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75年的冬天，进藏的卡车走了三天三夜。
我叫江满秋，那年二十一岁，坐在车厢里，手脚冻得没了知觉，心也是冻的。
调令是秋天下来的，说是组织上统一安排，派一批年轻同志支援西藏建设。我妈当时哭了半宿，我爸一声没吭，只是把家里最厚的那床棉被卷起来塞进我的行李箱。
没有人跟我说，我是去嫁人的。
等我到了驻地，才知道组织上已经给我定好了对象——部队卫生所的军医，姓宋，叫宋怀川，四十二岁，河南人，参军二十年，至今未婚。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卫生所的走廊里。
他个子高，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站在那儿像根电线杆，脸膛子黑红，高原晒的。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就去给病号量血压了。
我站在走廊里，风从门缝钻进来，刮得人脸生疼。
我心里想，这辈子完了。
婚礼是第二年春天办的，连酒席都没摆，战友们拍了拍手，算是见了证。我哭着进了那间宿舍，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进来，把我手边的搪瓷缸倒满了热水，推到我跟前，说："先暖暖手。"
就这一句话。
后来的六年，是我这辈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六年。
高原上日子苦，他把我照顾得极仔细。我头疼，他半夜爬起来给我针灸；我吃不惯藏区的糌粑，他托人从内地捎来挂面。同房的日子我后来都不敢细想，六年里一周十三次，次次让我第二天下不了炕，他照样天不亮起身去查房，军装穿得笔挺，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以为，这就是我往后的日子了。
直到那封电报来。
父亲病危。
是宋怀川亲手把那笔钱备好，把我一路送上了回家的班车。临上车前，他站在车窗外，只说了一句："到了家，记得去一趟银行。"
我点了头，没多想。
等我真的站在那个取款窗口，柜员把一个信封用双手推过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开始压不住了。
01
我这个人，命不好，但也不算太坏，就是一直被人推着走。
江家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江德明在供销社做采购员，母亲李秀珍在棉纺厂上班。家里三个孩子，哥哥江满江最大，我排老二，下头还有个妹妹江满苗。
父亲这个人，要说脾气，三天三夜说不完。
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做采购，见过些世面，说话做事一向是他说了算。家里的事，大到哥哥娶媳妇，小到我妹妹换什么颜色的发卡，他都要插一嘴，插了嘴就得按他说的来。
我妈在他面前从来不敢大声说话。
我从小就知道，这个家，父亲一人定乾坤。
我十八岁那年，街上有个姓周的男知青看上了我，托人来说媒。那男的我也见过，模样端正，在县里的机械厂上班，条件算不错。我当时心里是有几分意思的，低着头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哪知道父亲见了那男的，回头就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上我去找他，他坐在椅子上抽烟，看都没看我一眼。
"那小子家里成分不好，你跟他搅在一起，以后有你苦头吃。"
我说："我自己的事，能不能让我自己说了算？"
他把烟在桌沿磕了磕，抬头看我："你自己？你几岁，你懂什么？"
就这一句话，把我堵了个死。
我哭着回了房间，哭了半夜，第二天起来，该怎样还是怎样。
后来那个周姓男知青返城了，这件事就算翻篇了。
我二十岁那年进了县里的文化馆，做图书管理员，每天坐在书堆里，日子过得不算难，倒也平静。我以为我会在这个小县城嫁个本地人，安安稳稳过日子。
哪知道那张调令来得猝不及防。
那天我正在整理书架，馆长进来，把一张纸搁在我面前，说："满秋，上头点了你的名，支援西藏，下个月出发，做好准备。"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问："去多久？"
馆长没直接回答，只说："是长期的。"
我回到家，把这件事一说，我妈当场就哭了，坐在灶台边抹眼泪，一边哭一边说："好好的，派你去那么远的地方，这不是要人命吗。"
