在延伸能力的同时，让人丧失对这些能力的掌握。他把这种知识、技艺和生活能力的丧失称为“无产阶级化”。这里的无产阶级化，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变化，也包括人逐渐失去原本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甚至失去亲自参与知识形成的能力。放到今天的AI教育场景里，这个问题就很具体了。

丁海斌：你要是把人程序化了，人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人本来不是一个完全按照秩序运行的东西。用一件乐器制造出来的风暴，不可能同真正的风暴相比。要敢于按自己的方式表达现实，并承担由自己的选择带来的一切后果。

左希：你之前还谈到，今天人的感官正在经历两种相反的变化。一方面，消费场景不断制造刺激，调动人的注意力和情绪；另一方面，在学校、职场和各种流程化的生活里，人又被要求稳定、高效，不偏离既定秩序。

丁海斌：消费场景是运用了感官这种功能，让人有体验感，这是将感官能力运用到了具体生活中的一个表现，来俘虏人。“牛马状态”实际上是失去感官感受。因为它是一个跳跃的、不确定的、情绪化的，不是秩序的，它无法创造生产力。你剥离起伏的情绪，剥离喜怒哀乐，像工具一样严谨高效，但人内心被程序化、被牛马化了以后，人是空壳的。

左希：当一个人习惯于按照程序完成任务，他的感受、判断和经验也可能逐渐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凡是技术能够识别的，越来越容易被当成教育成果；凡是技术难以识别的，则可能逐渐失去资源、时间，甚至失去被认真对待的正当性。教育焦虑催生技术需求，技术将这些需求转化为产品，增强教育的管理和评价能力；而当教育越来越依赖可测量的结果，又会产生对更精确测量、更及时反馈和更有效干预的需求。技术由此不断强化它所回应的那套教育逻辑。

四、把孩子带回世界

左希：前几年，人们热衷于讨论项飙提出的“重建附近”。你做教育的一些实践，也有这样的意味。你没有把教育局限在画室，而是把学生带到具体的生活现场，去认识那些每天经过、却很少注意到的人。

丁海斌：帮我弄房顶、做防水的人，我会请他吃水饺，和他聊天。表面上看是你请一个人吃饭，其实是回到人的感官，离你感官最近的，往往是被忽略的。

左希：你后来也把这种关注带进了教育里。你具体做过什么？

丁海斌：有时候我会关注所在的城市，那些卖菜的人、清洁的人。你去关注时，会超越日常的时间感，比如你平常是7点起床，但有一天你天还没亮就出门，5:50，6:30，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那种体感让人活得更加具体了。你在观望的时候，物也在观你。这种感觉就像从火车轨道上跳下来，停留了一下。人需要这种停留，不然，会麻木，机械地、理所当然地被卷进去。

左希：我们以为熟悉一个地方，有时只是熟悉了自己每天经过的那一小段生活。除了城市，你也经常带孩子去自然里。你做红光小学支教十年，带孩子去田野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怎么理解这种自然教育？

丁海斌：我让孩子多去自然，有家长说“我们不知道去自然里干啥。”我跟家长说，你就带孩子到那里，啥也不干都很好，发呆也很好，孩子在那里自然会找到。

左希：田野不是一间可以被完全控制的教室，自然也不是一份等待孩子完成的作业。教育者不必要求现实必须按照准备好的内容发生。有时候，知道什么时候不必再安排，也是一种教育能力。

丁海斌：我女儿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老师走到讲台上，说要给全班读一篇很差的作文。作文写的是：“小鸭子掉进山洞里了，最后它饿死了。”老师认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小猴子经过时发现了小鸭子，用竹竿把它救了上来。我女儿不理解。她觉得，如果小猴子没有经过呢？经过了但没发现呢？发现了却不敢救呢？甚至老虎来了，把小鸭子吃掉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在她看来，小鸭子饿死并没有什么不合理。

左希：孩子并不是不知道老师期待什么，她只是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却发现这种可能不在标准答案里。真实表达有时候是有代价的。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习惯于猜测别人希望听到什么，再按照那个答案表达自我，他还会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我们希望孩子能走进世界，观察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生活，也应该允许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世界讲出来，那个世界不必总是圆满的，也不必只有一种正确解释。

五、尚未被定义的人

左希：孩子身上总有一些东西是成年人无法预知的。你有两个女儿，她们的性格就很不一样。

丁海斌：我家老大是一个艺术型的，天性保持得很好，会画出很梦幻的画；老二现在上三年级，是个目标非常明确的孩子。天性不是教育能改变掉的。

左希：教育最容易发生的一种误判，就是把差异看成需要纠正的问题。一个孩子不够积极，可能需要被激励；一个孩子没有明确目标，可能需要被规划。可是，成年人眼中的问题，有时恰恰是另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诞生性”。孩子不是成年人生活的延续，也不是某种教育理念的作品。他们有自己的来处，也有成年人尚未知道的去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熟悉这个世界，就认定孩子只能沿着已经存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丁海斌：你不是培养一个和社会对抗的孩子，他一定是个融入的，不管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融入不是随波追流，依然需要独立思考和批判。

左希：融入和顺从是两回事。真正的独立并不意味着离开人群，更不是把自己放在社会的对立面。它可能意味着，一个人既愿意承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又不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

丁海斌：融入这个时代去做事情，而不是规避它，或者把自己藏起来、躲起来。当然你躲起来也是一种选择，是另一种生活方式。

左希： 这里面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地方，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有用”会不会又变成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很容易在反对一种标准之后，又建立起另一种标准。孩子可以有理想，可以有责任感，也可以希望帮助别人，但他不必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来要以什么方式对世界产生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希望他有所作为，就急着替他写好答案。

丁海斌：我经常去黄河边芦苇荡看鸟浪。自然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也不彰显自己。你站在那里，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左希：我小时候，每到下午四点以后，我爸都会陪着我，一直看到晚上六点半以后。我们就躺在半坡上看云彩，云彩的变化特别多。从金黄到漫天霞光，幸运的时候会遇到彩虹色的云。我不知道那时候的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看云，能从中得到什么。也许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只是有人陪着，云在变化，时间慢慢过去。

丁海斌：普通人会从一个表层认识去理解，认为要观察云彩。其实在那个阶段，它不是局限在观察的目的性上，而是在无意之中抵达了物和物的相对。人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万物处于一个平等的关系。云也在看你。这个时候人获得的自主性更强，云和你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