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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李嘉诚基金会官网公开资料、《财新》2018年专访李嘉诚、央视网与中国新闻网2012年李嘉诚分家系列报道、长和与长实历年年报、阿里巴巴集团2018年9月10日公开信、马云公益基金会官网公开资料,以及香港与内地多家媒体历年公开报道。
2012年5月25日下午,香港中环长江集团中心,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的股东周年大会刚刚散场。
会议室的门一开,电梯口已经挤满了记者,长枪短炮架成一片。
84岁的李嘉诚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上车离开。
他站到镜头前,用了不到半小时,把一份价值数千亿港元的家产安排,当着全香港的面讲完了。
讲得极细,具体到哪一类资产给谁,具体到哪一年生效。
现场先是安静,接着是一阵压低声音的骚动。
跑财经多年的记者都听得出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业绩回应,这是一个老人亲手给自己的一生收尾。
股票给大儿子,现金给二儿子。
他把一个横跨五十多个国家、装着港口与电讯的商业帝国,切成了两半,一半是名字,一半是钱。
那天的记者会,他穿深色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讲话时习惯把两只手交叠在身前。
一个在香港做了六十年生意的人,最懂的不是怎么赚,是怎么把东西交出去还不散。
台下的记者当场就算出了数字,两千亿股票,三百亿现金,加起来接近他当时身家的九成。
剩下的那一成,他留着,谁也不给。
这个细节当时没人多想,六年之后才有人回过味来。
两千亿股票和三百亿现金之间,只隔着一层纸,纸上写的是信托的受益人。
谁在这一层纸上多写一行,谁就多一分话事权。
六年之后,另一个日子,另一个城市,另一种解法。
2018年9月10日,教师节,马云给阿里巴巴全体同事发了一封公开信。
信里没有一句提到儿子,没有一句提到家族,也没有一个字提到"继承"。
他宣布一年之后卸任董事局主席,接他位置的人叫张勇,花名逍遥子,一个在阿里干了十一年的职业经理人。
阿里巴巴的官网在当天把这封信挂了出来,标题很朴素,叫《教师节快乐》。
两天之内,全世界的财经版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一个市值几千亿美元的帝国,创始人为什么交给一个"外人"。
那封信写得很长,讲合伙人制度,讲文化,讲人才梯队,通篇没有一句"我儿子"。
他还专门写了一句话,说公司不可能只靠几个创始人。
信发出去的当天,阿里内部开了好几场会,主题只有一个:以后谁说了算。
一个把江山拆给两个姓李的,一个把江山交给一个姓张的。
两位华人首富,处理同一件事的思路,像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里长出来的。
钱怎么分,从来只是表面。
真正被分掉的,是他们各自对"家人"这两个字的一整套理解。
这套理解从哪里来,又把他们带去了什么地方,就是下面要讲的事。
这篇文章不发财,也不站队。
只想弄明白一件事,两个把财富做到极致的人,在"给谁"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走成了两条背道而驰的路。
看清楚他们怎么分,比看清楚他们有多少钱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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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从码头长出来,一个从讲台长出来
1928年,李嘉诚出生在广东潮州一个教书人的家里。
父亲李云经是小学校长,家里几架子书,日子不算富,也还体面。
1939年日军逼近潮州,一家人往南走,辗转落脚香港。
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只用了"寄人篱下"四个字。
