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年间,浔阳柴桑,陶渊明望着家中几个儿子,写下了一首不大像训诫、倒像闲谈的诗。诗题叫《责子》,开口便数落孩子:有人懒,有人不爱读书,有人连数字也说不清,还有个小的只顾找梨和栗子吃。数落到末尾,他却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这句收尾很有陶渊明的味道。嘴上说拿孩子没办法,手边倒还惦记着酒。读者容易把它当作父亲的无奈,也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老父亲逗孩子玩的一番话。
陶渊明没有留下这首诗写于哪一天的确切记录。后人推测时间,大致有不同说法,常见的一种放在义熙四年,也有人认为应当更晚。若把诗中所写的五个孩子当作一张生活速写,重点或许不在某个精确年份,而在一个父亲如何看待儿女的平常模样。
诗里没有讲大道理。没有家法,也没有长篇训词。陶渊明只是把孩子的脾气、习惯,一一写进短短几句里。文字朴素得近乎随口,却让千年之后的读者仍能想见一个家里的日常:父亲看着孩子们忙忙乱乱,心里有话,出口时又带了笑意。
先看那个被写作“阿舒”的长子。诗中说他“懒惰故无匹”,用的是夸张口气,像父亲当面嫌他懒得出奇。接着提到阿宣,说他年过十五,仍不爱文术。再往下,是阿雍和阿端,诗中写他们“不识六与七”。最小的阿通,则被说成只顾寻梨栗。
几句话,五个孩子各有各的“短处”。这当然不是一份严谨的家庭档案,不能据此断定他们真的一无所长。诗歌本就允许夸饰,父亲抱怨儿子时,也常把一件小事说得格外严重。老二不爱读书,到了诗里便成了“年过十五”仍不肯学;双胞胎不擅数字,也被写得仿佛连六和七都分不清。
可这首诗传得久,恰恰不是因为陶渊明把儿子批得有多狠,而是因为那份抱怨里有分寸。他没有讽刺孩子出身,也没有把他们写成家门的羞耻。阿通贪吃,写的还是梨和栗子,都是乡间孩子伸手可得的东西。读来甚至有些可爱。
父亲若真想立威,办法多得很。陶渊明却没有把诗写成一道判词。他把小毛病摆出来,末尾又把自己的态度放轻:“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仿佛说,既然眼下如此,便不必把一切都逼到紧要处。酒杯一举,怒气也散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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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轻松未必等于毫不在意。父亲写孩子,哪有真能完全不挂心的?杜甫读到陶诗,曾在诗中感叹:“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在杜甫看来,陶渊明也免不了惦记儿女的贤愚,所谓旷达,并不能把人间牵挂一扫而空。
杜甫的读法并非没有道理。父亲把五个儿子的性情逐一写下,说明他看得仔细;若从未留心,又怎么知道谁懒、谁不爱读书、谁贪吃?诗中的玩笑,背后总有观察。只不过,观察并不一定要变成苛责,牵挂也不必时时板着脸表现。
宋代黄庭坚的理解就更温和。他读《责子》,觉得陶渊明写得宽厚慈祥,像是在同儿子们开玩笑。此后不少人沿着这条思路读下去。清人张廷玉也赞同这种看法,现代学者胡适则把它看作诙谐之作。读法不同,落脚点却都在一个“情”字上:诗中有责备,却不像责罚。
要明白陶渊明为什么能这样写,还得看看他自己的日子。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他辞去彭泽县令,回到家乡。辞官的缘由,后人熟知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故事的细节经过传述已有不同版本,但他厌倦官场拘束、最终离职归田,是可以从其作品与经历中看到的。
归田并不等于从此衣食无忧。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接下去又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清早出门,月亮升起才回来,结果豆田里野草仍比豆苗旺。这不是摆出来的闲情,而是一个读书人亲自面对耕作的辛苦。
他想过田园生活,却未必擅长种田。土地不会因为主人写诗就多长几穗,粮食也不听从理想的安排。家里人口不少,几个儿子尚在成长,柴米油盐都要着落。陶渊明的诗里有清闲,也有贫困;有饮酒赏菊,也有饥寒的真实处境。把这两面都看见,才不至于把他的归隐误读成不食人间烟火。
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并没有因此把儿子们的前途看得很轻。他早年为长子写过《命子》,诗中谈到家世,也寄托了对孩子成长的期盼。篇末却说:“尔之不才,亦已焉哉。”大意是,若你终究不能成才,那也就如此吧。
这句话并非父亲不盼儿子成材。前面有期许,后面才有退让。两句话放在一处,能看出陶渊明的尺度:他愿意把自己的希望说出来,却没有把希望变成孩子必须背负的重担。盼望归盼望,孩子不是父亲意志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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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态度放在当时也并不寻常。士人家庭看重经典、门第与仕途,读书求取出路,本是常见的人生安排。陶渊明本人熟悉儒家典籍,诗中也不乏对古代先贤和道德操守的思考。他并非不知学问的重要,更不是简单地鼓励儿子什么都不做。