父亲坐在那儿，听完，沉默了一阵，开口说："去。这是好事，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我妈哭着说："德明，你就这么舍得？满秋才多大……"
父亲把茶杯往桌上一搁，声音没高，但硬得很："哭什么哭，国家的事，哪能由着你哭不哭说了算。"
我妈就不哭了，低着头去灶间添火。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睡不着。
我不知道西藏是什么样，不知道去了要做什么，更不知道我要去嫁人。
没有人告诉我。
02
进藏的卡车颠了三天，把我整个人颠散了架。
同车的还有几个年轻姑娘，都是从各省抽调来的，大家挤在车厢里，裹着棉被，谁也不说话，各自靠着车帮打盹。
到了驻地，接待我们的是个中年女同志，姓张，大家都叫她张姐。
张姐把我们领进宿舍安顿好，然后一个个叫去谈话。
轮到我的时候，张姐把门带上，在我对面坐下，先倒了杯热水推过来，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满秋，跟你说个事，你听完别急。"
我握着搪瓷杯，点了头。
张姐说："你这次来，除了工作上的安排，组织上还给你定了个对象，是咱们卫生所的宋医生，宋怀川，四十二岁，参军二十年，人品过硬，就是年纪大了点。"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没拿住。
我说："张姐，这事我不知道，家里也没跟我说过。"
张姐叹了口气，说："是这样的，调令下来之前，你父亲那边是打过招呼的，他同意了的。"
我一下子没说话了。
父亲同意了。
这几个字像块石头压下来，我喘不过气。
张姐看我脸色不对，语气放软了些，说："宋医生这个人，我跟你说实话，驻地上下没有不说他好话的，就是性子冷，不大爱说话，但心里头实，不是那种靠不住的人，你先见见，见了再说。"
我没开口，只是点了头。
见面是第二天上午，在卫生所的走廊里。
我站在那儿，心跳得很快，手攥着衣角，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他从里间出来，高个子，军装洗得发白，脸膛子黑红，眉骨很重，看过来的眼神沉稳，把人看得有些发憷。
他扫了我一眼，说："你就是江满秋。"
不是问句，是陈述。
我说："是。"
他"嗯"了一声，然后就转身进去继续给病号看诊了。
就这样。
我站在走廊里，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我脸上生疼，眼眶有点酸。
后来张姐来找我，问我见了感觉怎么样。
我说："张姐，他比我大二十一岁。"
张姐说："我知道。"
我说："我不想嫁。"
张姐沉默了一会儿，说："满秋，我实话跟你说，这件事，你父亲那边已经给了准话，组织上也做了安排，你要是强硬着不肯，回头家里头怎么交代，你父亲那关你过得去吗？"
我没有说话。
她说的没错。
父亲那一关，我从来没过去过。
婚礼是第二年春天办的，驻地上摆了几张桌，战友们来道了个喜，吃了顿饭，就算完事。没有婚纱，没有花轿，没有娘家人送嫁，连一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只有我那床从湖南背来的厚棉被。
我哭着进了那间宿舍。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我背对着他坐在床沿，眼泪往下掉，没有声音，就是掉。
过了很久，我听见他走过来，然后是倒水的声音。
搪瓷缸被推到我手边。
他说："先暖暖手。"
就这一句话。
我握住那个缸子，热气从手心一点一点渗进去，眼泪倒是慢慢止住了。
03
婚后头一个月，我和宋怀川几乎没说上几句话。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穿好军装出门，有时候一整天都在卫生所，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他进门脱掉外套，洗手洗脸，坐下来吃饭，吃完就去看医书，看到很晚才睡。
我那时候在驻地的文化室帮忙，整理书报，给战士们读报念文件，日子倒也有个去处。
但一回到那间宿舍，我就觉得憋得慌。
那个房间不大，两个人住着，转个身都嫌挤，可他就跟一块石头似的，放在那儿，沉默，不动，不说话。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绷不住，开口问他："宋怀川，你怎么一天到晚不说话？"
他正在看书，头都没抬，说："说什么？"