香港那几年也不好过,1941年底沦陷,街上到处是岗哨,米价一天一个样。
一家几口挤在亲戚家的旧楼里,晚上睡觉要打地铺。
父亲得了肺病,咳得整夜睡不着,家里连买药的钱都要东拼西凑。
他后来讲过,父亲临终前问他以后想做什么,他答不上来。
一个14岁的孩子,从那天起就知道,家里没有人能替他兜底。
1943年父亲病逝,14岁的少年辍学,去钟表店做学徒,去塑胶厂做推销员。
一天走十几个小时,脚底磨出水泡,他把水泡挑破继续走。
他后来跟人讲,那段日子最难的不是累,是每天收工之后,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这个厂。
他在塑胶厂一路做到总经理,管着几百人,二十岁出头就学会了看订单、看汇率、看人心。
那段日子给他留下的东西,不是苦,是一套算法:什么事都要算成本,什么路都要留退路。
1950年,22岁的他借来五万港元,在筲箕湾租下一间漏雨的厂房,办起长江塑胶厂。
1957年,他从一本意大利杂志上看到塑胶花,飞过去蹲在人家工厂门口看了好几天,回来做出香港第一代塑胶花。
订单从欧美飞过来,长江塑胶厂成了人们口中的"塑胶花大王"。
他把机器改了七遍,才做出跟样品一样的成色。
这一手让长江塑胶厂的出口订单排到了第二年。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1979年他从汇丰手上买下和记黄埔两成二的股权,成了第一个吃下英资洋行的华人。
那笔交易谈了将近一年,汇丰手上正好有一批和黄股票要处理,条件苛刻到很多人不敢接。
他接了,代价是把长江实业几乎全部的身家押了上去。
香港商界那几年流传一句话,说李嘉诚这个人胆子大得像没有家。
拿下和黄之后,他把港口的生意从香港做到鹿特丹、巴哈马、巴基斯坦。
有人说他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他自己讲得更直白,说这笔买卖他算了三十年的账。
他一辈子做的每笔大生意,都像在下围棋,落子之前先想二十步。
那一年他51岁,香港人开始叫他"超人"。
往后二十年,他把港口做到全球,把电讯做到欧洲,1985年拿下港灯,1986年买进加拿大赫斯基能源,1999年卖掉英国的Orange,一进一出赚了上千亿港元。
这条路上的每一个决策,都带着同一个味道:算得过才做,算不过就等。
家人在这套算法里是什么位置,看得出他是想过很久的。
1963年,他和庄月明结婚。
庄月明是他的表妹,父亲庄静庵是香港有名的钟表商,家境比他好得多。
早年李家最紧的时候,庄家接济过他们,这段婚事在亲戚之间也不算被看好。
两人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李泽钜1964年出生,李泽楷1966年出生。
1990年1月1日,庄月明因心脏病去世,终年58岁。
那天是元旦,香港人都在放假。
李嘉诚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后来的很多年里,李家每逢这一天都过得很安静。
那一年李嘉诚62岁,此后再未续弦。
他把妻子的名字留在了一些具体的地方,香港大学的庄月明楼,还有以她名义设立的几个基金。
那几年他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亡妻,提起来也只是三两句,说完就转开话题。
香港的老记者记得,有一次被问到太太,他停了很久,只回了一句"她走得早"。
每年元旦前后,他都会去柴湾的坟场。
一个把感情收得很紧的人,做起家产的安排,也是收得很紧。
两个儿子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李泽钜在斯坦福读土木工程,1985年回香港,进长江实业从基层做起。
他说话慢,性子沉,记者拍到他,大多是在工地上戴着白色安全帽。
李泽楷在斯坦福读电脑工程,没读完就回了香港。
1991年,他拿着一笔来自父亲的钱,办起了卫星电视。
两年后,他没跟父亲商量,把卫星电视六成三的股权卖给默多克,作价五点二五亿美元。
那一年他27岁,账上第一次出现自己赚来的十位数。
1993年他创办盈科,1999年盈科数码动力借壳上市,股价一年翻了几十倍。