但他的个人经历,让他对仕途的得失有另一层体会。早年出仕,后来辞归;再度入仕,又一次次离开。官场上的身份和规矩,与他对自然生活的向往常常相冲突。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心为形役”,说的正是身心不相安的感受。对于这样的父亲而言,儿子不必复制他的道路,或许比儿子非得取得功名更重要。
《责子》没有交代儿子们后来各自过得如何,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都像诗中说的那样懒散、贪吃。诗人写下的是某一刻的观感,不是给孩子一生定性。读者若把玩笑当成判词,反倒会错过诗里的温度。
陶渊明晚年写给几个儿子的《与子俨等疏》,则让这种父爱显得更具体。信中谈到自己的性情,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世事多有抵牾;也坦承生活窘迫,没能给家人带来安稳富足。他没有粉饰自己的处境,更没有把艰难全推到外界头上。
这封信最值得留意的,不是父亲替自己辩解,而是他对儿子们的叮咛。他提醒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彼此照应。信里有一句“汝等虽不同生”,点出了几个孩子并非同母所生的情况。陶渊明担心的,显然不只是儿子读不读书,更是将来自己不在了,他们还能不能互相扶持。
话说得平实,分量却不轻。一个家里,兄弟间若因母亲不同而生隔阂,父亲离世之后,日子更容易变得艰难。陶渊明没给他们留下多少家产,也没有一套可以保证前程的办法,能反复叮嘱的,便是不要彼此疏远。
这和《责子》其实连在一起。诗里写的是孩子眼下的性情,信里说的是他们长久相处的责任。前者像一声带笑的埋怨,后者则把父亲真正担心的事摆到了纸面上。一个看起来不严肃,一个语气郑重,两者并不矛盾。
陶渊明并非把儿子们放任不管。他观察他们,盼他们读书,也希望兄弟相亲。只是在期望之外,他还承认人的天分、性情和境遇各不相同。父亲能做的,是尽到提醒与照料,不能替孩子活完一生。
这种分寸感,是《责子》最耐读之处。诗中没有“你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也没有“你辜负了我”的沉重控诉。陶渊明把孩子的毛病写出来,像是在提醒,也像是在自嘲:孩子不合心意,父亲也未必就能把他们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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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父亲自己也并非全然顺遂。他在官场进退,在田地劳作,家境并不宽裕。若把生活里的挫折都化成对儿子的要求,孩子自然会背上沉重的担子。陶渊明却选择用诗把怨气化淡,让一家人的日常仍有说笑的余地。
“且进杯中物”,不一定意味着他真的把儿子的事全丢在一边。它更像一个父亲在无可奈何时给自己找的台阶:眼下劝也未必有用,何必把家中气氛弄得剑拔弩张?酒是诗人的老伴,也是他调节心绪的一种方式。轻轻一句,既有无奈,也有宽容。
从写法看,《责子》也不追求雕琢。句子短,意思明白,甚至带着一点家常的粗粝感。陶渊明平日诗作常写田园、饮酒、读书与人生感受,这首诗却把镜头放在孩子身上。读者因此能看到诗人不只是一个隐士形象,也是一位会嫌儿子懒、会记得小儿子贪吃的父亲。
这种私人生活的细节,让古人离得近了。历史人物并非时时站在典籍里,也会面对家中的琐事:孩子不肯读书,兄弟未必总能相安,家里粮食够不够,都是实在问题。陶渊明把这些写进诗里,没有故意抬高,也没有遮掩。
当然,不能把一首诗扩张成完整的教育理论。陶渊明的家境、时代和个人性情,都与后世不同;诗中一两句,也不足以说明他对儿子从来不严厉。较稳妥的说法是,他在这首诗里选择了诙谐的表达,没有把责备写成羞辱,更没有把儿子的天性当成必须铲除的缺陷。
他盼孩子有出息,却不把成败全压在他们身上;他知道读书有用,也承认儿子各有性情;他在意家人的生活,却没有把贫困化成对儿女的怨怼。这些意思未必都明说,却在《命子》《责子》和《与子俨等疏》之间互相照应。
所以,诗题虽是“责子”,读到末尾,最醒目的却不是“责”,而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熟悉与包容。阿舒的懒,阿宣的不爱文术,阿雍、阿端的数字不好,阿通的梨栗之心,都被他写得清清楚楚。那些小毛病没有被抹去,孩子也没有因此被否定。
诗末的酒杯放下时,五个儿子的前途仍无定论,陶家的日子也没有立刻变宽裕。陶渊明能留给他们的,不是显赫门第,也不是一条现成的仕途,而是几句关于读书、性情与手足之情的叮咛。至于《责子》里那番笑骂,恰好把父亲没有说出口的牵挂,留在了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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