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资料：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张国焘传》（姚金果、苏杭著）、《徐向前传》、《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蔡申熙传》、人民网党史频道与《北京日报》相关专题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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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刚创刊，编辑部就接下了一部从北角寄来的长篇稿子。
写稿的老人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住在租来的旧楼里，靠给报纸写社评换生活费。
他叫张国焘。
这个名字在1966年的分量，和四十年前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在香港写下的这部稿子，前后近百万字，从五四运动一直写到1938年自己出走，那个时代叫得上名字的人物，几乎被他过了一遍。
稿子从1966年起在《明报月刊》逐期连载，1973年结集，分成三册出版，书名定为《我的回忆》。
书里的张国焘，笔下并不客气。
当年一起开会的代表，一起办刊物的编辑，一起在根据地里共过事的将领，他几乎挨个评点，措辞尖刻，很少留什么情面。
被他点到的人，从党的创始人一直排到根据地的军事干部，都没有放过。
偏偏在这部通篇算旧账的书里，有两处地方，笔调突然变了......
【一】萍乡少年，北大校门
1897年11月26日，张国焘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殷实的官绅人家。
家里有田产，也有藏书，父亲给他取名国焘，族谱上叫他张特立。
他是长子，从小被寄予厚望，四书五经在私塾里背得滚瓜烂熟。
萍乡那地方在湘赣交界，安源煤矿离县城不远，矿上工人的日子过得怎样，他小时候就见过。
要不是赶上废科举、兴学堂的年头，他大概会顺着父辈的路走下去，考个功名，在县城里做个乡绅。
1916年秋天，十九岁的张国焘考进了北京大学理工预科。
那年头的北大，校门还是前清的旧样子，学生里穿长衫的比穿西装的多了去了，课堂上讲的还是些旧学问。
等到1917年1月蔡元培接手校长，校园里的风气才变。
蔡元培把一批主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请进校门，废掉旧规矩，允许学生办社团、办刊物，《新青年》上的文章开始在学生中间传抄。
他在北大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学费靠家里寄，零用靠给报纸写点小稿贴补，住的是学生公寓，吃的是校门外的小馆子。
课余他常泡在图书馆，看报纸，看杂志，也看那些刚从国外运来的小册子。
同学后来回忆，他话不算多，可一开口就往大处讲，讲国家，讲世界，讲中国该怎么变。
这种口气在当时的北大学生里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真肯花力气去组织：约人、开会、印传单、跑腿，一样一样都干。
1918年冬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北京，校园里的议论从“科学救国”转到了“社会改造”，各种小册子在宿舍里传来传去，油印的、铅印的，字迹模糊，看的人却不少。
张国焘开始频繁参加聚会，也学着在人多的地方讲话。
他说话带着萍乡口音，声音亮，句子短，讲起来不绕弯子。
1919年5月3日晚上，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里挤满了人，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在这里碰头，商量第二天怎么办。
轮到张国焘发言，他讲得急，一口萍乡口音把“群众运动”四个字念得格外响亮。散会以后，同学干脆拿这四个字当了他的绰号。
那一年，他二十二岁。
5月4日下午，北京三千多名学生从天安门出发，奔着赵家楼去。
张国焘在队伍里，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部长。
这个职务听着体面，干的活却最琐碎：排班、写传单、带着人上街，一站就是几个钟头。
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讲演部的人分头到街头、到工厂门口、到城郊的集市去讲，讲抵制日货，讲还我青岛。
军警来抓人，他们就换条街再讲；有人被打伤了，第二天照样有人顶上去。
讲演部里管着几十号人，排班、定题目、刻钢板、印传单，都是他一手张罗。
人不够的时候他自己顶上去讲，讲急了就咳嗽，咳完接着讲。
那两个月，他几乎没有好好上过课，成绩单上好看的科目不多。
五四之后，他在北京学生圈里有了名气，外校请他去讲，刊物请他写稿，他几乎来者不拒。
热闹过去得也快。
1919年秋天，学生运动转入低潮，队伍散了，他还在跑。
那一年他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书却没读下去。
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他是最早的成员之一，跑联络、跑会场、跑印刷所。
1920年到1921年，北京的组织在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在城里的报馆印通俗小报，他都跑过不少趟。