2000年2月,他宣布收购香港电讯,作价285亿美元,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宗并购。
媒体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小超人"。
这个外号里藏着一层意思:他像父亲,可他终究不是父亲。
同一年,那笔收购把公司压上了沉重的债务,股价从山顶一路滑下来。
关键时刻,父亲出手买下了他手上的资产,替他卸掉了最重的那块石头。
那几年他几乎从聚光灯里消失,把公司从几千人裁到几百人,一路收缩。
有人说他败了,也有人说他学会了父亲那一套:先活下来,再谈体面。
这件事后来很少有人提,李家也从不解释。
1996年5月,还有一件事把这个家真正的底色翻了出来,那件事发生在那场豪赌之前。
李泽钜在下班路上被张子强一伙人绑走,关在新界的废屋子里。
消息传到长江中心,李嘉诚没有报警。
据他后来在访谈中的回忆,张子强身上绑着炸药,独自走进李家客厅谈条件。
老人坐在沙发上,语气平静得像个谈生意的对手。
钱付了,人回来了,赎金的具体数目至今说法不一。
李泽钜回来之后照常上班,这件事在李家的日子里几乎没留下痕迹。
一个父亲在那种时刻还能把账算清,这就是李嘉诚。
他相信秩序,相信谈判,相信一切都可以用条款固定下来。
这份相信,后来一字不差地落在了他84岁那年的家产安排上。
另一条路上,起点完全不同。
1964年9月10日,马云出生在杭州。
父亲是曲艺团的演员,家里不算穷,可他从小偏科偏得厉害,数学考过一分。
他考了三次高考,第三次才被杭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录取。
1988年毕业,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一个月工资九十多块。
那几年他最大的爱好,是在西湖边拉着一群外国游客练口语。
一个教书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和办工厂的人不一样,他先想"人怎么组织起来",再想"钱从哪里来"。
1992年他办过一家翻译社,赔了好几年,靠卖礼品补贴。
那家翻译社叫海博,开在杭州青年路上,第一个月收入七百块,房租一千五。
他背着麻袋去义乌批小商品,卖花,卖书,卖手电筒,一个人扛起半条街的生意。
那几年他一边教书一边折腾,最窘的时候账上只剩几百块。
他后来回忆,说自己那时候最怕的不是穷,是看不到头。
1995年他第一次去美国,摸到互联网,回国做了"中国黄页"。
他在西雅图的同学家里第一次上网,敲进去"中国"两个字,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回来之后他挨家挨户推销,被人当骗子赶出门,最多的一天被拒了三十次。
那种被人当骗子的滋味,后来成了他讲话里那股狠劲的来源。
1999年2月,他在杭州湖畔花园自己家里,对着十七个人讲了两个小时。
那间屋子里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同事,还有他的妻子张瑛。
十八个人凑了五十万元,阿里巴巴就这么开张了。
1999年秋天,高盛牵头投了五百万美元,2000年软银又追了两千万美元。
2003年淘宝上线,2004年支付宝分出来,一笔一笔业务,都是在那间民房里长出来的。
张瑛是他的师妹,1988年结婚,跟着他从翻译社一路干到阿里。
她在阿里做过中国事业部总经理,管过人,管过钱,也收拾过一摊子烂事。
2004年,她退出了阿里巴巴。
两个人的起点,一个在潮州的码头和香港的厂房,一个在杭州的讲台和西湖边。
一个靠一支笔算清一分一厘,一个靠一张嘴聚起一群人。
起点的差别,到头来变成了分配方式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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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那场记者会:股票给大哥,现金给小弟
2012年5月25日的那场记者会,是李嘉诚一生中少有的"当众交代"。
他讲得非常具体,具体到数字。
他手上超过四成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权益,加上约三成半的赫斯基能源,全部给李泽钜。
