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是属于上海的：纪念沈之瑜先生110年诞辰

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早年投身革命文艺工作，后长期从事博物馆事业、美术史与古文字研究。近日，“一生没有虚过——纪念沈之瑜先生诞辰110周年手稿文献展”在上海图书馆东馆手稿主题馆举办，展出沈之瑜从青年学子到生命最后时刻的工作手稿与学术笔记，以及与海内外学者的往来书信。本报特约手稿捐赠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沈建华撰文，以为纪念。展期至11月底。

1990年12月2日上海的一场寒流，令父亲心脏病猝发离世，享年75岁。父亲没有遗嘱，没有财产，唯一留下的是满屋子他心爱的书籍和没有完成的手稿。

如今父亲去世已36年，我以为他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2011年上海作家陈志强先生历时五年搜集父亲一生资料完成的30万字《文博先驱沈之瑜传》出版，广受业界好评；此后，陆续有文博专业的青年学子以父亲为题，撰写论文。近些年来，媒体也时常报道有关父亲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上海美专历史背后的故事。大家似乎都愿意把父亲作为博物馆学专家来介绍，读后常让我百感交织。

沈之瑜1980年代在上博办公室

回想父亲这一生，其实博物馆学并非他真正的专业。父亲1935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不论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军旅生活中，还是在上海解放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个人服从党的安排，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上海解放初期，父亲在陈毅市长领导下，查实了一大会址，同时接管和恢复了上海重要文化机构，如接管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规划鲁迅墓和纪念馆，接收震旦大学博物院、亚洲文会及附属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此两个上海最早的博物馆基础上筹建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同时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

1956年，父亲第一次参加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会上提出要加强博物馆人才的培养。1958年，父亲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任副馆长。父亲对德高望重的徐森玉、杨宽两位前辈馆长的学问非常敬重，在工作上经常向他们请益，也得到两位馆长的支持。父亲常说：“博物馆就像一座医院，每个部门都要有个顶尖专家带领一个团队，培养年轻人。”他在馆内制订了各部门的业务规划和严格的保管制度，培养和使用了一批人才，建立文物修复工场，率先在博物馆系统建立文物保护科学实验室、电脑室，为文物保护和科学管理奠定了基础。

商承祚1965年3月9日致沈之瑜信

如何把博物馆办好？他认为首先是要提升自身的视野和格局，积极吸取国际博物馆最先进的科技与学术信息。为了解各国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开展，父亲创办了《国际文物博物馆工作参考资料》（油印本），并订购了多种海外杂志，由陈义忠先生翻译介绍海外学术信息动态。从1960年7月1日到1966年3月30日，参考资料总共出了59期，每期油印散发，送国家文物局及各地博物馆，开启了一个了解海外博物馆科技学术信息的窗口，受到文博界欢迎。“文革”结束后父亲恢复工作，参考资料重新复刊。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环境下想到建立这样一个信息网络，今天来看不失为一个富有新思维的大胆创举。

随着六十年代初期馆里图书室古籍的不断扩充，父亲还请来著名学者蒋大沂和馆内学者沈仲威先生，每周为新入职的讲解员开设古代历史文化课程，要求每一个学员必须掌握一门专业。父亲意识到可以利用上博馆藏文物的优势、特点，结合古代文献与实物学习，规定每个讲解员定期给老师交功课，这是一个快捷培养年轻人、提高业务水平的机会。当年的许多年轻讲解员后来成为文博专家，如青铜器专业的陈佩芬馆长、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专家钟银兰女士等。父亲还从社会上招收了身怀绝技的文物修复高手，在老师傅的带领下，上博修复工场培养了顾友楚等一批年轻人，上博的专业人才从六十年代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上博的中坚力量。

1961年7月21—22日，父亲先后陪同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视察上海博物馆，参观到汉代透光镜时，总理惊奇赞叹汉代的透光铜镜技术高超，要求上博把其中原理研究清楚，这个故事我曾在家里听父亲接待朋友时说过。

还听说有一个明代盥洗青铜盆，磨擦两耳会喷水，激起浪花，外国友人观看表演时，都会连连发出惊叹声，深深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科技创造能力。

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积极推动呼吁下，1973年3月24日父亲恢复上博工作。他不忘总理的指示，跨单位调来冶金专家谭德睿先生，组织上博与上海科协、复旦、交大、仪表铸锻厂等单位一起攻克了透光镜原理，并成功复制，于1978年取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荣誉。

沈之瑜1950年题写“一生没有虚过”的日记本书影

八十年代初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改革开放后上海博物馆涌现了不少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年轻人，活跃于出土文献、甲骨文、西周铜器、考古美术等领域，引起父亲的关注。其中有濮茅左、沈融、张明华等学者，父亲尽其所能地支持、帮助他们，让他们发挥热爱与特长。由于历史时期特殊原因，他们并没有更高阶段的文凭，但后来在各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父亲也以身作则，钻研馆内藏品，家里堆满了博物馆学、考古、文物及古文字书籍，自入馆后他写了不少介绍上博馆藏铜器和甲骨的论文和专著。在动荡岁月里，回家读书成了父亲唯一的避风港。我清楚记得他如何忘我地沉浸在陈梦家、郭沫若、于省吾的甲骨著作中，全然把自己埋进甲骨文世界，那一时期他有痛苦挣扎，也要与时间抗争，他不允许自己消沉、放弃、虚度，写下了大量的笔记。

1981年，父亲为复旦大学全国文博培训班进修生、本科生开设甲骨学课程，同时编写《甲骨学基础讲义》（原名《甲骨文讲疏》）。当时父亲正主持博物馆工作，只能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苦心搜集资料，铢积寸累，写下30万言的讲义。这部深入浅出地阐述甲骨文基础知识的课程讲义，让有志于学习甲骨文的青年爱好者了解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历史，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基本常识。没有想到此书至今受到大学古文字爱好者的欢迎，去年又第三次再版。

父亲的一生与共和国共命运，经历了无数沉浮考验，他与上海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而上海也成就了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每年7月，寻找一大会址的故事都被一再讲述。1958年，父亲从新成区文化局调至上海博物馆，接替杨宽先生主管行政工作，直至1985年离休。近三十年里，他致力于博物馆人才的培养，建立各项规章制度，创立国内文物之友爱好者之家，推动海内外收藏家捐赠。在此过程中，他也从一个甲骨文爱好者成长为甲骨学者。

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年，12月2日是他的忌日，当我在上海图书馆东馆观看父亲的学术手稿和与海内外友人的往来通信，面对父亲的书桌，好像又看见他写作的背影，而手稿上的修改墨迹，点点滴滴的留痕，似乎仍带着父亲手指的余温。可以说，这些展品凝聚了父亲一生。上海成就了父亲的光荣与梦想，父亲今天回归了，我想他应该是属于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