【二】一大主席台上的年轻人
1921年6月下旬，张国焘动身去上海。
北京方面的早期组织推举了两名代表，他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刘仁静。
他到得早，先跟着做会前的联络和筹备：看房子、通知各地代表、安排落脚的地方。
各地代表陆续住进法租界白尔路的一所女校，楼上几间屋子挤着睡，白天分散活动，晚上才凑到一处。
7月23日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栋石库门房子里开幕。
到会代表十三人，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
张国焘被推为会议主持。
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坐在长桌一头，底下坐着的是各地来的教书先生、报馆编辑、学生领袖，年纪大的比他大十几岁。
会议开得并不顺。
代表们白天开会，晚上各自回去，路上还得留意有没有尾巴。
7月30日晚上，一个陌生男人闯进会场，说是找人，转了一圈就走。
屋里的人立刻散开，当天就决定换地方。
收尾那天挪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装作游客，摇到湖心，才把剩下的议程开完。
船上备了麻将，一有动静就推倒牌，装作打牌的样子。
那一天从上午开到傍晚，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党的纲领，一份是关于当前工作的决议。
散会之后，代表们各自离开，有人当天就坐火车北上。
各地代表的口音南腔北调，会上常常要人来回传话。
湖北人、湖南人、山东人、广东人坐在一起，为一个词的用法能争上半天。
张国焘居中转达，把各方的意思归拢成几条，再拿去表决。
他在会上的报告写了六千多字，讲各地工人运动的现状，讲组织经验，讲得比不少年长的代表都细。
大会选出了中央局，张国焘分管组织。
二十几岁的人，一下子站到了全国党员的组织中枢。
会后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他兼任主任，管的就是工人运动。
这个机构的名字听着斯文，干的活却很实在：办工人夜校，编通俗小报，替罢工的工人筹钱，教他们怎么推代表、怎么谈判。
那几年，上海的小沙渡、北京的长辛店、江西的安源、广州的码头，都有他的足迹。
1922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前后坚持了五十多天，上海的书记部发动捐款支援，他经手过其中的一部分。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出席了。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吴佩孚下令开枪，林祥谦、施洋被杀，工会被捣毁，北方的工人运动元气大伤。
1923年6月，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为共产党员要不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争得很凶，他是反对得最起劲的一个，会后被中央批评。
三大之后，他留在中央，分管的摊子越来越多，脾气也越来越硬。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张国焘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同年5月21日，他在北京被北洋军阀的侦缉队逮捕。
狱中关了几个月，10月间经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之后，他继续在中央工作。
从1925年到1927年，他的职务换过好几个：管职工运动，管中央的日常事务，也在政治局里占一个位子。
大革命失败的那几个月，他在武汉、在上海来回跑，参加过一次又一次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之后，他仍然留在中央政治局。
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旧庄园里召开，他去了苏联，会后留了下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待就是三年。
这三年，张国焘远离国内战场，吃住都在莫斯科。
1931年春天，他被派回国，中央给他的任务是去鄂豫皖根据地。
【三】从鄂豫皖到延安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这片根据地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山高路远，红军队伍是从黄麻暴动一路打出来的。他到了以后，很快把党政军大权抓在手里。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他任政委。
队伍确实打得不错。
四次反“围剿”里头，前三次都顶住了，根据地一度扩到二十几个县。
可在根据地内部，他推行的“肃反”搞得极凶。
1932年秋天，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撤。
队伍走了一个多月，翻过秦岭，渡过汉水，转到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另辟了川陕根据地。