这批股票的市值,当时约两千亿港元。
李泽楷拿现金。
现金的数目没有明说,李嘉诚只讲了一句"会是他现在身家的好几倍"。
香港媒体后来估算,这笔钱超过三百亿港元。
记者会开完,港股当天没什么大反应,长和系的股价纹丝不动。
市场看懂了这场分家的意思,李家不会有第二个当家人。
那天有记者问到一个更尖的问题,问他会不会担心两个儿子将来翻脸。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是我的儿子"。
一个在商场上从不说废话的人,遇到这种问题也只肯给一句软话。
记者追问这样分会不会不公平,他笑着回了一句"两个儿子都会开心"。
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
听着像一句场面话,其实是一句大实话,他心里清楚,两个儿子的"开心",本来就不是同一种开心。
7月16日,安排落了地。
李泽楷手上三分之一的家族信托权益,全部转给李泽钜。
李泽钜的持股升到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仍在李嘉诚名下。
这一笔转让,把"谁是这个家的主人"写得清清楚楚。
三个月后,李泽楷用这笔钱去竞购荷兰国际集团在香港、澳门和泰国的保险业务。
交易作价约二十一亿美元,那块业务后来挂牌叫"富卫"。
他从此有了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保险、科技、传媒,不再碰父亲的港口和地产。
富卫从香港起步,十年里买进泰国、菲律宾、越南、日本的市场。
这块业务的估值,后来到了几百亿港元。
父子之间的账,从此算得很清。
他还是会回李家吃饭,还是会在公开场合叫一声父亲,生意上却各走各的路。
有一年记者问他会不会回长和帮忙,他答得很快,说不会。
一个家最难得的,不是不分家,是分完家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很多人把这场分家理解成"疼小儿子"。
看数字,确实像。
看结构,完全不是。
也有另一种说法,说这是一次止损。
两个儿子性格差得太远,一个能守,一个要闯,放在一个屋檐下迟早出事。
把两个人分开,是在把这个家最可能出事的地方提前拆掉。
好的分家不是为了公平,是为了让这个家还能叫家。
他给李泽楷的是钱,钱会花完,也会再赚,可钱不会跟哥哥抢董事会那把椅子。
他给李泽钜的是股权,股权不能随便卖,也不容第二个人在旁边指手画脚。
一位在香港做大宗资产配置的老行家说过一句很土的话:分家不是分东西,是分权力。
李嘉诚分得比谁都干净。
香港的财经报纸那几天写得很直白,说这一手把兄弟阋墙的可能,直接掐死在了纸面上。
也有人替李泽楷不平,说他拿的是死钱,哥哥拿的是活钱。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钱在会做生意的人手上,一样是活的。
李泽楷后来把富卫做成东南亚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那块业务是他一块一块买回来的。
父亲给他的不是一份家产,是一张允许他单干的通行证。
他见过太多反面教材。
郭得胜1990年去世,新鸿基郭家三兄弟后来闹到对簿公堂,大哥郭炳湘与两个弟弟彻底翻脸。
霍英东2006年去世,霍家遗产的官司打到2011年,几房子女在法庭上互不相让。
台塑王永庆2008年去世,子女跨海争产,官司打了好几年。
这些家族的钱不比李家少,缺的是同一件东西:一个在生前就把话说死的人。
李嘉诚选在84岁那年,把话说死了。
他当过很多年的首富,也当过这一次"分家的人"。
这两件事,后一件难得多。
2015年1月,长和与长地重组,把原来交叉持股的复杂结构整合成两家干净的上市公司。
这一步做完,李氏家族的信托成了控股股东,股权层层收口,外人再也插不进去。
2018年3月16日,他在业绩会上宣布退休。
5月10日股东大会结束,他正式卸任长和与长实主席,李泽钜接任。
那天他说了一句"我今日起,正式退休",又唱了一段粤曲,台下的记者跟着鼓掌。
一个时代就这么交了出去,交得非常平稳,平稳到连股价都没怎么动。
平稳这两个字,是他用了六年时间铺出来的。