我说："随便什么都行，聊聊天，总比这么干坐着强。"
他把书放下，看了我一眼，说："你想聊什么，你说。"
我被他这么一噎，倒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见我不说话，重新拿起书，说："睡吧，明天还要上工。"
我气得牙痒痒，拉起被子蒙头就睡。
后来我才摸出来，他不是不会说话，他是不会开头，你不递话，他可以沉默一整天，你递了话，他接得上，只是简短，从不废话。
那段时间，同房这件事让我又羞又慌。
他这个人，表面上冷得像块冰，但一到那种时候，完全是另一个人。那股子劲儿我形容不出来，就是让我招架不住，常常是第二天起来，腿都是软的，炕都下不了，他却已经利利索索出门查房去了。
头几次，我趴在被子上，恨得咬牙。
一周十三次，这个数字搁在现在，我跟任何人提起都不会有人信。
可那就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有一回我实在熬不住，第二天他一出门，我就去找张姐。
我在张姐宿舍门口站了半天，敲了门，进去坐下，张姐给我倒了水，问我怎么了，我憋了半天，说："张姐，我那个，腰，不大好。"
张姐看了我一眼，明白了，笑了起来，说："怀川这人啊，就这点，不知道收着。"
我脸上烫得很，低着头说："您跟他说说呗。"
张姐摆摆手，说："我可不管这个，你自己跟他说，他那人，你直接说，他听得进去。"
我回去的时候，把这话在嘴皮子上过了不知道多少遍，到了晚上，他回来，我红着脸憋出一句："你能不能，悠着点。"
他愣了一秒，然后说："好。"
就一个字。
但那之后，他确实收敛了些。
只是收敛归收敛，一周的次数依然压得我喘不过气，第二天照样下不了炕，他照样天没亮就起来，军装穿得笔挺，出门查房，像个没事人。
我躺在炕上，盯着屋顶的木梁，有时候会想，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铁做的。
高原的天空蓝得晃眼，风大，太阳烈，把人晒得又黑又糙。
我那时候时常想家，想我妈，想小县城里熟悉的街道，想棉纺厂门口卖糖葫芦的老头。
但我没有哭，哭了也没人哄，倒不如憋着。
04
真正让我对宋怀川改观，是因为一件事。
那是婚后第三个月，我突然发起高烧，烧到整个人都不知道身在何处。
我记得迷迷糊糊地烧着，身底下是凉的，额头上却像压了块烧红的铁，耳鸣，头疼，眼睛睁不开。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见有人在叫我。
"满秋，满秋，睁眼看我。"
声音很低，压着，但很近，就在耳朵边上。
我挣扎着睁开眼，他就在我跟前，脸膛子黑红，眉头锁着，手已经搭在我脉上，另一只手拿着手电筒照了照我眼睛，动作很快，然后起身去药箱里翻东西。
我想说话，嗓子干得说不出来。
他回来，先给我喂了水，然后把药片按着量给我喂下去，把湿毛巾重新拧了拧，敷在我额头，拉了椅子坐在床边。
我问他："几点了？"
他说："半夜了。"
我说："你怎么还没睡？"
他说："你发烧，我看着你。"
我没有说话。
窗外的风呼呼地刮，高原上的夜沉得像墨，宿舍里只有一盏小灯，昏黄的光，他就坐在那灯下，看着我。
那一夜，他坐了我整整一宿。
第二天天亮，我烧退了，睁开眼，他还坐在那儿，眼睛下面是两块青黑，但背挺得直，军装还穿着，一丝都没松。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
他见我醒了，站起来，说："醒了，好些了吗。"
我点头。
他去打了热水来，说："先喝点水，待会儿我去给你拿点稀的，高原上发烧，底子虚，要养几天。"
我接过水，捧着杯子，热气熏得眼眶有点发酸。
我问他："你昨晚一直没睡？"
他说："没事，我习惯了，查房也是这样。"
我说："我又不是你的病人。"
他沉默了一下，说："比病人重要。"
就这五个字，我愣了好半天。
他说完，拿起外套出门了，像说了句最普通的话一样。
我坐在床上，捧着那杯水，高原的阳光从窗缝里斜进来，照在地上是一条细长的光带。
养病那几天，他每天按时来给我送饭，稀饭，烂面条，偶尔有鸡蛋，他说鸡蛋高原上难得，让我吃了补。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托人换的，没说换了什么。
有一天他送完饭，坐在椅子上，我问他："怀川，你以前为什么一直没结婚？"
他安静了一会儿，说："没遇上合适的。"
我说："那你觉得我合适？"
他说："组织上定的。"
我说："组织上定的就合适了？"
他看了我一眼，说："现在不知道，往后看。"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低头扒拉稀饭。