队伍在川北站住脚，又扩到八万余人。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今天的阿坝州小金县——会师。
会师之后，两支部队开了一次联欢会。
四方面军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一方面军的人马衣衫褴褛，不少人光着脚。
两支队伍一见面，人数差得很悬殊：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只剩一万多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
场面是热闹的，暗地里的分歧却一天比一天大。
中央主张北上，到川陕甘边界去建立根据地；张国焘主张南下，理由是自己人多，应该在军事上说了算。
会师之后，他迟迟不肯动身，先是要权，要人，要中央增补四方面军的干部进政治局，后来索性按兵不动。
两河口、毛儿盖那几次会，开得一次比一次僵。
7月，中央任命他做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名义上他仍是全军的领导人之一。
8月，中央在毛儿盖开会，把队伍编成左右两路北上。
9月，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今天的马尔康市足木脚——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
朱德、刘伯承在会上明确反对，没能拦住。
这一步走得太绝。
南下的队伍在川康边上碰了硬钉子，百丈关一仗打下来，损失惨重，冬天又赶上粮食断绝，冻饿而死的比战死的还多。
1936年6月，他不得不宣布取消那个“中央”。
10月，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赶到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
三大主力总算凑到了一起，四方面军的番号还在，人却少了很多。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他在会上作了检讨，写了《我的错误》。
处分之外，中央还是给了他工作，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后来代理主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到陕西中部县祭黄帝陵。
国民党方面派的代表是蒋鼎文，两人一同行礼。
祭完，他没有按原路回延安，径直上了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
在西安，林伯渠找他谈了很久，劝他回延安，他没有答应。
那几天他住在国民党方面的招待所里，出门有车，吃饭有人陪，跟延安的日子完全是两样。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飞往武汉。
在武汉，周恩来、博古、李克农轮番找他谈话，劝他回去，他一概推脱。
周恩来给他留了三条路：回延安工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或者自动声明脱党。
他选了第三条。
4月17日，他书面声明脱党。
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从1921年在上海主持一大，到1938年在武汉写下那纸声明，整整十七年。
【四】香港的旧楼与百万字旧账
离开延安以后，张国焘并没有过上他想象的日子。
国民党给了他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招牌，让他主持训练班。
这种差事在抗战时还有点用，等到抗战结束，他就成了摆设。
1948年冬天，国民党政权眼看要垮，他带着家眷去了台湾。在台湾住不惯，也插不上手，1949年冬天又迁到香港。
香港那二十年，他过得很窘。
先在报馆写社评，后来自己办过一份小刊物，销路平平。
旧友接济一些，稿费贴补一些，一家人挤在租金便宜的地段。
1950年代，他动过回大陆的念头，托人往北京递话。
那边回复得很干脆：回来可以，先承认错误。他犹豫了很久，终究没有动身。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61年。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批人找上门来，想做中共早期历史的口述资料，约他写一部回忆录，每月给他两千港币的研究费。
这笔钱在当时不算少，够他一家人过日子。
他答应了，从此埋头写书。
稿子写了几年，堆起来有近百万字。
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买下了中文版权，开始逐期连载。
1973年，连载稿结集成书，分三册出版，就是《我的回忆》。
三册的分工大致是这样：第一册写五四到建党，第二册写大革命和莫斯科，第三册写鄂豫皖、长征和出走。
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
写到自己的失误，往往一句话带过，写到别人的失误，能铺开两三页。
书里，张国焘把自己从五四到出走的经历仔仔细细铺了一遍，顺带把同代人也评了个遍。
哪一年谁站错了队，哪一仗谁指挥得不对，哪一次会议上谁的话不中听，他都一条一条写，落笔很硬。
被他点到的，有旧上级，有旧部下，有当年一起开会的人，也有已经作古多年的人。
书翻到中间，情况有了变化。
被他骂过的红军将领不在少数，唯独这两个人，他一次重话也没有说过……