这六年里他做了三件事,把复杂的股权理顺,把家族的信托做实,把接班人的位子一点点垫高。
每一步都不惊艳,每一步都不能少。
2012年分家,2015年重组,2018年交棒,三步走完,一步不抢,一步不拖。
这场记者会讲完,长江中心的电梯门关上了。
在场的记者都以为,李家的家产已经全部分完。
没有人想到,李嘉诚名下还留着第三份,一份从来没有出现在这张分配表上的家产。
那份家产没有名字,没有股权,也没有继承人。
它在1980年就立起来了,只是一直没人把它当成"家产"来看。
2006年,李嘉诚在一次演讲里,第一次把基金会称作"我的第三个儿子"。
他说,1980年成立基金会那天起,这个"儿子"就已经拥有了他不少资产。
2006年,他把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一注入基金会。
按当时的身家算,那是几百亿港元。
这笔钱从此不算进他的财富榜数字里,也不进任何一份遗嘱。
他后来解释这件事,说钱一进了基金会,就不再是他的,也就不该再算在他的身家上。
这句话让做财富榜的人很不舒服,榜单上的数字从那天起就不准了。
他用一次捐赠,把自己从一份可以计算的名单里拿了出去。
一句"第三个儿子",把整件事的性质变了。
如果基金会是儿子,那它就不能被分,不能被卖,也不能被继承。
它只会一直往外花钱,花在教育、医疗、扶贫这些不生利息的地方。
1981年他捐建汕头大学,一投就是四十年。
基金会后来做的宁养院、西部教育、乡村医疗,全是这种"花出去就回不来"的项目。
光汕头大学这一所,四十多年里投进去的钱,外界估算就超过一百亿港元。
2017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落地汕头,背后推手还是这只基金。
宁养院给晚期癌症病人免费上门止痛,一间一间地开,开了三十多家。
他自己讲过,这些钱花出去一分回报都没有,可他觉得值。
他在2018年接受《财新》专访时说过一句话:"我的人生一大领悟,是以出世的心,做好入世的任务。"
这句话听着虚,落到账本上很实。
2006年那场演讲,是在《福布斯》给他颁终身成就奖的场合。
台下坐的都是生意人,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把人镇住了,说自己已经把三分之一的财产交了出去。
那一年他78岁,身体还硬朗,两个儿子都还没接班。
到今天,李嘉诚基金会投出去的钱超过三百亿港元,八成项目在内地和香港。
他没把这一份写进遗嘱,他把它写成了一个制度。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首富,在另一年,做了几乎一样的事。
2014年4月25日,马云和蔡崇信宣布,拿出阿里巴巴集团总股本百分之二的期权,成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
按上市之后的估值算,规模约三十亿美元。
同一年年底,马云公益基金会成立,第一件事是去做乡村教师。
2015年,乡村教师计划第一次颁奖,一百位乡村教师从全国各地飞到三亚。
他给每个人发了奖金,还给他们上了三天课。
有人问他为什么盯住乡村教师,他说一个老师能影响一百个孩子,一百个老师能影响一个县。
他做公益的路子跟他做公司一样,先找杠杆,再压上去。
两个人都把一大块财富,从"家"这个筐里端了出去,放进一个谁也继承不了的地方。
这类安排在中国富豪里不算新鲜,做得这么早、这么彻底的,他们是头两个。
真正的分野藏在更隐蔽的地方。
李嘉诚在信托文件里留下了一条谁都改不了的边界,马云在合伙人名单上留下了一个谁都能看见的位置。
一个把答案藏起来,一个把答案摆出来。
藏起来的那个更稳,摆出来的那个更狠。
这不是巧合。
做到那个位置的人,都懂一个道理:钱一旦能被子孙分,就一定会被子孙分掉。
差别在另外一头。
李嘉诚把"分"做到了明处,把"不分"藏在基金会里。
马云把"不分"做到了明处,把"分"藏在了别的地方。
那份东西不像信托,不像遗嘱,也不像股份,它藏在一份公司的章程里,藏在一张名单上。
那张名单,为什么让一个不姓马的人能坐在阿里巴巴的董事局里,而他自己的孩子,连门都进不去?
接下来的部分,讲的是这两套安排各自留着的那道"暗门",以及十几年之后,它们分别付出了什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