他起身要走，我忽然开口叫住他："怀川。"
他回头。
我说："谢谢你昨晚没睡，陪着我。"
他"嗯"了一声，出门了。
那扇门带上的声音很轻，我在那间屋子里坐了很久。
烧退之后，他那边依然没有收手的意思，一周的次数还是那样，压得我腿软。
有一天早上，他照例天亮前起来穿衣裳，我趴在被子上，没好气地说："你就不能多睡一会儿？"
他系扣子的手顿了一下，说："查房不能迟。"
我说："你倒是精神，我这边骨头都要散架了。"
他把最后一粒扣子系上，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我去给你拿副药。"
我说："我不要药，我要你少折腾我。"
他沉默了一下，说："知道了。"
然后出门了。
我趴在被子上，又好气又好笑，捶了两下枕头，重新蒙头睡去。
05
婚后第二年，我怀孕了。
消息是我自己察觉的，去找宋怀川说的时候，他正在卫生所对着一份病历写记录，我走进去，把门带上，压低声音说："我，可能有了。"
他抬起头，笔停在那儿，定定看了我一眼，说："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我也不确定，你帮我看看。"
他起来，让我坐下，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然后直起身，表情没什么变化，说："是的，快两个月了。"
我手攥着衣角，问他："那，往后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生下来，好好养着。"
语气平得很，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眼眶忽然发热，我低下头，不让他看见。
他去药箱里翻了翻，拿出一盒药片，说："这个每天吃，补的，别停。"又顿了顿，说："以后那些事，先停一停。"
我一下子破涕为笑，说："你自己说的啊。"
他难得地弯了弯嘴角，说："我说的。"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笑起来，眼角有点细纹，脸膛子黑红，但那一刻，觉得他也没那么像根电线杆了。
怀孕那段日子，高原上气候不好，我反应大，吐得厉害，根本吃不下东西，整个人瘦得厉害。
宋怀川为了这个，专门去营地后头开了一小块地，种些蔬菜。那块地他一个人挖，一个人种，每天查完房还去浇水。我有一回站在窗口看见他蹲在地里扒拉土，高原的太阳打下来，把他整个人的影子压得很短。
我叫了他一声，说："怀川，吃饭了。"
他回头，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站起来，说："来了。"
那顿饭是我做的，炒了两个菜，里头有他种的葱，他吃了两碗饭，吃完把碗搁下，说："好吃。"
我说："就这两个字？"
他说："嗯，好吃。"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孩子是在驻地生的，生的时候出了些状况，宋怀川在外间守着。我在里头拼尽了力气，昏过去之前，最后听见的是他隔着门喊："满秋，撑着。"
声音很重，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
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哭声很响。
宋怀川进来，低头看了孩子一眼，又看了我一眼，说："辛苦了。"
就这三个字，我眼眶一热，转过头去，没让他看见。
孩子叫宋秋阳，名字是宋怀川起的，说秋天的太阳，暖和，不刺眼。
我听了这个名字，半天没说话，只说了句："起得好。"
孩子慢慢长大，那间宿舍也跟着活泛了一些。宋怀川话还是不多，但有了孩子之后，他回来得比从前早了，进门先去看孩子，确认无事，才坐下来吃饭。
我有时候看着他们父子两个，一个沉默，一个叽叽喳喳，倒像是两个世界的人，非要搁在一块儿。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六年。
06
电报是第六年冬天来的。
我当时正在给宋秋阳缝棉裤，高原上冷，孩子棉裤薄了不行。
传令员跑来送的，我接过来，展开，就那几个字——父亲病危，速归。
我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半天没弯腰去捡。
宋怀川那天查完房回来，进门就看见我坐在那儿，神色不对，拿起电报看了看，没有说话，坐下来，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我得回去。"
