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一男子瘫痪在床,妻子和邻居同居10年,声称养不起丈夫
我老家在关中平原一个叫杨树村的地方。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谁家碗里几粒米,隔壁灶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可偏偏有这么一件事,全村人嚼了十年舌头根子,也没嚼出个所以然来。说的是我堂哥王建军和他媳妇秀兰的事。
建军哥出事那年,刚满四十。他在县城工地给人开塔吊,是村里头一批买了摩托车的能人。那天风大,塔吊臂上的钢丝绳断了,连人带斗子从六楼高的地方摔下来。命是保住了,可脊椎彻底断了,脖子以下没一处能动弹。医生把秀兰叫到走廊里说,妹子,人往后就是瘫的了,得躺一辈子,你要有心理准备。
秀兰当时是哭着从走廊里出来。回家以后,端着稀饭一勺一勺往建军嘴里喂,喂一口,眼泪掉一滴,掉进碗里,建军就当没看见。那段时间我去看过他几回,他躺着,眼睛直勾勾盯着屋顶的横梁,一句话不说。秀兰就坐在床边,拿湿毛巾给他擦脸擦手,擦完了也不走,就那么欠着身子坐着。
日子过了三个月,村里人开始说闲话了。因为建军哥的屎尿盆子,有时候是隔壁老赵来倒的。老赵叫赵德福,比建军大五岁,早年死了老婆,没儿没女,在村里开了个磨面坊。平日里寡言少语,见人就递一根烟,不笑也不恼。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开始天天往建军家跑。
一开始是帮着搬煤球、修灯泡,后来连秀兰晒被子的时候,他也搭把手。再后来,村里人在夜里路过建军家院墙,听见里头有男人的声音,不是建军——建军嗓子早就坏了,说话像破锣,发不出完整的音。那声音嘿嘿地笑,是赵德福。
秀兰那句“养不起”,我是亲耳听见的。那是建军瘫了第二年,我爹六十大寿,秀兰没来,我去她家送酒。进门的时候,赵德福正蹲在院子里劈柴,秀兰坐在门槛上择菜。看见我,秀兰站起来,理了理头发说,兄弟你来得正好,你跟村里人说一声,谁爱嚼舌头谁嚼去,我是没办法。我一个人要伺候瘫子,要种地,要供娃上高中,我拿啥养他?我拿啥撑这个家?赵大哥是来帮忙的,谁爱说啥说啥。
我站在那儿,手里的酒瓶子都忘了放。赵德福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兄弟,别听你嫂子胡说,我就是帮个忙。他说完这话,又蹲下去劈柴,斧头一下一下,劈得扎扎实实。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家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子里全是秀兰说的那句“养不起”。这话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听着刺耳,可放在我们村里,谁都知道那不是推托,是实情。建军瘫了之后,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那几亩麦子和秀兰在镇上超市打零工的钱。娃要交学费,建军的药每个月要六百多,尿管、尿垫更是消耗品,一个月怎么也得三百块。秀兰白天去超市站八个小时,晚上回来还要给建军翻身、擦洗、喂饭。她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下巴尖得能犁地。
可知道实情归知道实情,人心这东西,不是拿秤称的。村里的大嫂子们聚在井台边洗衣裳的时候,话头就多起来了。张婶说,秀兰这个女人脸皮真厚,丈夫还躺着呢,就跟别的男人住一个院。李嫂接茬,那是住一个院吗?大半夜的灯都灭了,你听见那屋里有动静没?几个女人压低嗓门笑,笑声像蚊子嗡嗡的。
后来事情越传越邪乎。有人说赵德福直接把铺盖卷搬到了秀兰家东屋,有人说俩人已经成了半路夫妻,就差领证了。最结实的一条消息是秀兰她婆婆,也就是建军他娘,拄着拐棍去找赵德福打了一架。老太太八十多了,站在磨面坊门口,拿拐棍指着赵德福的鼻子骂,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的家霸占了!赵德福站在门口,一句话不还嘴,任老太太骂。老太太骂累了,扔下拐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秀兰把她婆婆扶回去的时候,村里人都看见了,秀兰的胳膊上有一道青紫,是老太太用拐棍抡的。秀兰什么也没说,第二天照常去超市上班。
那段日子我经常去看建军。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陷,可脑子是清醒的。他不能说话,只能眨眼睛。我问他,哥,你恨秀兰不?他眼睛眨了一下。我又问,你恨老赵不?他眼睛没眨。我看着他,心里难受,说,哥你要是委屈,你眨两下。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缓缓眨了一下。
