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回忆》(张国焘著)、《李大钊文集》、《周恩来年谱》、《中国共产党历史》相关卷册(均为纸质书籍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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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后期,海外。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伏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写着一部长篇回忆录。
他先在香港落脚,一九六八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书桌换了地方,稿纸一直没断。这部书取名《我的回忆》,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连载,后来结集成书。
老人叫张国焘。他出席过中共一大,在早期的中央局里管过组织方面的事,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开除党籍。
一辈子走过那么多路口,他笔下的人和事多得数不过来。开会、争论、分歧、取舍,一桩一桩写得又细又密。
有些篇章下笔很重,一点情面不留。
可书里有两处,语气明显不一样了。
一处写的是北京大学红楼里的李大钊,一处写的是南昌城里的周恩来。
两个人的经历天差地别,却都让这位出了名的硬脾气,把句子写得平实、郑重。
这是为啥?答案不在哪一句评语里,藏在几段具体的往事里。
而当这位老人翻到北大红楼那间办公室的那一页,提笔写下李大钊三个字时,没有人会想到,接下来的几行文字,会让整部书的语气悄悄变了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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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萍乡到沙滩:一个外省青年的北大岁月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张国焘出生在江西萍乡。
家里算得上殷实,他从小进私塾读书,念的是旧式的经史文章。
可他长大的这几年,世道已经变了脸色。一九一六年秋天,他考进北京大学理工预科,背着行李走进了沙滩一带的校园。
那几年的北大,热闹得很。
红楼在一九一八年夏天落成,教室、办公室和图书馆都在这座红砖楼里。楼外是学生匆匆的脚步,楼里是新旧思想的碰撞。
新旧文学的论战在校园里愈演愈烈,学生逐渐分为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宿舍里、走廊上、饭桌边,三句话不离“中国往哪儿走”。
张国焘站在激进的那一边。
他后来在书里写道,一九一七年春天看到《新青年》,一眼就觉得这个刊名合乎自己的口味。
翻开内容,又觉得正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你不妨想想那个场面:一个刚进京城的外省学生,捧着一本刚出的杂志,在人堆里为白话文和新思潮争得面红耳赤。
红楼里还有一个地方,日后在他的人生里分量极重,那就是北大图书馆。
在这里工作的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先生,名叫李大钊。
他一八八九年生在河北乐亭,早年留学日本,一九一八年一月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那年秋天,一位来自湖南的青年也在这座图书馆里做过助理员,这个人后来成了伟人。
书架、报纸、阅览室,这座图书馆像一个渡口,往来的都是想把世界弄明白的年轻人。
张国焘和李大钊的来往,是从欧战结束那阵子密切起来的。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受李大钊的影响,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增加了。
一个是二十出头的学生,一个是沉稳的前辈,一来二去,图书馆那间办公室里,就多了一位常客。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张国焘是这支队伍里的积极分子。游行、请愿、演讲,一连串的日子过去,他成了北京学生联合会的领头人之一。
可请愿一次接一次地碰壁,他的热情也被磨掉了不少。
他转入哲学系,想沉下心来把学业念完。偏偏他已经被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的安排下转往上海,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流亡岁月。
这一段经历,看上去是个青年被时代推着走。
里面其实埋着一个伏笔:一个人在外头碰了壁,往后的日子里,北大图书馆里那间办公室和那个不爱说教的人,始终是他心里一块踏实的地方。
后来的故事,就是从那里接着往下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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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陈北李,相约在北京
五四之后,北大里的空气更活跃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在北大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大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
研究会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办座谈,搞出版,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研究会有一间小小的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
"亢慕义“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译,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书斋的意思,取这么个名字,主要是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检查和迫害。
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邓中夏这批北大学生,都是围在李大钊身边的年轻人。
就在这个当口,南方也有人在动。
一九二〇年初,李大钊专门护送陈独秀转道天津去上海,两个人在路上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到上海之后,五月间组织了一个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秘密团体。
北京这边怎么跟上海接上头,张国焘跑了一趟腿。他到上海同陈独秀谈建党的事,前后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
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和他从速在北方发展,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张国焘回到北京,把商谈的情况告诉李大钊。
李大钊略经考虑,就无保留地表示赞成。
没有长篇大论的动员,也没有反复的权衡,一位前辈对一位学生带回来的消息,就这样点了头。
一九二〇年十月,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党组织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
三个人,一间办公室,一个小组。
不久,张申府经上海去了法国,小组又吸收了一批新成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陆续加入。
到了十一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出来领头,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一个小组变成了有分工的支部,张国焘管的是人,是联络,是一场又一场会议的安排。
到一九二一年七月,北京的党组织已经有了十几名成员,除了李大钊、张国焘,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等人。
那间办公室里的灯,不知道亮过多少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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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大之后,和一部迟到的书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北京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当时北京的教职员正在为索薪的事奔走,李大钊脱不开身,没有到会。
大会选出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那年,张国焘二十三岁。
一大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关键的地方。
一九二一年八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在里面忙工人运动的事。
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去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一直有他奔走的身影。
日子一页一页翻过去。
他在大革命的风浪里起落,在鄂豫皖、川陕带过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也在一九三五年的那场分歧里走上了一条不被认同的路。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离开陕甘宁边区,投向国民党方面,四月十八日被开除党籍。
再往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去了台湾,之后移居香港、多伦多等地。一个曾经站在舞台中央的人,晚年手里剩下的,主要是一支笔。
《我的回忆》就是这支笔写出来的。
全书九十余万字,分三册出版,记述的是他离开党之前的政治经历,从建党前后一路写到抗战前夕。
书里对许多重要人物都有论及和评价,常常三言两语,就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读这样一部书,心里得有个分寸。
回忆录记的是当事人眼里的历史,记忆、立场、取舍,都带着他自己的印记。
有的地方是亲历亲见,有的地方带着事后的心绪,一句褒贬,一个称呼,都值得掂量。
可就在这样一部满是人事纠葛的书里,有两个人的名字,出现的时候,行文的节奏总会慢下来。
一个,是红楼办公室里的李大钊。另一个,是一九二七年盛夏南昌城里的周恩来。
要弄明白老人为啥对这两个人另眼相看,得先回到一九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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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九二七:两个名字交汇的年份
一九二七年,是张国焘那一代人记得最清楚的年份之一。
春天里,大革命的局面还一派热闹,到了四月,天一下子变了。
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前一天还在并肩走路的人,转眼成了对立的双方。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张国焘出席了会议。
大会开到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北京传来了消息:李大钊在那天被绞刑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
会场里的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是他的同路人,有的是在他办公室里入的党。
这一年的七月,又是另一番光景。
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汉口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张国焘是其中一员,周恩来也是其中一员。
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常委在获悉南昌起义的提议后,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并委派周恩来前往主持。
于是有了这样一幅图景:四月,北京的绞刑架前,一个人走完了他的一生;七月,南昌的江西大旅社里,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决定一场起义的时间。
两件事相隔不过三个月,相距一千多公里,却在张国焘的一生里,各自占着一个很重的分量。
他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李大钊的学生,周恩来的同事。
一个把他领进门,一个在最危急的时候,让他看到了另一种模样。
你也许要问:他和周恩来在南昌到底发生过什么?
起义前的那场争论,起义后的那次南下,是不是真的像书里写的那样?李大钊的牺牲,又在他的笔下留下了怎样的余音?
这些问题,都要回到那几页具体的文字里去找答案。
而当时隔四十年,这位老人在海外的灯下翻到一九二七年的那几页,提笔写下南昌两个字时,没有人会想到,一个病重之人几句简短的回答,会被他一笔一笔写得那样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