他说："我知道。"
我说："秋阳怎么办？"
他说："我带着，你放心走。"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酸，说："怀川，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你先回去，你爸的事要紧。"
我说："那钱，路上要用的，还有给医院的，我手里头没多少，你那边——"
他起身去床头的铁皮箱里翻了翻，取出一沓钱，放在桌上，说："够不够？"
我数了数，够的，还有富余，问他："这哪来的？"
他说："攒的，早就备着了。"
我说："备着？"
他说："家里随时可能有事，提前备着没错。"
我盯着那沓钱，不知道说什么。
临走头一天晚上，他把宋秋阳哄睡了，出来坐在桌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把我叫过去，说："满秋，坐下，有件事跟你说。"
我坐下，看着他。
他说："我在银行给你存了一笔钱，你回去之后，先去医院看你爸，然后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到时候不管用在哪儿，你自己看着办。"
我说："为什么放银行，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他把那个信封往桌上推了推，说："我找银行的人托了个话，你去取钱的时候，他们会把东西交给你。"
我说："什么东西？"
他低下头，重新去看桌上的病历记录，像是这话就说到这儿了。
我追问了两遍，他都没答，最后只说了一句："到了那边，你自己看。"
灯光昏黄，他坐在那儿，脸膛子黑红，眉头压着，把那份病历记录翻来覆去看，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在看，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那一夜我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脑子里转着父亲的事，转着那笔银行里的钱，转着他那句"你自己看"。
第二天一早，我把换洗衣物收拾好，宋怀川把行李搭在班车上，宋秋阳睡眼惺忪地站在旁边，拽着我的袖子，小声说："妈妈，你去哪里？"
我蹲下来，把他搂了搂，说："妈妈去外婆家，很快回来。"
孩子点了点头，没哭，就是拽着我舍不得松手。
宋怀川弯腰把他抱起来，说："让妈妈上车。"
我上了车，车发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宋怀川站在那儿，抱着宋秋阳，高原的天空蓝得发深，风把他军装的衣角吹起来，他冲我点了一下头。
就那一下，没有别的。
班车开远了，我转过头，看着窗外的路，心里有什么东西，像是被什么拴住了，松不开。
我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住进了医院。
哥哥江满江在病房外头等我，见了我，眼眶红着，说："满秋，你可回来了。"
我进病房，父亲躺在床上，整个人瘦了一圈，脸色灰黄，见我进来，动了动嘴唇，说："回来了。"
声音很轻，不像他，不像那个一贯声音硬邦邦的父亲。
我在床边坐下，握住他的手，没有说话。
他又动了动嘴唇，说："怀川呢，他没跟你回来？"
我说："他走不开，孩子也在那边。"
他"嗯"了一声，闭上眼，没再说别的。
医院的钱是当务之急，我跟哥哥对了对账，手里的钱还差一截，想起宋怀川临走前说的，银行那边还有一笔，说是让我去取。
我回病房跟哥哥说了一声，出了医院，往银行去了。
取款窗口的灯光打在那个信封上，是惨白色的。
柜员是个年轻姑娘，她用双手把信封稳稳推过来，语气比平日里办业务时重了许多——
"女士，这是您丈夫宋怀川提前委托我行代为保管的，他留了话，说等您本人亲自来取款这一天，必须当面交到您手里。"
我盯着信封，正面用钢笔写着我的名字——江满秋，三个字，笔画压得很深，像是刻进纸里的。
是宋怀川的字，横平竖直，像极了他开口说话时那股腔调，高原上磨出来的，轻不下来。
我把信封接过来，转身在大厅角落找了把椅子坐下。
银行里人进人出，取号机每隔一阵叫一个号，空调的风从头顶压下来，是凉的。
我深吸一口气，手指扣住了信封的封口。
我撕开了封口。
灯光依然是惨白色的，柜员已经悄悄退后半步，低着头假装盯着电脑屏幕。
我抽出里面的文件，第一行字落进眼睛——
不是存款证明，不是转账记录，甚至不是一封普通的信，而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