后来我才明白他那一个眨眼是什么意思。他不恨。他没力气恨了。他躺在炕上,每天能看的只有窗外那一小片天。他说不了话,动不了手,连翻身都得靠别人。他的世界只剩下听觉和嗅觉。他听见秀兰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的声音,听见老赵在院子里扫地的声音,听见他们压低声音说话的声音。他闻见秀兰身上带着的洗衣粉味道,闻见老赵从磨面坊回来带来的麦麸味。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一年又一年。
娃高考那年,是秀兰和赵德福一块儿去县城送的。村里有人看见了,说三个人站在校门口,秀兰替娃整理衣领,赵德福站在旁边,手里拎着一兜子鸡蛋。娃进考场之前,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个眼神,后来在村里传了好几个版本。有人说娃是恨,有人说娃是懂,有人说娃是习惯。可我知道,那孩子从小看着他娘怎么伺候他爹,怎么熬日子,那眼神里没有恨,只有认命。
考上大学了,娃走的那天,秀兰哭得哇哇的。赵德福送娃到村口,塞了两千块钱,说,好好学,你爹妈这边有我呢。娃看了他一眼,没喊叔,也没喊爸,就说了一个字,嗯。
建军瘫了第五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那天秀兰去超市上班了,赵德福去镇上给人送面粉了,家里就建军一个人躺着。他妈去看他,推门进去,发现儿子眼睛死死盯着窗户。窗户外面,院子里晾着一排洗好的衣裳,有他的,有秀兰的,还有赵德福的。老太太老了,糊涂了,她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儿啊,你要是难受,娘就给你喂口药,咱不拖累人了。建军眼睛瞪得溜圆,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眼眶里的泪顺着太阳穴流进耳朵里。老太太愣住了,也哭了起来,说,娘错了,娘不说了,娘不说了。
这件事是后来秀兰告诉我的。她说那天她从超市回来,看见老太太坐在院门口哭,进去一看,建军眼泪把枕头都泡透了。秀兰说,建军是怕死。他瘫归瘫,可他还想活着。他每天早晨听见公鸡叫,听见风吹树叶响,听见孙子在院子里跑(虽然孙子是他弟弟家的),他就觉得活着还有意思。
可这话秀兰没跟村里人说过。她只是更累了。
第七年的时候,赵德福在磨面坊里切麦子切断了右手两根手指。他去医院包扎回来,秀兰看见他包扎的手,一下子蹲在地上哭了。赵德福说,你哭啥?又不耽误干活。秀兰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可咋办?话说完,两个人都愣了。
这段对话后来不知怎么传出去了。村里人的态度开始变了。有人说,别说秀兰了,换作是我,我也撑不住。有人说,老赵这是拿命在帮人,也不容易。还有人说,这十年,秀兰愣是没让建军长过一块褥疮,单凭这一点,她就不亏心。
我最后一次去见建军,是今年开春。他躺在炕上,头发白了,脸上的皮松垮垮地垂着。旁边坐着赵德福,正拿吸管给他喂水。秀兰坐在门口剥花生,看见我来了,站起来迎我。我坐在建军旁边,握住他干枯的手说,哥,你还好不?他眨了一下眼。我说,哥,村里人现在不嚼舌头了,你放心。他又眨了一下眼。
秀兰端了碗花生过来,说,兄弟,你哥这两年耳朵也不行了,你大点声跟他说话。我凑近建军耳边说,哥,秀兰嫂子把你照顾得好,老赵也是好人。我看见他眼睛亮了一下,喉结动了动,像是想说啥。秀兰说,他想笑呢。
我突然鼻子一酸。我看着屋里这三个人,一个躺着的,一个坐着的,一个站着的。十年了,就这么过来。没有戏剧里的恩断义绝,没有旁人想象的刻骨仇恨,就是一个瘫子,一个女人,一个光棍,在生活的夹缝里硬生生磨出了一套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活法。
我走出院门的时候,秀兰追出来,塞给我一袋子花生说,兄弟,你在外面见多识广,你说,村里人是不是还在背后骂我不要脸?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早就没了年轻时候的光,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土。我说,嫂子,没人骂了。她说,那就好,我也不求他们夸我,只求有一天建军走了,我能清清白白站在他坟前说一句,我没对不起你。
我走在村道上,心里翻来覆去想她这句话。什么叫对得起?什么叫对不起?瘫在炕上的丈夫,撑不下去的家,找上门来的帮手,嚼不完的舌头。这世上有些账,算不清的。你非要说谁错了,谁又没有错。秀兰没有抛弃建军,她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把一个瘫子养到了一个正常人活不到的年岁。赵德福没有抢人老婆,他只是在磨面坊空闲的黄昏,走进了一个需要男人的院子。建军更没有错,他只是在一个刮大风的下午,从塔吊上摔了下来。
晚上我回到县城自己家,媳妇问我,建军哥那事儿,到底是咋回事?我说,没啥事,就是人活着,想办法活下去。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想起来小时候跟建军哥在麦地里捉蚂蚱,他跑得可快,风把衣服吹得鼓鼓的。如今他躺在炕上,连翻身都难。可他还活着。他窗户外面那棵老槐树,今年又发了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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